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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2月23日 星期三

    酒、菜和著述

    ——读《优悠随笔》

    刘仰东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2月23日   10 版)

        《优游随笔》,孙家洲著,凤凰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68.00元

        《优悠随笔》是孙家洲教授的新作,是一本学者写的随笔集。学者写随笔,多少有点“离经叛道”的意思。上个世纪的一位学术名家说过,小品类的文字只是酒席上的拼盘,当不了正菜。随笔和小品同出一路,自然也当不了正菜。这位名家甚至把洋洋三十万言的一部自传,列为他的著作的“自序”,并说:“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之著作之总序也。”这是我看到和读过的最长的序言。这样做,显然是有意将自传类的文字区别于他的那些可以当正菜的论著。学者大多认同这个门槛,遇到写自我介绍,先拣“正经”的著述罗列,即先上正菜,甚至只上正菜。

        学者自甘小众,或故作精深,从心态看,是出于一种学术至上的思维惯性。但学术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学术正菜,看上去山珍海味,庞然巨制,其实不过一纸智力游戏,至少不乏游戏的含量和味道。说穿了,是“玩”出来的;学者之间的认同或否定,也多属于象牙塔里的交流。

        学者不拿写随笔当正业,不等于排斥这类文体,甚至成名成家后,热衷于出随笔集。只是学者的随笔集,弄不好就写成了论文集。学者写随笔,要害在跳出学术的套路,把他们的学识、品位、情趣、见闻、思考等等,用浅显的白话告诉读者,用大手笔写小文章,把正题写成闲书。这样的文字,比起腾云驾雾的论文,读起来更有滋味,于社会也更有益处。

        《优悠随笔》便是一本名副其实的闲书。当中有忆旧、怀人,有寻古、品书,有沉思和感悟,也有故乡的往事,独无正襟危坐“颠”出来的学术大菜《优悠随笔》的开篇《郑昌淦先生小传》是命题作文,作者却在规定动作中见缝插针,夹杂一些私人化的点评。如说郑先生讲课,“时有嬉笑怒骂之语”。作者是高我一级的学兄,郑先生是作者的导师,也是我们的课任老师。一笔“嬉笑怒骂”,立显传主的风采,也勾起我对上学时光的回忆。郑先生每次上课,事先都把当堂要讲的史料用毛笔抄在五颜六色的报纸上,张挂于黑板,他的“嬉笑怒骂”,经常是在用教鞭解读这些史料时;郑先生的另一特点是烟瘾大,吸烟不分课上课下,而且只吸当时市面一般见不到的过滤嘴烟,记得有一次他掏出的烟盒是光荣牌。郑先生课上的“嬉笑怒骂”,又经常与“吞云吐雾”相伴。学生普遍偏好不爱照本宣科的老师,郑先生便是这样的老师。郑先生去世时,我们班在京同学悉数到八宝山送别。这是毕业近四十年来仅有的一次。

        作者的老家在山东莱州东宋村,东宋也就成了《优悠随笔》中一组文章的主题。当中一篇的开头调侃道:“研究中国历史的学人,知道北宋、南宋,几乎没有人知道东宋。我计划弥补这个缺憾,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写一部《东宋》。”读者在乐呵之余,阅读的兴致也随之而来,这才是学者写随笔应该有的笔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村庄发生的故事,往往能成为中国乡村生活的缩影,加之作者史家的眼光,一部“东宋”,不仅可以覆盖大江南北同龄人的共鸣和叹慨,而且可以成为后人反思那个年代的可信的史事。

        作者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退休,没有脱离过秦汉史研究的岗位。因而《优悠随笔》的字里行间,仍留有一些学术的痕迹和气息,但所涉话题,多非学术本身,而是借题发挥了。例如外出旅行或考察,面对历史遗迹,作者常能发出古今一脉的感悟,这是一般旅行者做不到的,也是史家在日常生活中特有的便利或优势。《太史公墓前感悟“班马异同”》即是典型的一例。这篇“感悟”几近万言,有溯源,有征引,有排比,有分析,作者的立场和倾向也融于当中。若没有长年做研究的根底和学识,这些感悟是无从生发的。钱穆年轻时,在家乡无锡太湖边的两所小学教书,经常乘船穿梭两校。一次在船上读《史记·李斯列传》时,顿感“上下千古,恍若目前”。我想,作者在《史记》作者的墓前,也有类似钱穆的感觉。因为文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话:“站在司马迁墓祠前,目睹司马迁身后殊荣的种种体现,联想班固墓地沉寂的境况,两相对比,相差悬殊。抚今追昔,深有所得! 自存内心,得闲时,或亦告同道。”

        作者在自序中说:“朋友们在表扬我的时候,时常用到一个词‘性情中人’。我很享受这样的赞誉……”《优悠随笔》的字里行间,乃至标点符号,都不难让读者看到一个性情中人的影子。末篇《退休感怀》归纳了作者职业生涯“几项得意之事”,当中的两条,可以当作作者对“性情中人”的一种自注,也可以当作读者读《优悠随笔》时一个必要的参考和说明。

        “得意之事”之一是与喝酒相关的心得。作者说:“多数真心交往的朋友是酒友。酒酣耳热之时,最能够流露出一个人的本性,酒场也就是交往人和淘汰人的最佳场所。按照我的体会:喝过一场‘大酒’、彼此说过一番酒话的人,在交往的深度上,要远远超过几次的学术研讨会上无关痛痒的讨论切磋。”作者践行汉代人物“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遗风的情景,跃然这段文字中。由酒品而及人性,而及人品,信哉。

        “得意之事”之二是与当“院长”相关的心得。作者在人民大学任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历史学院院长多年。作者说:“我担任院长期间,对院内的同事,从来不敢以院长自居,更不曾以院长的口吻与同事说话;同事们当面也不以‘院长’称呼我。”作者还说:“从根本上说来,我担任院长时,就没有把这个位置当作一个‘官位’来看待。”这样的院长,在如今的高校,即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数得过来的。

        孙家洲教授身为人大“杰出人文学者”,当然是务正业的,当然有拿手的正菜。但他一直不是一个只问正菜、不及拼盘的厨师,而是一位有学术大众化倾向的学者。1998年,他就曾用通俗写法出版《性格和命运的对话——再品〈史记〉的人物、故实和思想》,并在序言中说:“本文的写作,在文字表述上,力求通俗易懂。”不久前,又以通俗写法出版《西汉朝廷“大洗牌”》。学者的可敬,正在于让自己的著述短小和通俗起来,这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

        《优悠随笔》是凤凰出版社“凤凰枝文丛”的一种,这套文丛据说已经出版了几十位学者的随笔集,尽管我不知道这些读物的“随笔”含量究竟占了多少,但作为出版方,能端出一桌学者掌勺的拼盘宴席,这同样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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