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记忆碎片

    胡适曾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从具体的某一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窥见弥散其中的时代风貌；时代的力量在作者脑海中烙下钢印，作者又以文字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为时代发声。《时代与肖像》所收系列散文原是王尧发表于2020年《雨花》杂志的专栏文章的结集，共计十二篇，记录了其从少年至青年时代故乡的人事风物的记忆碎片。

    既然是“肖像”，则免不了对人的刻画。与过去着重于书写知识分子的散文随笔有所不同，这一次，王尧更多地着墨于成长过程中身边曾出现过的普通人。他们的形象与身份各异，或是亲人、老友，或是少年时代的玩伴、同学，或是曾经教授过自己知识的老师，或是自己做老师时带过课的学生，甚至少年时互生情愫的“初恋”，当然，更多的是记不清名字的匆匆过客。

    写人通常离不开外貌描写。然而，虽说是“肖像”，王尧却很少去描绘一个人物的具体外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外在形象仅仅是通往内心世界的甬道，对于人物内在深度与广度的挖掘才是目的。因此他往往只用寥寥数语点出一两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奶奶的一丝不苟的发髻，李先生落光的门牙，穿花裙子的上海姑娘身上的雪花膏的香味，表姐时而白皙时而黑红的面颊……这些细节如同厚重的汉语词典首页的偏旁部首索引，指引读者跟随着王尧的提示，去翻阅、去探寻关于这些人物的更丰厚的内容。

    关于外公的这一篇章，其“索引”是这样一句话——“我的腿迈不出去”，它也被用作该篇文字的标题。于是，阅读之初我们便可以推测到，疾病、生与死，是这篇文章将要探讨的话题。亲情是散文随笔中一个泛滥的主题，谈亲情必谈生死，谈生死必谈疾病，而后便陷入了无节制的情感泛滥，而王尧在文中对于情感的处理则恰恰相反，其本人在文章中的存在往往是隐秘的，情感无疑是节制的，哪怕是写到外公的疾病时。王尧更多是将人物放在了时代的背景之下，令读者去阅读这个被时代塑造了的人，去发现他的本真，文中的老人并非以“王尧的外公”这样的形象存在，他是独立的、鲜明的，是站立着的。在后来的篇章中，王尧又写到了奶奶，那个森严的富贵家族中走出来的“闻家二小姐”，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热爱俄罗斯文学的憨厚表姐等等。这些亲人大都故去了，而王尧写他们时，情感始终是节制的。这并非是他对故人们欠缺情感，相反，他是将文字铸成了一层反射着阳光的薄冰，怀着类似情感和相同经历的读者因内心的炙热融化冰层，就能感知到底下拳拳涌动着的暖流，甚至触摸到温润柔软的河床。这样隐秘而深沉的情感，就像他所描写的那场为缅怀外公而举办的简朴仪式：“我想起他因为生病戒烟，在他的坟头点了两支香烟。另一支给外婆，外婆怀我妈妈时有了烟瘾。我们撒了许多纸钱，坟头烟雾弥漫。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但我知道墓地之外是绿的麦苗，黄的菜花，像蝴蝶一样的蚕豆花。我看到外公，也看到外婆。外公说外婆年轻时很漂亮。”没有一个字写悲伤，没有一个字写怀念，但悲伤与怀念都在其间，更多的，还有希望。《时代与肖像》十二篇，由写亲人开始，由近及远铺陈开去——最开始是距离自己最近的血亲，尔后出现的是青少年时代的同窗和师友，再往后是青年时代的学生，还有或远或近的乡邻，关系不咸不淡甚至叫不上名字的“熟人”。他们被极简的肖像笔法刻录下外表，又在具有典型性的经历和事件中鲜活起来。

    在创作《时代与肖像》系列散文的同时，王尧也在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非虚构”的《时代与肖像》同“虚构”的《民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读者们不难看出《民谣》中的那个少年带着作者本人的影子，《时代与肖像》中记叙的诸多人物也在《民谣》之中有着彼此的映照。这二者的关系，好比作者从真实记忆的母亲河中提取出水和土，在虚构的世界里铸成精美的瓷器。

    凡过去的时间皆成为历史，时间无形无际，我们该如何去描述它？《时代与肖像》十二篇文章提供了一则方法，记忆是历史的承载者，从记忆中打捞出细枝末节，以还原过去的时代；人物是历史的锻造者，去观察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就能看见“历史的光影破碎地洒落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