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议·平实·平和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曾被讥讽为“《选》学妖孽”的《文选》学能够逐渐复兴，大半得益于版本研究条件的改善。敦煌写本及域外写本、刻本的发现和研究，使得以实事求是为精神的清代《文选》学，亦凸显臆断之弊，因此，以版本研究为中心、以求是为追求，在继承清人中突破清人，便成为四十多年来《文选》学的重要特征。刘跃进先生曾撰有《〈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便是兼具现代意义和古典精神的古籍整理著作。在编纂该书的十多年间，刘先生撰写了二十余篇《文选》学论文，加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撰写的数篇，汇集为《〈文选〉学丛稿》，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之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文选》综论”“《文选》析读”“《文选》中的文学批评史料”三辑。第二辑涉及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彪、班固、班昭、苏李诗、古诗十九首、三谢、陶渊明等作家作品，以及四言诗、骚体等体裁，大体以汉代文学为中心。第三辑涉及《毛诗序》《典论·论文》《三都赋序》《文赋》《宋书·谢灵运传论》，以及曹丕与吴质、繁钦之间，曹植与吴质、杨修、陈琳之间的往还书信，大体以魏晋文学批评为中心。显然，刘先生的《文选》研究是在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展开的，即使关注文学批评问题，重心亦不在概念范畴的辨析，而是从细读文学史料出发，综合运用校雠学、小学、史学、文学的知识，阐释文义、抉发文心，析论其在文学史中的特色与价值。第二、三辑的文章中，有不少是在《古典文学知识》和《文史知识》这两种兼有学术性与普及性的杂志上发表的，从其行文风格和读者指向来看，这样的写作贯彻了作者“于公于私，均有裨益”的著述理想。

    刘先生推崇严耕望集腋成裘式的研究，认为做资料长编既能引导自己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又能“为学界提供一部经过系统整理的参考著作”，其《〈文选〉旧注辑存》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彰显了学术工作如何实现公私兼济。而《〈文选〉学丛稿》则是另一种公私兼济，作者通过逐字逐句的疏通文义，引导读者“熟读而精思”，由此，“五四”时代推倒的“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重新被激活，可以被大众读者所理解，“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建设，与《文选》学亦不再是势不两立的了。

    书中文章多有以“平议”标目者，如《段玉裁〈文选〉研究平议》《班固〈典引〉及其旧注平议》，论《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首节题“分篇诸说平议”。即使不题“平议”者，亦多遵循持平、平允、平正的学术立场，多闻阙疑，慎于立说，倾向于在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这样的学术立场，成为刘先生自觉的学术追求，甚至形成了其鲜明的学术方法，不妨称之为“平议”法，即在讨论某一学术问题之前，首先必胪列众说，逐一辨析，少作悬测推论，而是在史料允许的限度之内辨析是非、推陈出新，如其论《过秦论》的分篇缀合、《子虚》《上林赋》的分篇、“苏李诗”的年代、陶渊明的生平等，无不如此。近现代学人著述以“平议”命名者，如俞樾《群经平议》《诸子平议》，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无论所议为经、史、诸子、小学，皆以持平求是为旨归。《荀子·大略》云：“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参验以远事近物，秉以平心，不避守成，从文献出发来讨论文学问题，成为刘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方法。本书以未刊的《中古文学文献学》修订本的其中一章开篇，综合讨论《文选》的编者、成书年代、文体分类、注释、版本及《文选》学，即可见出作者的用心。

    “平议”之法，带来了学术风格的“平实”。这种平实的风格，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解读文本，重视异文的比勘。刘先生系统总结了清代《文选》学家在文字、训诂、版本研究方面的成绩和不足，指出前人因没有条件见到《文选》众本而带来的诸多问题。因此，在解读文本时，特别注重版本校勘，在补正清人的基础上审慎判断，以解决文学史中的疑惑，譬如，通过尤袤刻本的探源以修正胡克家说并追溯“感甄说”的缘起，便是个经典的例子。在研究班固《典引》旧注的过程中，刘先生以奎章阁本校订诸本，厘清了蔡邕、李善、李贤、五臣诸家注释的关系，后来将此方法推广到《〈文选〉旧注辑存》的工作之中，全面记录了《文选》诸本的主要异文。在精读曹丕、曹植兄弟与建安文人往还书信的文章中，同样重视记录异文，尤其是对曹丕与繁钦书信异文的考辨，剖析毫厘，擘肌分理，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文本世界。其二，分析作品，每以系年为先务。刘先生曾与曹道衡先生合作完成《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又独立撰述《秦汉文学编年史》，非常重视在历史时空中理解文学作品。本书对作品的研读，首先着力的多是写作时间问题，如考订曹丕《典论》定稿于建安最后两三年间，当时他仍为太子；考订曹植《与杨德祖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五、六月间，在曹操进位魏王的一两个月之后。这些系年对历史语境的还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建安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汉魏文学精神由此亦有了具体人事的依托。其三，研究作家，善于通过比较揭示其特质。《文选》与《文心雕龙》是否有关，学界颇有争议，刘先生对此存而不论，而在分析骚体时，指出萧统重赋而刘勰重骚，二者对诗、骚与赋源流变化的认识不同，这是文体亦是思想观念的比较。以据扬雄自传成文的《汉书· 扬雄传》与同样具有自传色彩的《五柳先生传》摘句类比，揭示扬雄对陶渊明的影响，这是语词亦是形象的比较。以谢灵运“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与陶渊明“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探求二人归返自然的真与伪，这是诗心亦是人格的比较。刘先生说曹丕、曹植兄弟，一个是理智型、权力型，内向沉静，一个是情绪型、审美型，外向善交际，又说“一个力主文章可以经国，一个蔑视辞赋小道”，前者并不一定是真心倡导文学，后者也不是真正看不起文学，“都是站在政治立场上看文学”，这是文心亦是心理学的比较。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按照这种划分，文本校勘和作品系年显然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刘先生的学术工作最初亦正是以外部研究见长的。但从上述作家比较研究来看，关涉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又延及文体、修辞、文心，似乎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融合。反观其校勘、系年的工作，何尝不是内部研究得以深化的起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鉴赏风气正盛之时，刘先生选择在冷寂的古典文献研究之路上踽踽而行，而在文献易得、E考据盛行的今天，先生又由博返约，提倡回归经典，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为更广泛的读者解读作品，从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这种“走向通融”以实现“回归中的超越”（二语皆刘先生著作名）的努力，反映出先生治学兼容并蓄、守正创新的“平和”境界。

    本书不止于从文献学回归文学，理性看待段、顾之争，出入于汉、宋之际，更可见出刘先生对“平和”境界的追求。清人论学多持门户之见，段玉裁、顾广圻即曾就《文选》发生论争，顾氏断言尤袤刻本多有增改，段氏则不以为然。刘先生在《段玉裁〈文选〉研究平议》一文中辨析总结了段玉裁以小学为本的《文选》研究理念和校勘实践，虽大体认为段是而顾非，仍客观指出段氏引书多非善本、勇改原书文字、忽视文脉文理等不足。在校勘学方面，顾广圻主张“以不校校之”，段玉裁主张定底本及立说之是非，刘先生非常重视清代小学家的《文选》研究成果，在段顾之争上，似乎倾向于段氏，观《〈文选〉旧注辑存》大量征引小学家对文字、训诂的考证可知。然而，在校勘的方法上，《〈文选〉旧注辑存》却谨慎地采用了顾广圻“以不校校之”的办法，前列异文，后下案语，不改正文，手写本中的异体、俗字，亦利用现代技术造字而将原样保留下来。这种消弭门户、平和中正的作风，同样洋溢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因此，当我们看到《朱子语类》启发先生熟读经典，从博涉文献转向涵泳作品，便可知汉、宋的界限在先生这里也是不存在的。

    刘先生三十年来在《文选》学及汉魏六朝文学领域跋涉的足迹，学问的生长变化，在本书中都得以记录下来。更重要的，读者很容易从中寻绎到不同时期师承对他的影响。学术传承，端赖于尊师重道。对老师们的深情，转化为对学术方法的揣摩和研习，由此成就了自身的风格与境界。对于后学而言，这才是最可宝贵的学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