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古铸今寻绎正解

    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孔子燕居》）孔子的话表明，《诗经》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产物，从产生之初就是与礼乐结合在一起，是先王政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事务及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诗经》承担的文化意义，不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学科所能涵盖的。20世纪以来，人们开始用纯文学的视角看待《诗经》，以致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礼乐制度背景来解读诗义，从而也就违背了“知人论世”的解诗原则，导致了近百年来人们对《诗经》篇义的悖离与疏远。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以《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客观地解读《诗经》，《诗经：古义复原版》（方铭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既是名为《诗经：古义复原版》，自然就要正视《毛诗序》的价值与作用。秦火之后，汉代传《诗》主要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为今文经学，毛为古文经学。汉代以后，三家逐渐消亡，《毛诗》独传。后世虽然对于《毛诗序》仍有争议，但这并没有妨碍《毛诗》的广为传布，并且《诗序》已经成为历代学者解读《诗经》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处于两千年后，要解释《诗经》，无《诗序》更是难得其门而入。但是近代以来，学者大多怀疑《诗序》的可靠性，弃序不用。对此，方铭指出：“孔子的讲义不应该是凭空杜撰的，成伯玙《毛诗指说》云：‘序者绪也，如蚕丝之有绪，申其述作之意也。’则《诗序》的最初作者应该是《诗》的原作者或者整理者，后来被大师引用在教学活动中。孔子之教学活动，常以《诗》为教材，述而不作，必用前人之《序》。如果认为采诗官所收集的诗可能没有诗人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以六《诗》教国子和陈诗以观的大师不知道每一首诗的主题，天子在欣赏诗乐舞时不知道所赖以观风俗知善恶自考正的风雅的主题，庙堂祭祀者不知所奏音乐的内容，那无疑是荒唐的。”这样的分析显然是符合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并紧扣当时《诗经》产生背景的。同时在对历代学者的论述考察的基础上，方铭得出结论说：“《诗序》是诗人创作动机及汉代以前的学者研究《诗经》的结晶。而其中浸染的孔子的心得一定不少。《论语》《诗》论，与《诗序》的精神相合，而孔子的《诗经》学说，远不至此，上海博物馆《孔子诗论》的发布，更加说明《诗序》的可靠性。”这就再次肯定了《诗序》的价值与作用，为复原《诗经》古义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四家诗，方铭引用《诗经》研究大家黄焯《毛诗郑笺评议序》中的观点认为，四家诗“校其朔，则皆出子夏，与《毛传》足互相发明，有未可偏废者，《毛诗》以篇义独完，故详于训故，而于义稍略，于数家中最可依据”。并且肯定“黄焯先生论述三家《诗》及《毛诗》的消长，可谓极其客观”。

    方铭对于《诗序》的研究有着长期的学术积累，曾撰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诗序》做了相关考察论述。从其发表的一系列论述中，既可以看出方铭对于《诗序》的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也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对出土文献的重视与利用。因此，这部《诗经：古义复原版》就是在《诗序》的基础上来寻绎《诗经》各篇的正解——在《诗序》所确定的框架内，尽力解决看似有“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地方，真正恢复作《诗》者的本意。

    赵敏俐教授在为本书做的序中写到：“《诗经古义复原》以《诗序》为理解《诗经》各篇主旨的纲领，注意挖掘作诗者的本义和作为《诗经》编选者的《诗序》作者的出发点，即把诗的本义与《诗序》所体现的《诗经》编选者所期待的诗的传播和接受意义结合在一起，这不仅有益于挖掘诗义，同时更有利于认识《诗经》的传播史意义。”

    复原《诗经》古义，自然指的是《诗经》各篇的本义，而这与20世纪以来对许多诗篇的理解是多有不同的。如《关雎》篇，近代以来多把它当做一首爱情诗来看待，而《毛诗序》却说：“《关雎》，后妃之德也。”对此该怎么理解呢？ 顺着《诗序》提供的线索，方铭辨析说：“今人多以爱情诗理解此诗，以为《诗序》大谬，其实不然。案此诗本与爱情相关，‘君子’为周士大夫及天子之称，作者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核心，告知君子求偶，不求女子貌美，而求品德娴淑。周大师收集国风，目的在于‘正得失’，‘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周天子是诗的第一读者，周天子读诗，就不能仅仅限于诗的表面内容，而更要关心透过诗文本本身所蕴含的中心意旨。君子阅读此诗，不是为了学习主人公之辗转反侧之思美女，而在于辗转反侧寻找娴淑女子。也正因此，《诗序》以为此诗体现后妃之德，而孔子编辑《诗经》，也以该诗为‘四始’之首，其深思熟虑，就在于此。”

    又如《柏舟》一诗，今人多认为这是一首弃妇诗，但是《诗序》却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郑玄《毛诗故训传笺》说：“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则贤者见侵害。”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笺》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进仕，故言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与小人并列也。言不能奋飞，是在位不忍去也。”可见，这显然不是一首弃妇诗那么简单。通过分析，方铭认为此诗是“写仁者不遇明君，而遭小人侵害，孤立无援，无法容身，内心痛苦挣扎而又无法抒发”。这个解释肯定了《毛诗序》的说法，指出了诗篇真正的义旨所在。

    再如《蒹葭》一篇，今人也多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内容主要是写主人公对恋人的追求可望而不可得。但方铭却指出：“这是一首讽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而致缺少贤才的诗，因此，诗人发出求贤之音。”这样的解释乍看之下似乎很突兀，但是如果我们循着《诗序》《毛诗故训传笺》提供的信息仔细去看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很有道理的。

    同时，这部著作紧扣当时的社会背景来阐释《诗序》，解读各篇主旨。如《羔羊》一篇，《诗序》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郑玄《毛诗故训传笺》曰：“《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另外，朱熹《诗集传》曰：“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故诗人美其衣服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也。”崔述《读风偶识》曰：“此篇特言国家无事，大臣得以优游暇豫，无王事靡盬，政事遗我之忧耳。初无美其节俭正直之意，不得遂以为文王之化也。”通过以上的引述来看，各家都认为此诗所描写的对象是在位的执政者，但是有的提到了文王之化、节俭正直，有的提到了从容自得、优游暇豫，那么对于这些看似相联系而又矛盾的观点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方铭认为：“这首诗描写的是西周以地方自治为政体，以井田制为基本经济制度下，官员无为而治的轻松生活。官员穿着羔羊皮裘做的官服，白丝打着五个结，悠闲地从官府回家吃饭。”这样不仅指出了诗的主旨所在，而且把产生这种情景的环境点了出来，这显然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紧扣当时的政治体制的，当然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诗篇原义。

    《诗经：古义复原版》这部著作虽名为“复原”，但除了引用古人的观点外也不弃新说，而是尽量采用近代以来可以与诗旨相发明的地方，甚至有的地方还引用了不同观点，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比如《卷耳》一篇，《诗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方铭的解题为：“此诗为后妃思念在外远征之君主辛劳的诗歌。”与此相应，书中又列举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与朱熹的《诗集传》以相发明，并且又引用了明代何琇《樵香小记》与清代戴震《诗经补注》以相参照。之后又补充说：“今人又有女子思征夫、征夫思家室两种解法。”随后列举了褚斌杰、程俊英的观点以说明。最后又引用了孙作云的观点，即认为本篇原为两首诗，以作参考。这样既点出了本篇的诗旨所在，也能够使古今各家观点相互应照，并且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多有用信息。当然对于那些明显脱离时代背景、望文生义的观点，书中也同样给予了否定。

    正如赵敏俐教授《序言》指出的那样，在诗旨阐发和诗意训释方面，“《诗经古义复原》引证丰富，特别注意唐以前的《诗经》研究成果，同时，兼采唐以后及时贤的见解，体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关于词语的解释，书中也是注释详尽，并且“在众多注解中，又有明确取舍标准，因此，丰富而不繁复。”

    方铭在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学有着自己的传统，他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是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显然《诗经》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但近代以来，有学者在西学的影响下，或以为“治《诗》三百五篇者，当知有诗而不必知有经”，这显然背离了中国文学本位立场。所以方铭一再强调：“否定《诗序》的研究者跳出《诗序》的框架，为《诗经》的多义性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为全面、准确的理解《诗经》开创了新思维，但是，这样的结果，且不说可能背离作诗者的本义，也同时极大地削弱了《诗经》传统的号召力。”意即如果否定掉了《诗序》，不仅不能够帮助我们全面客观地理解《诗经》各篇的意思，甚至于对我们继承传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复原《诗经》古义，就是要在《诗序》的基础上熔古铸今，寻绎正解。这无疑能够校正两者之偏，并且这也是一种在新时代下对纯正学术的探索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