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外科医生：灌肠给了普希金最后一击

    想想他接受了怎样的治疗，真可怜啊。我眼泪都上来了。——安加尔哈耶夫医生

    创伤外科专家认为，医生在治疗中枪的普希金时可能犯下了严重错误：灌肠导致了器官衰竭，从而断送了病人的性命。

    2月10日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去世一百八十五周年，俄新闻网站《俄报》（gazeta.ru）当天发表长文，回顾诗人之死，并分析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他能有多大的生存机率。

    答案是百分之九十。

    1

    1828年，二十九岁的普希金邂逅十六岁的纳塔利娅·贡恰罗娃，三年后娶她为妻。在很短的时间，他们接连生下四个孩子。

    1833年，一个名叫乔治-夏尔·丹特士的法国美男来到俄国，加入了近卫重炮兵团。

    喜爱各种有夫之妇的丹特士中尉爱上了纳塔利娅，便假借追求普希金的大姨子叶卡捷琳娜来接近她。贡恰罗娃接受了他的求爱，但未作出回应。

    诗人把这些事看在眼中，吞进肚里。1836年秋天，流言蜚语遍布圣彼得堡。普希金的传记作者列昂尼德·格罗斯曼说：“整个社交界默默参加这场‘森冷的’决斗，不理解这业经形成的事态的严重性，继续不停地嘲讽着这场‘多愁善感的喜剧’。”（李桅译文）

    11月4日，普希金收到一封诽谤信，说他是乌龟。名誉受损的丈夫已无退路。普希金致信丹特士，要求决斗。

    一个星期后，丹特士向叶卡捷琳娜求婚。考虑到连襟关系，普希金撤回了挑战。

    诗人经过研判，相信诽谤信的作者是丹特士的荷兰单身养父范赫克伦·托特·恩赫伊曾男爵——多位传记家认为这父子俩也是情人关系——他们还在社会上散布谣言，说诗人和二姨子亚历山德拉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1837年1月10日，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他们和普希金家不再来往，却仍然能在社交场合见面。每到这种时候，丹特士的两眼都会赤裸裸地、挑衅性地、直钩钩地盯在小姨子身上。

    普希金又一次被逼上了绝路。1月26日，他给范赫克伦寄去了著名的声讨信，称他儿子是“骗子加流氓”，男爵本人则像个无耻至极的老婆子，在每个角落里偷窥着诗人的妻子。

    这一次轮到范赫克伦父子提出挑战了。

    决斗于2月7日下午五点在黑溪举行。不等普希金完成标准的半转身动作，冷血的丹特士就在移动中首先开枪。两人相距只有十一步，大约七米。

    普希金右腹中枪。子弹打碎髋骨，射入并斜穿大骨盆，又击碎了骶骨。他倒地后以卧姿还击，但丹特士只是右臂负了轻伤。

    决斗现场没有医生。在被抬上马车回家的路上，诗人失去了百分之四十的血量。

    2

    字典编纂家和医生弗拉基米尔·达里见证了普希金的死亡。根据他的记录，2月10日那天早晨，普希金“脉搏极其微弱、急促，但从中午起，跳得愈来愈强烈，快五点钟的时候，每分钟不下于一百二十次，并变得更清晰、更有力，同时开始出现一般的低热。根据阿连德大夫的医嘱，我和斯帕斯基大夫立即安放上二十五只水蛭，并叫人去请阿连德。他来了以后称赞了我们采取的措施。我们的病人亲自用手果断地抓水蛭放到自己身上吸血，不愿意我们在他病榻旁忙碌”。

    前一天早晨，即达里赶来之前，普希金的“疼痛加剧了，腹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肿块，于是决定给病人灌肠，可是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普希金不能侧身躺下，由于骶骨被打碎，引起肠子发炎，而发炎的肠子仍有痛感，这是灌肠后剧烈疼痛的原因（当时这一情况还不清楚）”。（曹国权译文）

    如今，创伤外科医生谢尔盖·安加尔哈耶夫告诉《俄报》，灌肠只会加重普希金的病情。

    “灌肠也许是致命的一击。”他说，“想象一下，水在压力下进入肠道，所有的粪便也就进了腹腔。体内会出现严重的炎症，可能引起中毒性休克。血液的功能停止了，多器官衰竭开始了，而衰竭是所有器官的衰竭。”

    安加尔哈耶夫认为，在现代医学条件下，普希金有百分之九十的生存机率。

    “想想他接受了怎样的治疗，真可怜啊。我眼泪都上来了。”他说。

    话虽如此，六十四岁的普希金专家和圣彼得堡普希金纪念馆馆长加林娜·谢多娃指出，要想救活重伤的诗人是不可能的。医生的主要目标只能是减轻痛苦。

    “在普希金那个时代，医生们已经尽了全力。”她对《俄报》说，“那时没有抗生素，没有麻醉术——不可能阻止发炎，不可能做手术，也不可能输血。是的，动用水蛭的确让普希金更虚弱了。但医生知道他将死去：我们什么办法都用了——不是为了救他，而是为了在护理时尽量减轻痛苦。”

    1837年2月10日下午两点过后，普希金短暂地恢复了意识，轻轻说了一句：“生命结束了。”

    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3

    普希金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轻狂的丹特士则多活了五十八年，1895年才以八十三岁的高寿，

    在苏茨-上莱茵的家宅中去世。

    在所著著名的《普希金传》（1939年初版）的结尾，列昂尼德·格罗斯曼写道（李桅译文）：

    “普希金短促而又悲惨的一生标志着俄国思想和语言发展史上一个前所未见的大转折。俄国语言从此焕然一新，它把清新流利与铿锵有力融汇在一起，这是他的前人们所不曾知晓的事。俄国诗坛从此异彩纷呈，诗的语言从未显得如此灵活劲道，各种新的诗歌体裁和韵律以最广阔的规模在他笔下结合得如此和谐，具有极高的表现力。诗歌在俄国第一次成为威胁着‘不义的当局’并用自己火热的词句捍卫着那些无权的、‘没落的’人们的政治讲坛。

    “对现实中的一切高度关心、高度敏感的诗人在自己作品中留下的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画面，这个社会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启迪下有所发展，而又在十二月风暴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作为一个艺术家兼思想家，他从过去中去发掘那发生在他眼前的政治悲剧的根源，并不断通过自己作品中所描绘的斗争场景和英雄人物来展示这个俄国的过去，而作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捍卫的则是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那个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