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菜和著述

    《优悠随笔》是孙家洲教授的新作，是一本学者写的随笔集。学者写随笔，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的意思。上个世纪的一位学术名家说过，小品类的文字只是酒席上的拼盘，当不了正菜。随笔和小品同出一路，自然也当不了正菜。这位名家甚至把洋洋三十万言的一部自传，列为他的著作的“自序”，并说：“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之著作之总序也。”这是我看到和读过的最长的序言。这样做，显然是有意将自传类的文字区别于他的那些可以当正菜的论著。学者大多认同这个门槛，遇到写自我介绍，先拣“正经”的著述罗列，即先上正菜，甚至只上正菜。

    学者自甘小众，或故作精深，从心态看，是出于一种学术至上的思维惯性。但学术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学术正菜，看上去山珍海味，庞然巨制，其实不过一纸智力游戏，至少不乏游戏的含量和味道。说穿了，是“玩”出来的；学者之间的认同或否定，也多属于象牙塔里的交流。

    学者不拿写随笔当正业，不等于排斥这类文体，甚至成名成家后，热衷于出随笔集。只是学者的随笔集，弄不好就写成了论文集。学者写随笔，要害在跳出学术的套路，把他们的学识、品位、情趣、见闻、思考等等，用浅显的白话告诉读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把正题写成闲书。这样的文字，比起腾云驾雾的论文，读起来更有滋味，于社会也更有益处。

    《优悠随笔》便是一本名副其实的闲书。当中有忆旧、怀人，有寻古、品书，有沉思和感悟，也有故乡的往事，独无正襟危坐“颠”出来的学术大菜《优悠随笔》的开篇《郑昌淦先生小传》是命题作文，作者却在规定动作中见缝插针，夹杂一些私人化的点评。如说郑先生讲课，“时有嬉笑怒骂之语”。作者是高我一级的学兄，郑先生是作者的导师，也是我们的课任老师。一笔“嬉笑怒骂”，立显传主的风采，也勾起我对上学时光的回忆。郑先生每次上课，事先都把当堂要讲的史料用毛笔抄在五颜六色的报纸上，张挂于黑板，他的“嬉笑怒骂”，经常是在用教鞭解读这些史料时；郑先生的另一特点是烟瘾大，吸烟不分课上课下，而且只吸当时市面一般见不到的过滤嘴烟，记得有一次他掏出的烟盒是光荣牌。郑先生课上的“嬉笑怒骂”，又经常与“吞云吐雾”相伴。学生普遍偏好不爱照本宣科的老师，郑先生便是这样的老师。郑先生去世时，我们班在京同学悉数到八宝山送别。这是毕业近四十年来仅有的一次。

    作者的老家在山东莱州东宋村，东宋也就成了《优悠随笔》中一组文章的主题。当中一篇的开头调侃道：“研究中国历史的学人，知道北宋、南宋，几乎没有人知道东宋。我计划弥补这个缺憾，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写一部《东宋》。”读者在乐呵之余，阅读的兴致也随之而来，这才是学者写随笔应该有的笔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村庄发生的故事，往往能成为中国乡村生活的缩影，加之作者史家的眼光，一部“东宋”，不仅可以覆盖大江南北同龄人的共鸣和叹慨，而且可以成为后人反思那个年代的可信的史事。

    作者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退休，没有脱离过秦汉史研究的岗位。因而《优悠随笔》的字里行间，仍留有一些学术的痕迹和气息，但所涉话题，多非学术本身，而是借题发挥了。例如外出旅行或考察，面对历史遗迹，作者常能发出古今一脉的感悟，这是一般旅行者做不到的，也是史家在日常生活中特有的便利或优势。《太史公墓前感悟“班马异同”》即是典型的一例。这篇“感悟”几近万言，有溯源，有征引，有排比，有分析，作者的立场和倾向也融于当中。若没有长年做研究的根底和学识，这些感悟是无从生发的。钱穆年轻时，在家乡无锡太湖边的两所小学教书，经常乘船穿梭两校。一次在船上读《史记·李斯列传》时，顿感“上下千古，恍若目前”。我想，作者在《史记》作者的墓前，也有类似钱穆的感觉。因为文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话：“站在司马迁墓祠前，目睹司马迁身后殊荣的种种体现，联想班固墓地沉寂的境况，两相对比，相差悬殊。抚今追昔，深有所得！ 自存内心，得闲时，或亦告同道。”

    作者在自序中说：“朋友们在表扬我的时候，时常用到一个词‘性情中人’。我很享受这样的赞誉……”《优悠随笔》的字里行间，乃至标点符号，都不难让读者看到一个性情中人的影子。末篇《退休感怀》归纳了作者职业生涯“几项得意之事”，当中的两条，可以当作作者对“性情中人”的一种自注，也可以当作读者读《优悠随笔》时一个必要的参考和说明。

    “得意之事”之一是与喝酒相关的心得。作者说：“多数真心交往的朋友是酒友。酒酣耳热之时，最能够流露出一个人的本性，酒场也就是交往人和淘汰人的最佳场所。按照我的体会：喝过一场‘大酒’、彼此说过一番酒话的人，在交往的深度上，要远远超过几次的学术研讨会上无关痛痒的讨论切磋。”作者践行汉代人物“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遗风的情景，跃然这段文字中。由酒品而及人性，而及人品，信哉。

    “得意之事”之二是与当“院长”相关的心得。作者在人民大学任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历史学院院长多年。作者说：“我担任院长期间，对院内的同事，从来不敢以院长自居，更不曾以院长的口吻与同事说话；同事们当面也不以‘院长’称呼我。”作者还说：“从根本上说来，我担任院长时，就没有把这个位置当作一个‘官位’来看待。”这样的院长，在如今的高校，即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数得过来的。

    孙家洲教授身为人大“杰出人文学者”，当然是务正业的，当然有拿手的正菜。但他一直不是一个只问正菜、不及拼盘的厨师，而是一位有学术大众化倾向的学者。1998年，他就曾用通俗写法出版《性格和命运的对话——再品〈史记〉的人物、故实和思想》，并在序言中说：“本文的写作，在文字表述上，力求通俗易懂。”不久前，又以通俗写法出版《西汉朝廷“大洗牌”》。学者的可敬，正在于让自己的著述短小和通俗起来，这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

    《优悠随笔》是凤凰出版社“凤凰枝文丛”的一种，这套文丛据说已经出版了几十位学者的随笔集，尽管我不知道这些读物的“随笔”含量究竟占了多少，但作为出版方，能端出一桌学者掌勺的拼盘宴席，这同样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