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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2月09日 星期三

    友谊与学问的二重奏

    李黎明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2月09日   19 版)

        《大师风雅: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黄维樑著,九州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78.00元

        《大师风雅: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一书最近由九州出版社出版,作者是香港知名学者黄维樑教授。正如书名副题所示,本书的主角是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三位大家,既有作者与他们的交往,包括日常生活的记述,也有对他们的作品的评论与研究。作者的散文之笔与论文之笔、叙述与评论、感性与理性,在书中相互交融,组成了一部友谊与学问的二重奏。

        作者曾两度登堂入室拜访钱锺书杨绛夫妇,有过面对面的交流,直击大师的日常,对钱杨二位的性格也有直接观感——这样的机会是珍贵的。当然,学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诉诸笔墨,几十封通信见证了他们的君子之谊与学术探讨。

        钱锺书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巨人,被誉为文化昆仑,作者则称他为文化英雄。他的伟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却不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甚至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对钱先生有偏见的人,认为他只有学问知识的铺排罗列,而无中心学说和理论体系。钱先生学术博大精深,《管锥编》皇皇四卷本,是文言写成的百万字巨著,真能读懂的人并不多。这部著作如此艰涩,声誉却如日中天,钱先生到底在讲什么呢? 黄维樑认为,钱锺书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打通中西文化。东方与西方,语言、种族、宗教、民俗,以及衣食住行、典章制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尽管看起来千差万别,其实有相同之处。因为无论中西,都有共同的基本信念、核心价值,所以中西文化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可以说,中西文化、中外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是大同的。黄维樑认为,钱先生的中心学说就是八个字:“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正是《管锥编》的主旨。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是一语道破,有如拨云见月。

        有人认为“钱学”庞杂琐碎,并无体系。黄维樑却不同意此论,认为钱学也是有体系的,称之为“潜体系”,需要经过整理和阐发才会呈现出来。

        作者与夏志清的交往时间更长,1969年去美国求学时,就拜访过夏先生,从此建立了联系。后来作者回到中国,虽与夏先生远隔重洋,四十多年一直鸿雁往来,书信超过百封。作者访问纽约夏家,在别的地方也有过多次晤谈,与夏先生有深入交往,甚至对其私生活也有所了解。夏一生喜欢写信——作者称他为“书信人”(man of let⁃ters),留下大量的书信,至今仍是一座尚待开掘的富矿。

        夏先生的代表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前者发掘了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长期被忽视的作家,对海内外研究中国文学者都有广泛影响,也引发了国内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潮。黄维樑熟读夏志清的著作,对他的治学态度与批评方法了然于心,用“三通”对其学术作了概括:通识——博观作品、熟识理论;通达——思想与技巧并重;通变——汇通众说以创新见。比如夏先生在论述张爱玲的一段文字中,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泰特、邓恩、亚里士多德;将张爱玲的成就与英美现代女文豪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等并重。在论述《红楼梦》时,将其与《源氏物语》《追忆似水年华》进行比较,视野宏阔,言之有物。

        夏志清涉猎广泛,文学书籍几无遗漏,各种西方理论烂熟于心,所以在论述中国文学时,能够信手拈来,通过比较和阐释,彰显出华语文学作品的成就与价值。这种大气魄、大手笔,也正是夏先生的高超之处。作者也不讳言,其治学方法深受夏先生的影响。

        作者与余光中交往的时间与频次,则超过以上两位多矣,从1969年到2019年余先生去世,长达半个世纪。余先生曾在港中大任教,与作者共事九年,还有宋淇、蔡思果、梁锡华、黄国彬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在一起聚餐、讨论、朗诵、登山、办刊、编书,形成香港文坛的“沙田帮”。那段难忘的岁月,友好温馨的氛围,让作者念念不忘。作者不仅与诗人亲近,与诗人的家属也有往来,是余家的常客。余家不同时期的住所,作者都经常出入。尽管台港两地悬隔,余先生病时也去探望,驾鹤后又前往吊唁。

        余光中才华闪耀,一生勤耕不辍,在诗歌、散文、评论、编辑、翻译五个方面都成就颇丰,作者分别用紫、金、黑、红、蓝五色形容,称之为五彩笔。评价余先生:“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旁采西洋艺术,于新诗、散文的贡献,近于杜甫之博大与创新,有如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作者对余氏作品如数家珍,且是“余学”一词的发明者与倡导者,他总结余氏文风,以“壮丽”一词予以概括,富有卓见。

        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三位既是贯通中西的学术大家,同时又是颇有成就的作家,皆为有开创性贡献的大师。作者用一篇专文,将三位放在一起,集中讨论了他们的共同点:忧患意识。作者进而认为,忧患意识既是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也是人类的集体意识。纵论三位的黄维樑教授,其实也是学贯中西,既以学术为志业,也有文学创作,所以能与钱夏余三位先生心气相通,对他们的作品多了一分理解。他从文学研究与阐释的角度切入,架起了一座通向三大师文学世界的桥梁,对于读者有导航指路之功效。

        作者在与钱、夏、余的长期交往中,对他们的生活有近距离的观察,记录了他们罕为人知的一面,甚至看起来像是八卦,其实大有深意。中国向来有“知人论事”的传统,知其人而论其学,可能更接近学者的本意,有助于读者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人吃了鸡蛋还想见识一下母鸡,或许也近乎此意,又何乐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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