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石可以作津梁

    《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传至海外时间较早且备受重视，是世界汉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如果从五世纪外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算起，《诗经》在海外流传的历史已达一千六百余年，积累了可观的学术成果，成为诗经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语言有差异，时空有阻隔，想全面吸收利用这份成果，对国人而言却洵非易事。新近出版的《世界汉学诗经学》丛书，集中介绍世界各主要语种有关《诗经》接受传播史、译介有代表性的论文、评价重要的论著，对域外诗经学作了一次全面的检视，为国内学者架起了通往此域的津梁，堪称《诗经》研究的基础性工程。

    《世界汉学诗经学》由中国诗经学会创会会长夏传才先生首倡，继任会长王长华教授踵其成，计有四种，涉及日、韩、英、法四个语种。《日本诗经学要文校录》聚焦于日本诗经学的新材料，选录能够代表作者学术思想、学术背景等信息量较大的文章，以点带面，藉以反映日本诗经学的学风、特点及发展脉络等。《韩国诗经学概要》以若干重要学者为中心，介绍他们所处的时代及研究成果，展现韩国诗经学的轮廓，以及中国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影响图景。《法国诗经译介史》将法国译介及研究《诗经》的历史分为草创、发展、繁荣、鼎盛与衰微四个时期，分阶段阐述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总结其在域外传播的规律。《英语世界的诗经学》以时间为轴线，将《诗经》置于欧美汉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以此观察中国典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经历的种种历程。四种著作，互有发明，各有优长，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共同描绘出域外诗经学的大致面貌。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诗经学”始于“五四”；而对域外诗经学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迟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尤其是最近二十年，域外汉学渐成显学，海外诗经学的一些重要成果，陆续被介绍至国内。然而，这些研究和译介，多以一国或单一语种为限，且相对分散，很难反映域外诗经学的全貌。夏传才先生说：“《诗经》外传东亚各国一千多年了，译传西方四百年了，了解他们接受的历史、评论和研究成果，知彼知己，想可能发表我们自己的有效的话语，才可能有所借鉴，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做的工作。遗憾的是，四百年来没有人认真系统地来做这个工作，只有蜻蜓点水式的粗略概述，近百年来中只有两三本并不高明的译本。”（《编写说明》）正是感于这种现状，夏先生晚岁不顾年迈体弱，毅然振臂一呼，组织力量编写这套丛书。而今，《世界汉学诗经学》的出版，实现了夏先生的初衷，弥补了以往的这种缺憾。可以认为，《世界汉学诗经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它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域外诗经学的成果，为《诗经》研究贡献了一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世界汉学诗经学》所收四种著作，虽体例不一，作者各殊，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基础性资料的甄别与使用。作者以原始资料为主，力求穷尽相关语种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语言表达上，多做客观性介绍，而少泛泛之论。因此，丛书具有一种资料丰富、言必有据的朴学特征，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

    《世界汉学诗经学》在文献学方面体现出的这种特质，首先缘于作者对学术规范的自觉。作者之一张万民说：“曾经看过一些著作，引文辗转沿袭、前后矛盾，欲按照注解查索原文的出处，又常常不知所踪，这是我作为读者时经历过的痛苦，现在作为作者，不愿将这样的痛苦施于我的读者身上。因此，本书力求所有研究都尽量源自一手资料，清楚注明资料来源，其间的引文，除了注明采自常见中译本之外，其余都是我自己从一手资料中译出。”（《英语世界的诗经学·后记》）这种切身体验，使他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学术著作的原则”。正因为有这种学术的自觉、自律，作者在文献搜集、写作规范等方面，避免域外汉学研究中常见的辗转引用材料的稗贩式做法，力争无一字无来历，使著作具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和文献价值。

    除了“心力”，这些著作也同样凝聚着作者的“体力”。四种书的作者，均系外语专业出身（其中一位系韩国作者），且有多年海外求学及研究的经历。书中的资料来自他们经年的积累，除图书馆外，不少资料得于旧书市场，或其他途径，这更不是一般短期访客所能具备的便利。王晓平说：“书中很多资料，都‘淘’于日本的旧书店即‘古书屋’。福冈的、东京的、京都的、大阪的……每逢秋季，京都、大阪等地，固定的场所都有旧书展，千忙万忙，都是绝对舍不得缺席的。正如我在大学的指导教授川本皓嗣所说的，逛旧书店，逛书展，既要‘经济力’，也是体力活儿。今天看到这些经过整理的资料，就不由得想起那些还埋在旧书堆里的《诗经》文献。”（《日本诗经学要文校录·后记》）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长期海外游学的经历，没有一种集腋成裘的执念，就不可能获得这些珍贵资料，相关著作的诞生更无从谈起。

    当然，客观条件所限，其他一些语种如俄语、德语等的相关成果，目前尚未能收录到这套丛书之中，我们期待着来日的合璧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