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

    集中营的幸存者创作出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各大图书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比比皆是，然而，靠劳动躲过了灭绝屠杀的非犹太裔强制劳工，始终沉默着。几百万东方劳工被运进德意志帝国，成为被整个帝国随意奴役的劳奴。这些背井离乡的劳工们的家园被毁于战火，他们自己在战争中被折磨致死，而这些人的数量至今仍是谜团。

    娜达莎·沃丁，德语作家，德俄翻译家，苏联东方劳工之女。1945年生于德国战后流离失所者营地，母亲自杀后，被一所天主教女孩收养所收养。她创作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一书由新星出版社引进出版，因这本书娜达莎·沃丁被授予莱比锡图书奖、德布林奖。整部书的文字犹如是对一个湮没于主流历史的个体家族碎片的打捞，却在渐渐清晰的丝缕中揭开了20世纪东方劳工黑暗的幕布，钩沉出乌克兰与东欧的世纪悲歌。读者可在一份对抗沉默、拒绝遗忘的悲伤追忆里得见那些曾被深深掩埋的他人的历史，从而避免现代人认知上的过度浪漫化以及悬浮鲁钝，得以在战争之殇中反思并达成共情。

    在俄罗斯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母亲的名字，不过是一场无意义的消遣。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总是一再尝试寻找她留下的足迹。我给红十字会和其他寻人组织写过信，给相关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写过信，甚至给乌克兰和莫斯科素不相识的人也写过信，我甚至在各种褪色的牺牲者名单和登记卡中翻找过，可是从来都徒劳无功，没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条线索的一丁点蛛丝马迹。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模糊的证明，证明她在乌克兰生活过，证明她在我出生前的确存在过。

    “二战”中，她二十三岁，和我的父亲一起，被从马里乌波尔运送到德国服强制劳役。我只知道，他们二人被分配到莱比锡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一家军工厂。战争结束后的十一年中，她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离无家可归的外国人聚居地不远。“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当时就是这样来称呼曾经的强制劳工的。除了妹妹和我，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其他人认识她。而就算妹妹和我，其实也并没有真正了解过她。1956年10月的一天，她一言不发地离开家时，我们还只是小孩子。我十岁，妹妹才刚满四岁。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我对她的感觉多过回忆。

    几十年了，我早就放弃了寻找她。她是九十多年前出生的。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饱经坎坷，经历了苏联的内战、大清洗和饥荒，之后是“二战”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残酷岁月。数十年后，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无异于幻想。除了姓名，我对她的了解所剩无几。

    2013年的一个夏夜，我无意间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输入她的名字，搜索引擎迅速出来了一个结果。我的惊愕只持续了几秒钟。寻人的困难在于，我母亲的姓氏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乌克兰姓氏，和她同姓的乌克兰女性成千上万。虽然屏幕上显示的人和母亲有着相同的父姓，且全名也叫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但是因为和我外祖父同姓雅科夫的人太多，我的发现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我打开链接读道：伊瓦申科·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于马里乌波尔。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显示结果，它仿佛也在盯着我。即使我对母亲所知甚少，但我知道她的确是1920年在马里乌波尔出生的。当年的马里乌波尔，那么小的城市，难道同年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女孩降生人间，并且父亲都叫雅科夫？

    当时，我对马里乌波尔一无所知。在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我从没考虑过要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她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长达四十多年被称为日丹诺夫，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重新恢复旧称。在我心中，从来没有现实的光照进过这座城市。一直以来，在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中，那里是我的家。外界的现实会威胁这个内在家园的存在，所以我尽可能地逃避。

    我对马里乌波尔最初的印象是，在我童年时，苏联内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区别，十五个成员国的所有居民全部是俄国人。这个印象根深蒂固。谈起乌克兰，我的父母就会提到俄国起源于中世纪的乌克兰，起源于被称为“俄罗斯的摇篮”的基辅罗斯。

    对我来说，乌克兰和俄国没有两样，每当我想象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的早期生活时，眼前总是她在俄国大雪中的画面。她身穿那件老式的带丝绒领子和袖子的灰色大衣，那件我见她穿过的唯一一件大衣，穿过灰暗的布满积雪的街道，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空间，那里永远刮着暴风雪。西伯利亚的大雪覆盖了整个俄国和马里乌波尔，一个永远寒冷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神秘国度。我在孩童时期对于母亲出生地的想象，几十年来被我封存在内心的暗室中。

    一天，我翻阅一份报纸的体育版，正想往后翻，瞥到一个词——马里乌波尔。我接着往下看，一支德国球队赴乌克兰和马里乌波尔伊利奇维茨足球队比赛。马里乌波尔还有支足球队！ 光是这件事就让我清醒过来，我心目中的马里乌波尔像一朵腐烂的蘑菇，顷刻间碎落一地。

    我觉得现实比我的想象更不真实。自母亲去世后，她第一次成为我想象之外的另一个人。突然间，我眼中的她不在雪地里，而是穿着轻薄的浅色夏款衣裙走在马里乌波尔的街上，露出手臂和腿，脚上穿着凉鞋。一位不是在世界最寒冷的地方，而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温暖的南部海边，在可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媲美的湛蓝天空下长大的年轻姑娘。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把母亲和南方联系到一起更难以想象的事了，她和阳光还有大海也风马牛不相及。我不得不把对她生活的所有想象转移到另一种温度、另一种气候中。曾经的陌生人变成了新的陌生人。

    多年后，一部我忘记了书名的俄罗斯小说展现了母亲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的冬日实景：巴尔米拉酒店的窗外飘着潮湿的雪。百步之外是大海，我不敢说它是不是在沙沙作响。这片无足轻重、乏味的浅海在沉重地呼吸着，发出咕咕声。不起眼的小城马里乌波尔和她的波兰教堂及犹太教教堂紧靠在海边。发臭的港口，简易的仓库，沙滩上流动马戏团满是窟窿的帐篷，希腊式小酒馆和小酒馆门口孤独、暗淡的灯笼。对我来说，这像是对母亲的隐秘描述，是她亲眼见过的一切。她肯定不知何时经过巴尔米拉酒店，也许还穿着那件灰色大衣，也许就在那样潮湿的雪中，鼻子还闻到港口散发的臭味。

    在我打开的网页上，我还获悉了马里乌波尔让人诧异的信息。在母亲出生的年代，这座小城还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小城送给曾经的克里米亚汗国的希腊基督徒。直到19世纪中叶后，其他种族才被允许到马里乌波尔定居。直至今日，仍有少数希腊人住在城里。母亲的姓氏让我鬼使神差地进入了一个希腊裔乌克兰人的论坛。我心里有种隐约的怀疑在暗涌。对于母亲讲述过的她在乌克兰的生活，我只有一丁点记忆，极其微弱，几乎想不起来。我从未从母亲口中听过greki一词，从来没有。我很确定。

    “亚述的希腊人”也为寻找亲属提供平台，尽管我的搜索经常落空，但我决定还是发一条帖子。发帖得先注册。我还从来没有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这么干过，我以为我不可能逾越技术障碍，但让我惊讶的是，程序非常简单，比在德国互联网上还简单。一分钟之后，我获得了准入许可。

    在搜索情况询问条中，我除了母亲的名字和出生地外，什么也写不出来。我没有填写她的父称，雅科夫列芙娜。我只知道她的父亲叫雅科夫，但不知道她母亲的婚前姓。我还知道母亲有一兄一姐，但并不知晓他们的名字。我有一张乌克兰的结婚证书，从证书上得知，母亲是1943年7月在被德军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嫁给父亲的。在一张由莱比锡劳动局签发的劳工证上记录着，她和我父亲于1944年被运送至德国。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

    现在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呢？ 她的兄姐尚在人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还在世的话，也是相当高龄了。

    以前，在输入俄语时我要把键盘转为西里尔文，逐个字母逐个字母地艰难对照，而现在，我可以在一个神奇的电脑程序的帮助下，直接在普通的拉丁文键盘上打字，程序会自动把拉丁字母转化为西里尔字母。虽然我怀疑在俄罗斯网页上，经过转化程序输入的留言帖能否成功显示，但是几次点击后，帖子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显示了出来。我还在留言中写下了我的电邮地址，然后点了发送。不知留言会发往何处，也许会发到僵死已久的某个地方，一个电子化的虚无之处，一个从来不会有任何人发现我的漂流瓶的地方。

    距离我在“亚述的希腊人”论坛上发寻人帖已将近一周。正当我快要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收到了一封邮件，寄件人的名字无法辨认。我经常收到俄罗斯寄件人的电邮，但是这一次我的邮箱系统没有识别西里尔字母。一位有着希腊姓氏、名叫康斯坦丁的人请我提供有关母亲的更详细的信息。有人愿意帮我找人，他需要进一步了解要找之人。

    我在寻亲过程中还从未到过这一步。一个远在马里乌波尔的男人愿意帮助我，并且，如果我能给他提供更多信息的话，他还会继续帮下去。可是，我没法再给他提供更多的信息，我知道的全部都写上了。我为自己感到羞愧难当，就像一个无能的证明，一个耻辱。我对自己的母亲竟然所知如此之少。但是与此同时，我像得知了她的消息一般。借一位陌生人之眼，我望向马里乌波尔。事实上，她生活时期的马里乌波尔，旧物旧景所剩无几。德国军队在战争中把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变成了瓦砾和灰烬。

    我对这位友好的有着希腊姓氏的康斯坦丁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的热心肠，并向马里乌波尔送去了我的问候，同时我以为，在这一次失败的寻亲后，我的母亲将永远堕入黑暗。

    事实上，我并不是出于偶然才在俄罗斯搜索引擎上按照母亲姓氏来寻人的。长久以来我有个念头，就是想写我母亲的一生，记录这位在我出生前居住在乌克兰，曾在德国劳动营里待过的女性。可是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从未谈起过强制劳役的过往，她和父亲都没提过，至少我一次也回忆不起来。我记忆中她讲述的乌克兰的生活，也只剩下零星片段，如同模糊的磷火。我只能尝试利用诸如母亲生活过的时间和地点之类的已知事实，基于历史编纂来虚构她的生平。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本过去强制劳工写的书，找寻一个文本化的声音，让我可以辨认方向，可一直徒劳无功。

    集中营的幸存者写出了世界著名文学作品，各大图书馆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书籍比比皆是，然而，靠劳役躲过了灭绝屠杀的非犹太裔强制劳工，始终沉默着。几百万强制劳工被运进德意志帝国，整个帝国的康采恩垄断集团、企业、手工工场、农场、私人家庭，按照份额随意奴役这些“进口的”劳奴，战后的几十年中，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强制劳工的遭遇——不同来源的数目相差巨大——却只是偶尔出现在教会简报或者地方周日报纸的一篇单独且简短的报道中。而且大多只是顺便和犹太人一并提及，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注脚。

    我大半辈子时间里完全不知道，我是强制劳工的孩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父母没有提过，我身边的德国人也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强制劳工这回事。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属于某种废物，战争遗留下来的某种垃圾。

    我回忆起脑海中关于母亲的第一幅画面：我四岁左右，当时我们住在一家铁器工厂的简易仓库里，那是我父母在德国找到的临时避难所。离开工厂大院是要受罚的，但早在那时我就经常试图违反禁令。工厂大院后面，从宽阔的莱厄大街开始是另一个未知的世界。那里有店铺，有轨电车，有没有战后废墟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有像宫殿一样的房屋，石头造的，有大而笨重的门和高高的窗户，还挂着窗帘。还有一片草坪，上面长着野梨树。我从来没吃过梨子，我想知道梨子是什么味道。可是我太小了，我够不到树枝。我尝试用一块石头去砸，石头砸断了一根树枝又飞向了我，像回旋镖一样在我脸上砸了个洞，与我的左眼有一厘之毫。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回家的，只记得我站在工厂大院里，不敢走进我们住的仓库。热乎乎的血从脸上流下来，滴在我的衣服上。透过仓库开着的窗户，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她正低头用搓衣板搓着衣服，一缕深色的头发滑落到她脸上。她抬起头，看到了我，我看着她。那幅画面是留在我记忆中关于她的第一幅。画面始于她的一声尖叫，然后剩下的只有她的眼睛。充满恐惧的双眼。这双眼睛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惧来自远处，远远地越过我，不可捉摸，深不见底。那恐惧，伴随着她的念叨：“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响在我的童年中：“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

    我有两张她在乌克兰照相馆拍的肖像照。其中一张照片里，她很年轻，十八岁左右，旁边是一位温柔的白发女性，我不知道她是谁。我母亲极其瘦削，或许是营养不良，她身穿一条朴素的夏季连衣裙，浓密乌黑的头发剪成了短刘海发式，也许这样在当时很时髦。显然，摄影师试图展示他的艺术技巧，给我母亲加上点神秘感，在她的左半边脸上打了阴影。她看上去像个孩子，但她脸上的无辜和无助却带着惊恐之色。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纤细脆弱的人能承受那样的惊恐——如同千钧系在一发上。她身边的白发妇人尽管看上去温柔亲切，但带有一些阳刚气，看她的年龄应该是我母亲的母亲。她穿着一条白色尖领的灰裙子，姿态端正，表情严肃，脸上带着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倔强。这张照片大概是1938年拍摄的。

    第二张照片中，母亲明显大了些，照片很可能是“二战”时拍摄的，在她被运送之前。她双眼望向深不可测的远方，忧郁中带着一丝微笑。乌克兰民间风格的头巾包裹住她的头发，露出面庞。也许她是为了留下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张照片才去拍的，留作纪念。

    每个看到这张黑白照片的人都会感叹，好一个美人啊！ 自我童年起，母亲的美丽就是一个神话。我经常听到别人赞叹，好一个美人啊。与此同时又感叹，好一个不幸的女人啊。美丽和不幸看上去都属于母亲，谜一般交织在一起。

    除了三张照片，我还有两份之前提到过的官方文件。为了能看清父母的结婚证书，我得把这张明信片大小的纸放在镜子前。证书是一份神秘的影印本，黑底上是左右颠倒的白色手写体。靠着镜面的反向我能辨认，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于1943年7月28日在马里乌波尔和我的父亲正式结婚。证书是乌克兰语的，印章已经褪色，但是德语词 Standesamt（民政局）清晰可辨。这份不起眼的文件简直是个奇迹，它不仅经历了战争、流放、劳改营，还经过了战后多个营地的艰难辗转跋涉，而且在我多次搬家后也没丢失。一份跨越七十多年、经久牢固的证明，证明我父母那段并不长久、灾难般的婚姻。

    母亲的德国劳工证已经下落不明，可能不知何时在我写字台的某个黑暗角落里化成了灰烬，但是我记得，她的劳工证上除了名字，其余的和父亲于1944年8月8日在莱比锡拿到的一模一样。而父亲的劳工证还在。一张肥皂大小、对折的纸片，严重破损泛黄。

    两份历史久远的文件——结婚证书和劳工证，三张黑白照片和一尊母亲装在包袱里的古老圣像，就是我继承的全部家产。这尊圣像，纯金底上手绘的是俄国东正教最重要的圣人群像。每个细节栩栩如生，连圣人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稍微仔细点，我还能忆起，母亲是怎样讲述她的家庭在乌克兰的贫困，还有长期饥饿的。在我的记忆中，恐惧和贫困构成了她在乌克兰生活的基调。

    很长时间以来，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战争中的母亲和德国占领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被占领地区的所有居民必须为德国人劳动，无一例外。谁劳动，谁才能得到食物券，没有食物券就无法生存。可是战争爆发时母亲不过只有二十一岁，却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被德国劳动局雇来专门招募送往德国的强制劳工。做这份工作，对于后来充当强制劳工的母亲，无异于自掘坟墓。

    在此之前，我对东方劳工的事情几乎闻所未闻。对许多事一无所知的不仅是我，不少我认为通达、对历史有一定认知的德国朋友也不知道，在曾经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到底有多少个纳粹的营地，有人说是20个，有人说是200个，还有少数人说有2000个。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研究数据显示为42500个。在世界史里，在20世纪妖魔丛生的悲剧中，我越来越晕头转向。关于第三帝国强制劳役的报道完全是盲区，充满了无稽之谈和自相矛盾。我的主题明显不是我能一手掌握的，我头昏脑胀。我自问，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还能够得上那口气，把这些浩繁的材料都弄明白吗？ 究竟有没有文字记录这一切，记录籍籍无名的母亲的生平，而她的命运是百万千万人的命运写照？

    （本文摘自《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德］娜塔莎·沃丁/著，［德］祁沁雯/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4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