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学”的一部定鼎之作

    漆永祥教授所著《燕行录千种解题》，作为“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对燕行录研究领域来说，是一件大喜事。

    漆教授是北大中文系的知名学者，早年攻读历史，后改攻文献，对于中国历史、历史文献、文学史和学术史皆有很深的研究，成果丰硕。在韩国高丽大学担任全职教授期间，他偶然接触到了燕行录，从此以研究燕行录作为自己的志业之一，发表了多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而且还是建立“燕行录学”的热情提倡者之一。

    如果说韩国学者林基中编辑影印《燕行录全集》及《燕行录续集》等，对“燕行录学”的成立有奠基之功，那么，漆教授此书，则堪称“燕行录学”的定鼎之作。漆教授为著此书，花了十余年功夫，期间研读了所有能接触到的燕行录，用功之深，在研究燕行录的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及。目前研究燕行录者，多以林基中编《燕行全集》《燕行录续集》为基础，而二书所收之书，皆不明版本，作者也多有不详，甚或有张冠李戴者，利用者稍一不慎，即可能犯错误。所以，对现存燕行录加以梳理，考定作者、版本等，是建立“燕行录学”不可少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漆教授十余年来埋头于此，对于741名作者的1166种燕行录一一加以考订，并撰写提要，成此巨著，对“燕行录学”的成立，功不可没。

    一

    如今学术界所称之“燕行录”，与朝鲜朝后期朝鲜文人所称之“燕行录”已有不同，而成为对明清时期朝鲜派遣到中国的使行人员留下来的纪行文献的统称。所以，现在所称之“燕行录”，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也有人虑及“朝天录”“燕行录”所暗含的政治和心理意味之不同，主张改用“华行录”或“中国行纪”等名称，然而“燕行录”一名早已在国际学术界通行，新名称难以取而代之。漆教授曾在《“燕行录学”刍议》一文指出，我们对此不必斤斤计较，“燕行录”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与色彩，正是其有别于其他“行纪”或“纪行”的主要特征，既无需讳言，更不必避忌，如果改换成纯粹客观的称谓，反而失却本色，会带来诸多不便。

    不过，即使不计较“朝天录”与“燕行录”背后意义之不同，对于“燕行录”一名的适用范围，也有不同的理解。漆教授在研究燕行录过程中，向来重视为燕行录正名。在《“燕行录学”刍议》一文中，漆教授即对“燕行录”称谓与概念问题有专门讨论。漆教授认为，从广义上说，凡到过中国之朝鲜半岛文人的著述，皆可称为“燕行录”；然从狭义上说，“燕行录”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往来中国的闻见录，而是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期，出使中国的使行人员所撰写的纪行录。

    在这部《燕行录千种解题》中，漆教授所取的就是狭义的燕行录，即将燕行录限定为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时期，派往中国的使臣及其他随行人员所留下的记录，或者其他人所著与朝鲜半岛人使行有关的记录。这样做，就可以将非因使命而到中国的朝鲜半岛人所留下的行纪排除在外。不过，在近代以前，除使行之外到中国的朝鲜半岛人，多为犯越民或漂流民，他们又多为平民，不通文墨，很少能留下行纪，只有少数漂流民留下了行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崔溥的《漂海录》。漆教授虽不将此类行纪归入燕行录，但也在附录中另有介绍。不过，将漂流民行纪与远接使的《西行录》等归为一卷，似乎也有所不妥。虽然是因为《燕行录全集》误收，因之也顺便归之于附录，但不如不收为好。《西行录》仅与中国敕使有关，不仅与朝鲜使行无关，与中国也无关，与漂流民行纪相比，关系又远了一层。另外，将中国派往朝鲜的敕使的有关记录及《皇华集》，虽然不作为燕行录，放在了附录中，而在专门介绍燕行录的著作中有此附录，于义理上也有所未安，不如另成一书。

    而且，如何处理其他人所著与朝鲜半岛人使行有关的记录，漆教授在这部书中执行得也不是很严格。例如，将吴明济编《朝鲜诗选校注》和蓝芳威编《朝鲜诗选全集》之类的文献也归于燕行录范围，是否妥当，尚需斟酌。此类文献虽然与朝鲜有关，但是与朝鲜使行无关。此外，《崇德七八年分朝鲜国王来书》虽因朝鲜使行而赍至，但单此文书而归入燕行录，似乎也有所不妥。由此看来，不如恪守自己所定范围，将狭义的燕行录严格限定在高丽、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行记录上更名正言顺。

    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代目录著作的集大成之作，其体例也受到肯定。漆教授在撰写《燕行录千种解题》时，参考了《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无疑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再稍加变改。对于每种燕行录，前皆有标题条目、使团概况、作者小传、作者著述等项，正文为该种燕行录解题，并有提要和简单论评。然而涉及燕行录作者741人，版本1166种，书目（篇卷）1122种，考证作者之生平与著述，版本之异同，固非易事，而要为各种燕行录的内容撰写提要，并加以论评，则更为难办。漆教授积十余年之功，成此三卷巨著，不仅考证详实，论评尤其精当，言简意赅，切中肯綮。读之，常有令人拍案称快处。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虽然有学者盛赞其考证精审、议论公平，仍有许多人指出其舛误之处。《燕行录千种解题》所涉时代，纵跨七百余年，著录千余种，以一人之力而成之，要做到完全准确无误几无可能。更何况，正如漆教授在跋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治燕行录者有“十难”，而且还多与漆教授一样有“五憾”或几憾，要避免出错就更难了。在此书中，我们当然也能找到需要进一步考订的地方。如书中提及“壬午军乱”，指为大院君李昰应所煽动，其实迄今并未发现大院君煽动军乱的证据，一般韩国史学界不持此论。还有以1890年薨逝的朝鲜大王大妃赵氏为高宗李熙母妃，亦有误。赵氏乃翼宗（孝明世子）妃，宪宗母妃，宪宗之后还有哲宗，高宗则继承的是哲宗的大统。但《燕行录千种解题》全书，涵盖上下七百余年中国与朝鲜半岛史事，涉及上千种书籍，即使偶有舛误，也瑕不掩瑜。正如漆教授在跋文中所希望的那样，此书虽已出版，还需要著者与读者继续加以辨误、补正，俾更为完善。

    三

    漆教授提倡建立“燕行录学”。所谓“燕行录学”，即研究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学问。这也是漆教授所下的定义。研究燕行录，范围自然清晰可见，而与燕行录相关的问题，那就漫无边际了。也就是说，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琉球、越南等地历史和文化，都可以利用燕行录为史料。

    然而，正如漆教授反复强调的那样，燕行录固然是研究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交往史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但又是真伪参半而疑信皆存的高风险资料。所以，对于燕行录资料，不能不下一番辨别真伪、去伪存真的功夫，而且周边的主体性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清代，燕行录中所记所言因受意识形态影响，往往与事实相反。所以，漆教授认为，对于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与重要性也不宜过分夸大，“从周边看中国”也不一定看得更清楚，正所谓“‘异域的眼光’有障翳，本土的观察是根本”。此皆应为研究燕行录或利用燕行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者所切记。

    《燕行录千种解题》的出版，不仅为我们更好地利用燕行录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或亦可作为“燕行录学”成立的标志。接下来，为进一步推动“燕行录学”的发展与繁荣，还应点校整理各种《燕行录》。值得高兴的是，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正在张伯伟教授主持下进行部分燕行录的点校整理，单本燕行录的整理，也不断出现。漆教授主持的《燕行录北京史料类编》也已结项，相信很快即能面世。

    总之，《燕行录千种解题》是每一位研究燕行录，或希望利用燕行录资料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人手一部，置诸案头，既利用方便，又获益多多，岂不为快意乐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