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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翻译家杨绛（杨季康）女士的大姐，名为杨寿康，也是一位才女。杨绛本人的文章及他人有关钱锺书、杨绛的文章，屡屡提及杨寿康，只是文字甚少，以至于杨国良编写《杨绛年谱》时，只能注解：杨寿康“生平资料不多见”。至于杨寿康早年的文艺创作及译著，目前笔者所知书文，仅有提及《死亡的意义》一书。有鉴于此，笔者将所存所见杨寿康生卒年的史料及她早年的诸多作品，整理如下。
杨寿康生于清末。至于具体生年，有两种论述：一则，杨绛（1911年生）有文回忆，“大姐寿康长我十二岁”；二则，安徽大学沈晖教授记述：杨寿康“长杨绛十一岁，小苏雪林（1897年生）两岁”。因为“长杨绛十二岁”“小苏雪林两岁”说法一致，所以杨寿康生年为1899年。民国时期，杨寿康长年从事教育工作，执教于启明女子中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曾于欧洲进修。她和苏雪林、许磷（无锡人，又名许淑彬，李四光夫人）等同事同乡，成为好友。新中国成立后，她居家生活。1956年12月16日，杨绛先生填写“工会会员登记表”，写有“杨寿康（姐），无职业”。人如其名，杨寿康长寿安康，寿登耄耋。杨寿康晚年，寓居上海，由家人照料。查阅《苏雪林年谱长篇》，1995年苏雪林去鸿杨绛，向她询问好友杨寿康的情况。是年8月2日，杨绛答复老师苏雪林，感谢来鸿，又言：“我大姐虽然身在人间，却好像与世隔绝……她的好友只您一人（在世）了……她胃口不错，睡眠也好。”12月12日，苏雪林又收到杨绛来鸿：杨寿康于是年11月23日无疾而终，享年96岁。
苏雪林一直记挂着这位好友，不仅是她俩志同道合，而且杨寿康也是她欣赏的才女。小说、散文、古文、旧诗、翻译，杨寿康无不涉足。
笔者所见杨寿康诸多作品中，《寄萍》是她的第一篇小说。全文约12000字，见于1940年第279期《明灯》。这是一部婚姻题材的小说。小说以“我”（杨先生）为贯穿全文的人物线索，叙述主人公寄萍的悲剧人生：20世纪30年代，“我”前往山城工作，偶遇正欲河畔殉情的寄萍。寄萍与女同学郑嫣君已经陷入爱河。可是他家中还有一位童养媳如兰。父亲很封建，逼迫他迎娶如兰。在“我”的几次开导后，寄萍态度突变。“我”很奇怪，原来恰如“我”开导中的分析：嫣君已经移情。寄萍、如兰婚后生活很幸福，丈夫教书，如兰学习，夫唱妇随。可惜三四年后，寄萍病逝。
杨绛先生有过揄扬：大姐寿康是大才女，启明女校的优秀毕业生。大姐姐毕业时中文第一名（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此非吹擂。杨寿康的文学才华，尽显其中。
时至抗战时期，婚姻题材的小说在新文学中已然流行。《寄萍》的故事情节也许老套，不过叙述方式颇有文学技巧。《寄萍》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小说的开端同样是友人的信函。《寄萍》还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小说中的谜局：为何寄萍遇到杨先生，便听从他的劝告，改变自己固有的爱情观念？ 这令杨先生自己也解释不了的谜底，直到结尾才通过郑嫣君的来鸿，做出完美解释，使读者豁然开朗。杨寿康的才学还表现在她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故事情节中，穿插着引人入胜的景色及心理描写：
是五月的天气，雨后初晴，碧蓝的天空笼罩着大地，微风轻轻地吹着，太阳无偏地放射着她的热爱，屋外的竹林传来一阵竹叶磨擦的声音，夹着一些穿梭般跳跃上下啾啾的鸟叫，奏着和平的声调。书房的窗，正向着竹林这些幽静佳妙的环境，每每引起我卷了书卷，深深地凝视、沉思……
《寄萍》中的两处细节，不乏《围城》的影子，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杨寿康与钱锺书同样的婚姻理念。这既是《寄萍》主旨的深度表现，也是这部小说的出彩之处。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运动日渐兴起，提倡婚姻自由成为主流思想。《寄萍》中的婚姻观念，倒是未随大流，通过“我”（杨先生）对寄萍的劝说一语道破：
真的爱情是不能缺少理智的成分！ 亦不能徒以情感用事，像你们这样盲目地进行，两者都没有详细考查对方的家庭、人格、嗜好、健康、性情、才干、经济等等问题……您的父母不肯，焉知她的家长同意呢？ 纵然你们达到“有情人成眷属”，我怕这样缺乏理智的爱跟来“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钱基博误拆杨绛的信函，在那封杨绛写给钱锺书的信中有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围城》风靡一时，以至于许多人认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意同“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正是出自此书。这是个误会，《围城》中未有此句，不过书中关于婚姻的主题的确如此。需要澄清的是，杨寿康、钱锺书不是完全认同“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寄萍》点明缺乏理智的婚姻，才是爱情的坟墓，这在《围城》中方鸿渐、孙柔嘉的失败婚姻中得到印证。现实中，钱锺书、杨绛的恋爱是理智的，得到双方家长认可，对于他俩则是“结婚是恋爱的天堂”。
《围城》没有引用那句关于爱情的名言，倒是张爱玲在《谈女人》（刊于1944年3月《天地》月刊）中写有这句：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这句至理名言最早见于意大利作家、诗人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1725—1798）的回忆录 Histoire de ma vie（《我的一生》）。此书英文版写道：……Marriage is a sacrament which I detest，because it is the tomb of love（婚姻是我憎恨的圣事，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容安馆札记》中，钱先生屡屡提及卡萨诺瓦的大名，像第149、198、444则等干脆写明英文书名 Memoirs of Casanova、The Memoirs of Giacomo Casanova di Seingalt（《贾科莫·卡萨诺瓦的回忆录》）。至于杨寿康、张爱玲从何处看到这句名言，或许是她俩的自我创作，今难考证。不用考证的是，杨寿康在张爱玲、钱锺书两位之前，于作品中表明一定前提下，“结婚是恋爱的坟墓”的观念。
不仅是婚姻的主题，还有分手的细节，《寄萍》《围城》如出一辙。《寄萍》中郑嫣君最后一次回信寄萍，写道：此后，我不给你信了！ 请忘记我吧！ 附上邮票廿分，请把过去的信寄还我……《围城》中同样是女主角唐晓芙主动分手：唐家车夫受命跑腿，送回方鸿渐的信，讨回唐晓芙的信。杨寿康、钱锺书同样描述女主角要回情书的分手细节，也许正是表达出同样的婚恋观：女性在婚姻中具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继《寄萍》之后，杨寿康还创作过一篇小说《何日君归来》。这部短篇小说，约有13000多字，分两次载于1941年第287、288期《明灯》。不同于《寄萍》，《何日君归来》是结尾团圆的婚姻小说。主人公杨斌婚后告别妻女倩霞、小瑛，自北南下k埠，经表哥推介，寄宿马老先生府上。他平日前往育德女中上课，结识施蕙华、王素娟两位女老师，陷入暧昧的三角恋中。由于施蕙华移情，偷走家中巨款，与情人私奔，杨斌被冤枉入狱，此时杨父撒手而去。倩霞在无助中晕去。幸运的是，数月后施蕙华道出真相，杨斌重获新生，最终回乡与家人团聚。
《何日君归来》中的故事背景是育德女中。说起女中，不禁使人想起杨寿康先生的履历。她自徐家汇启明女子中学毕业后，便在启明女中任教。她对女中的生活十分熟悉，于是创作此类小说，自有优势。小说中那位看似配角的马老先生，原型很有可能是鼎鼎大名的教育先贤马相伯先生。小说原文写道：
那正是育德女校的校董主席马老先生的家园。马先生是K埠商界的闻人，为人耿介，热心教育，身兼数校的校董。
查阅《徐汇区志》《镇江名人》诸书，今日上海市第四中学就是由崇德女校（后更名徐家汇女子中学）、启明女校（后更名启明女子中学）合并而来的。崇德女校与小说中的育德女校，一字之差，取义相近。1914年，马相伯儿子病故。学生们纷纷捐款，筹集资金用于马老安度晚年。恰逢启明女校办学资金遇到困境，马相伯将刚刚筹集的一万元资金，悉数捐给启明女校。马先生还是复旦大学、复旦中学等校的创办人，的确“热心教育，身兼数校的校董”。作为知名教育家，他与杜月笙等人共办复旦大学，他的外甥朱志尧又是实业家，因此马相伯在商界也是有一定名声的，称之为商界闻人，未尝不可。杨寿康本人与马相伯也有交游。马相伯在95岁高龄时，还为杨寿康的一册译著题写书名。
杨寿康不仅善于小说的创作，而且还写过散文。她的白话散文，笔者仅见一篇——《离》，刊于1940年第274期《明灯》。《离》面世时，《明灯》编辑将此文编为“感言”。这不是一篇叙事、写景的散文，而是一篇偏重说理的散文。杨寿康的文采不及妹夫钱锺书，这篇《离》缺乏《写在人生边上》（钱锺书散文集）中的幽默语言，不过《离》像《写在人生边上》一样，充满人性与哲理的思考。在剖析“离”的原因与感受后，杨寿康在文中引出“世上是否存在不离不弃”的问题，引起读者深思，使得读者收益。
杨寿康的中文好，不止白话文好，文言文也好。
1920年的中华大地，军阀当政，列强当前，内忧外患，国事蜩螗。这一年，杨寿康才21岁，刚刚于启明女校毕业，又在《启明女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上发表多篇文言文短作，探讨国运。她的作品，颇有文采，深受好评。《新旧说》信笔直书，被赞“措辞用意游刃有余，所谓白战不许持寸铁也”；《用人说》脉络清晰，被赞“将用人利弊说得分明如剥蕉如析茧，条理分明”；《释平等自由之真义》气势磅礴，被赞“理明辞达，如风樯阵马势不可挡”；《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国家说》笔锋犀利，被赞“文笔熟极而流”。还有一篇《自强说》，更是精彩，抄录如下：
自强者，自治之谓也。故凡欲自治者，必去其傲慢之心，振其萎靡之性。夫人莫不欲逸而强之以勤；莫不欲奢而强之以俭。所谓自强也，若俱以一己之意气不服人之善，则谓之蛮强，非所谓自强也。夫以一己之身而不能自治以称强，已非完全之人格。况敢蛮强乎。觇国者有言：“一国之强弱必视乎民之强弱。”今我国财政日匮，外患日迫。一闻外人责言，则俯首听命；一闻外兵入境，则匿迹不遑，几若小儿之止啼，懦人之见鬼焉。他人租我商埠，而不敢用我之权；他人索我矿山，而不敢夺彼之利。此皆我国人不能自强以致。种种受欺无可抗手，可不悲哉。今诚能人人自强，则使我中华民国驾乎东西各国之上，亦不难焉。否则因循自误，将来为斧中鱼、俎上肉，任人宰割。彼时虽欲自强，不可得矣。
这篇力作，文采斐然，一气呵成，赢得“清辨滔滔，词源不竭”的赞誉。文章提出国家受辱的根源是不能自强，国家的自强又要依赖个人的自治。如何自治，杨寿康在《用人说》《新旧说》诸文中有过解答。文采之余，上述诸文有明显的人生观、世界观，杨寿康为国忧愁，跃然文中。杨绛先生是杨寿康的妹妹，也是启明的毕业生。她或多或少要受到姐姐的影响。她在《我们仨》中回忆：1938年，“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才选择归国。足见杨家姐妹都很爱国。
除去文言古文，杨寿康还善作古诗。目前笔者所见就有三首。1920年，杨寿康作为毕业生，赋诗一首《柳絮词》（刊于同年第1期《启明女学校校友会杂志》）：
似雪行空乱扑衣，浮沉身世自依依。飘零亦类无家客，只解颠狂到处飞。
柳絮即杨花，古人多有诗词吟诵。此作用雪喻花，倒不出奇，比如韩愈《晚春》中有：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刘禹锡《柳絮》中有：何处好风偏似雪等等。出奇的是，用花喻人。诚然此喻不是首创，却有时代特色。北宋高士谈自比杨花，感慨“我比杨花更飘荡”；苏轼又有《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将无人珍惜、无家可归的柳絮比为美人思念夫婿的泪水。杨寿康生于清末，国家式微，百姓困苦。幸运的是，她生于富裕家庭，尚可读书成才。因此诗中“浮沉身世自依依”，不是感叹她个人的命运，而是感叹民国初期，弱国弱民，只懂得像杨花一样颠狂飞舞，成为无家可归的飘零客。小诗中蕴藏着大爱，颇为难得，因此师友赞赏这首《柳絮词》“寓意遥深”。
作为一名女性，杨寿康对于花儿情有独钟，她的另两首作品仍旧吟花，均刊于1927年第3期《启明女学校校友会杂志》。一首为《菊花颂》：
孤标傲世，蕴秀临霜。萧疏篱畔，淡泊暗香。寂寂三径，清冷寒芳。风高九日，雨逼重阳。陶篱高致，隐逸不扬。祝你晚节，长寿无疆。高风千古，谁继柴桑。
这首古风，四字半句，同押阳韵。显而易见，杨寿康深受陶渊明作品的影响，所谓“三径”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有一句“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意为归隐。“高风千古，谁继柴桑”更是直接道明：谁还能继承陶渊明（柴桑县人）喜爱菊花的情操呢？ 尽管开头唐突，又有俗笔：“祝你晚节，长寿无疆”，幸有意境，故有师友评价这首《菊花颂》：意致高超，菊花有知当莞尔而笑。
秋赏菊，冬闻梅。同在1927年，杨寿康还发表一首《梅》：
守来莫放林逋鹤，卧处谁怜季子貂。林外寒痕融绛雪，江南春信问红桥。一枝休寄长安去，留与孤山伴寂寥。
此作句句用典，意境高远。首句诗人未写梅字，却先是引用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道出梅鹤为友；后是出自“季子貂裘”典故，恰如苏轼“谁怜季子敝貂裘”所言，感慨失意之人，为末句点明归隐之意，埋下伏笔。中句写景甚妙，“融绛雪”一词双关，既指红梅（绛雪）绽放，又指降雪融化，且与“问红桥”形成工对。此句前后又受到宋黄机《谒金门》“梅傍小春融绛雪”、宋张九成《庾岭旧传有梅，往往诗人借此为江南春信，予到此数年……》、清纳兰性德《江南春》“暗移梅影过红桥”等诗作的启发，写出雪后梅花绽放报春的江南胜景。末句继续用典，略改宋毛滂《玉楼春·定空寺赏梅》“一枝谁寄长安去”，回归林逋旧典，首尾呼应，表达出诗人愿像林逋一样结庐西湖畔，归隐孤山中的心境。师友揄扬杨寿康的《梅》：不离不即，名人手笔。
除去撰文作诗，杨寿康尤工法文。她不仅写有法文作品，而且译作颇丰。她的译作刊于《启明女学校校友会杂志》，像1923年第2期的《巴斯端传》和1927年第3期的《乔治奇纳曼烈士传》。1947年第2卷第1期《上智编译馆馆刊》还有文介绍：
杨寿康女士，江苏苏州人，精通法语，译述甚多……《弗隆勿洛夫人传》等均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出版；《死亡的意义》(Le Sens De La Mort)则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列入世界文学名著。此著为法国文学家Paul Bourget原著，乃一本描写心理之小说，译本有徐宗泽序。
Paul Bourget即法国小说家、评论家保罗 · 布热尔（1852—1935），代表作有《弟子》等。戴望舒、杨寿康等人是最早将布热尔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众多有关杨寿康的文章，往往都会述及《死亡的意义》，可惜均未作出具体解读。只有吴学昭于《听杨绛谈往事》（增订版）中略有记述：
大姐姐（杨寿康）在抗战前曾翻译法国擅长描写社会心理的现代小说家保罗·布热尔的杰作之一《死亡的意义》。书中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医生奥德(Ortegue)和军官茄里(Le Gallie)二人弥留时内心深处的心理，绘声绘色。两人对死亡的观念，各不相同：一个崇尚物质，醉心科学；一个注重精神，信仰宗教；因此在死亡来临之际，两人心灵上的感觉都受生平思想的影响。作者分析这种心理，用意在证明人生该有卓绝的趋向，生活应有超然的目的，这样死亡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世界文学名著”的一种，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出版，以后曾多次印刷。小说故事生动感人，杨寿康的译笔流畅美丽，忠实传达作者的高尚思想，当时极受好评，认为完全合乎“信达雅”的条件。
此段文字，流传极广。众多读者由此明白了杨寿康译本的内容与价值。笔者存有初印本《死亡的意义》，著者署名为波尔才。版权页标注清晰：1940年3月初版。直到1950年2月，此书才出再版。笔者未见第3版，“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出版，以后曾多次印刷”，显然言过其实。杨寿康为何选择在1940年前夕翻译这部名著呢？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国人奋起抗敌，烽火四起。杨寿康在《死亡的意义·译者自序》中解释:
这本书是他晚年的作品……衬托出他对战争的见解，他说：“现在正当战祸弥漫全球，生命随时感受威胁，所以死亡问题”…… 现在（1940年前后）我们正也处在危难的时期，本书的分析和推论，对我们目前的痛苦，似乎给予相当的解答。
关于死亡的问题及《死亡的意义》，杨绛先生在口述《听杨绛谈往事》之前就有过关注，佐证不少：1.1986年，杨绛于《回忆两篇·回忆我的父亲》（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就有注解：杨寿康曾翻译法国布厄瑞的《死亡的意义》（商务、1940）；2.《听杨绛谈往事》中关于《死亡的意义》的介绍文字，基本抄自《死亡的意义·徐宗泽序》；3.2007年8月15日，杨绛写作《走到人生边上·自序》，提及：我寻寻觅觅找书看,……到从未读过的,手边有的,或请人借的——例如美国白璧德的作品,法国布尔热的 《死亡的意义》。
杨绛先生直到晚年，才认识到《死亡的意义》的价值。还有一位女作家，早就阅读过杨寿康的译著，而且深受感动。她便是赵清阁。1941年第1卷第3、4两期《妇女月刊》连载了赵清阁的四幕剧《活》（又名《雨打梨花》）。陈学勇于《“炮弹之花”赵清阁》中考证：《雨打梨花》改编自《死亡的意义》，赵女士不通法文，因此她读的是杨寿康的译本。她将《死亡的意义》中的人物、情节全盘中国化，便有了《活》。1942年10月，赵女士为《活》出版成书写序时，此剧是她非常喜欢的。她是在废寝忘食、且病且写中，完成改写工作的。赵清阁的改写，如同杨寿康的翻译，目的是一致的，正如赵序中所言：《活》是一个偏重于心理描划…… 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少所谓的“噱头”，她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显然，赵清阁的改编，保持译本的精华，注重心理描写，帮助读者应付战争与死亡的问题。
除去文学著作，杨寿康还翻译过社会学著作——《儿童论》。著者为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Lecler⁃cq(雷克洛)。他著有《社会学讲座》，杨先生节译其中有关儿童的章节，向国人诠释儿童接受教育及日后恋爱自由的人身权利。李盎传为此书作序，赞誉杨寿康先生的译文语言流利。
笔者存有杨译《儿童论》，1949年5月初版，新生出版社出版，商务印书馆香港工厂承印。此书于香港面世，后未重印，颇为稀见，至今相关杨绛及杨寿康的书文，未有着录。此外，杨寿康还有两个同名者：一位是曾任重庆一中校长的杨寿康，写有《重亲市之教育视导》（刊于1947年第1卷第4期《新重庆》）、《气体压力之研究》（刊于第2卷第1期《蜀铎》）；另一位是钱锺书先生的学生、长沙铁道学院教授杨寿康（1927年生人），常年从事专业英文翻译及教学工作。李盎传序言记述《儿童论》原作为法文。此外，杨寿康（女）多年在中学从事教学工作，关注儿童教学，撰有《科学》（刊于《启明女校校友会杂志》），图文并茂地解读儿童的视觉幻影。笔者由此断定这册《儿童论》的译者是杨绛的大姐，而不是另两位杨寿康。
从笔者所见上述诸多作品来看，杨寿康先生像她的妹妹杨绛一样，也是一位善于写作与翻译的才女，值得后人进一步去挖掘她的作品及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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