我与商务印书馆：从受教到合作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研院）

    我国从近代以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出版机构，就其创立的历史、生命力和影响力而言，商务印书馆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务印书馆是现代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是中国现代心智的一个重要塑造者。

    我从学生时代就受惠于商务印书馆的文化食粮，在职业生涯中与商务（这是读书人对商务印书馆的简称）也有密切的联系。今天回顾起来，如果没有商务的支持，我的学术呈现要逊色得多。

    由于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的世界性，我们这代学人从国家的教育规划上都必须是双语的（在汉语和外语并举的意义上而言。如果从具体的外语语种而言，则是“多语的”）。商务是把塑造这种双语性作为自己的目标而获得最大成功的。商务的核心竞争力和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卓越贡献就在于她的团队对于双语性的最优理解和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我个人在学业上取得学位、在学术上取得职称，也都靠双语能力的赋权。

    我们这代人（60年代出生）在中小学是用过商务的《新华字典》的，后来就升级用该馆的《现代汉语词典》了，这部词典是1978年开始发行的。我1978年上了大学才从字母开始学习英语，最常用的是一部小开本、浅绿色软封皮的《英汉小词典》。它有一千多页，是64开本的手掌书或曰荷包书。我在网上查了它的基本信息，是由陈羽纶等先生合编的，商务印书馆1977年2月出了第一版，1978年10月在湖北第一次印刷，定价是1.60元。它的上市就像是专门为我们78级大学生入学而准备的。这是我一辈子用得最多、读得最细的一本“书”。我在大学三四年级时一个一个单词、一页一页背过这本字典。每天用早中晚的碎片时间背并复习单词，背过的页码就撕下来。当最后一页被撕去，整本字典就都进入了自己的脑子。我们这代人把外语的单词和语法作为“知识”学习，而不是把语音作为听与说的能力去练习、培养。这样学外语的缺陷很突出，但是对于后来做文字翻译也有一些好处。

    商务的出版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标志，我的职业属于学术圈，我当然也深受其惠。这套丛书是改革开放后成批推出的，我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双方在1981年相遇了。第一批书里有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四册，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武昌街道口新华书店买这套书的经历。我有一个发小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我周末和他一起到街道口逛书店，看到书架上有四大本的《美学》，我们决定一人买一套回去。我认真通读了这三卷书，从学术上说，黑格尔处理逻辑（理念演变为特定艺术类型）与历史（历史中的艺术体裁的演变）的思想方法作为典范，是我终生受益的学术源泉。对我同样有意义的是，我的大学，可以表述为从读“汉译名著”到翻译、组织翻译“汉译名著”的转换过程。

    我受惠于商务的出版物，是很平常的例子。不过，我有一份特殊的荣幸，就是在职业生涯中能够与商务的学人合作，在商务出版和组织出版翻译著作。我在这里出的第一本译著是《满族的社会组织》（1997年），后来又参与策划、组织翻译了“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人类学视野译丛”。

    我与商务人的合作始于陈胜华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满族的社会组织》。我在1991年10月被录取到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由费孝通先生指导做民族研究。费先生那时在写自己的学术经历回顾文章，俄罗斯人类学家史禄国是费先生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导师，他安排我先翻译史氏的So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Manchus，再去东北满族聚居区做社区调查，做一个关于满族基本社会组织变迁的报告。这本英文著作本来就是商务印书馆在1924年出版的。我翻译此书的过程中联系了在商务的朋友于殿利先生，他把我介绍给历史编辑室的陈胜华先生。译著的选题申报十分顺利。我于1992年的春节期间开始东北满族聚居村落的实地调查，在辽宁凤城的雕窝村经历了小年前到元宵节的活动；1995年5月到黑龙江的瑷珲做了第二次实地调查，完成了满族的核心组织从氏族、家族到家户的变化路线描述的综合报告，附在译本之中。《满族的社会组织》中文版在1997年出版，从立项到出版的时间跨度有点长，这既是受制于该书的内容构成所需要的工作量，也是由商务对译稿的编、审程序的细致认真所决定的。那个时期的商务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公共认知。译书不仅是翻译书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尽可能打通各个方面，如历史与现实、外在与内在。现代文化的双语性，依赖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基本功，但是翻译本在字面上却只是另一个单独的语文，译者及其读者必须以各种文本技巧和话语策略让单语文本承载双语性。从我的经历来看，商务印书馆是提供了这种包容性和承载力的。

    迎接新世纪，是一种把人们置于宏观思想语境的氛围。大致是在1998年，译作室的狄玉明主任知道我对文化社会学的一些著作比较推崇，特别对批评性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感兴趣，邀请我参与策划、组织翻译相关的西文名著。因为狄先生是法语专业出身，当时又有法国大使馆的法语著作出版资助，他就选择从法语著作开始。我并不懂法语，但是从英文读过一些法国学者的著作，就参与进来。好在狄先生请了著名的法国思想文化专家杜小真教授挂帅，我打边鼓就好。虽然从2000年开始出版的“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是我们一个更大设想的其中一个系列，但是当时提到的部分著作后来有机会在人类学系列出版了。单纯看这个法文译丛，我的名字与杜小真教授的大名在一起，多次引起我心虚的感觉。后来的两个人类学译丛把我放在主编的位置，我感觉实在得多。

    商务印书馆能够把人类学作为独立的序列组织出版，还是得益于人类学本身的人才培养，因为这个方面的选题、审查和编辑出版工作都是由人类学博士李霞女士承担的。她在狄玉明先生和陈小文先生的支持下，计划组织翻译出版人类学著作，请我帮助选书、组织学人翻译。人类学在中国是一个拥有大抱负的小学科，我们身在其中，有很多关切都想纳入。我们要兼顾学科建设与思想文化的传播，要兼顾本学科的小众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公众的利用，因此一致同意分经典系列和普及系列来组织选题，出版出来就成为“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和“人类学视野译丛”两个系列。第二个系列从组织选题时就得到周大鸣教授和赵旭东教授的鼎立支持，我和他们共同主编，组织了第一批书稿。

    我和李霞博士策划人类学名著译丛时商定，每一部都要配中国人类学专家的中文版序。感谢二十多位人类学同仁的支持，他们这些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序言为丛书增添了光彩。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译丛成为中国人类学的共同事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参与给中国人类学的双语性注入了平衡因素。这套人类学名著译丛改善了中国的人类学人才培养的学术条件，也为中国社会科学基于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亟需的借鉴。

    在文化上，双语性是国家在现代的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核心指标。对于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双语性尤其具有基础属性和核心指标的地位，因为那些最关键的属性都是在双语性的扎根与发育之后才能够培植起来的。商务印书馆是在参与这个核心工程的事业中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我们这类学人被吸引到商务的翻译出版工作中来，既与她的工作团队的亲和性和执行力相关，内中更与大家对双语性的重要性的共同意识相关。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的社会需求仍然是巨大而长期的，我们如果还能够继续参与其事，将是我们学术人生的幸中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