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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2年02月09日 星期三

    对发达国家大学智库的系统考察

    朱文富 《 中华读书报 》( 2022年02月09日   10 版)

        《发达国家大学智库研究》,何振海等著,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第一版,56.00元

        智库在各国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被称为“国家智商”和“政府外脑”。大学智库作为现代智库的三种主要类型之一,兼具大学与智库的双重属性。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是从普遍意义上的智库角度对大学智库进行多维度分析,而河北大学何振海教授等的新著《发达国家大学智库研究》,将大学智库置于大学史的系统框架下,从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发展演进的历史视角,以各国大学智库的纵向历史梳理为基础,结合典型个案分析,归纳了发达国家大学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经验,探讨了大学智库与大学母体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而深入考察了发达国家大学智库“从何而来”“以何而立”和“因何而为”等基本问题,为大学智库研究提供了更为系统的思考框架。

        现代智库是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专门机构,智力和学术资源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作为占有智力和学术资源的大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孕育现代智库的重要场所。那么大学智库到底“从何而来”? 作者通过对胡佛研究所的案例进行分析后提出,判断大学智库的起源,“不能单纯拘泥于机构创办时间,而是从智库职能发生的角度进行分析”,即致力于公共政策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从而为解答大学智库起源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由此,作者认为高等教育职能变迁是大学智库诞生的内在逻辑依据,而进步主义运动、独立研究机构的兴起、私人或民间基金会的资助等为大学智库诞生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

        19世纪中期,西方大学将社会服务确立为自身三大职能之一,当时大学的社会服务主要体现在那些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学科的社会服务职能体现得尚不显著。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催生了“知识为政策决策所用”的理念,大量涌现的私人或民间基金会开始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进行扶持和资助,促使西方大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程度逐步加深,为大学服务职能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提供了实践准备,从而有力促进了大学智库的孕育。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开始出资支持科研活动,由此塑造了全新的“政府—大学”关系模式;二战以后,随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升,西方大学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向具有强烈现实价值和入世色彩的政策服务领域拓展,这一趋势成为二战后发达国家大学智库迅速兴起并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因。因此,作者认为,“发达国家大学智库是在现代民主政治对科学决策需求日渐提高的背景下,大学社会服务职能不断拓展和深化的产物,是外源因素与内生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进而基于高等教育职能演变的逻辑,从内外相互作用的视角,对发达国家大学智库“从何而来”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

        职能问题是大学智库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大学智库到底“以何而立”? 其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职能? 作者认为,大学智库兼具高等教育与现代智库的双重属性,这两种属性规约了大学智库的主要职能。因此,本书基于双重属性的逻辑起点,综合对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大学智库的主要活动的历史考察,归纳出大学智库承担的主要职能,即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作者认为,战略研究和政策建言是现代智库的基本职能,而大学智库则可以发挥其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和多学科研究视野的优势,突出理论性、综合性和针对性的特点;人才培养是大学智库与其他类型智库的最大区别,是指发挥作为高等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的优势,为相关政策领域培养复合型人才;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是大学智库的拓展职能,是指大学智库发挥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化的优势,为公共政策提供舆论导向、促进相关领域对外交流。而大学智库所承担的五大主要职能则可以通过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大众传播渠道来实现。

        发达国家智库领域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与官方智库和民间独立智库相比,大学智库在职能聚焦、资源占有等方面并不占优,因此,大学智库到底“因何而为”,即大学智库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特优势、形成公认品牌、产生广泛影响力的智库类型的呢? 为此,作者以最早开展现代大学智库建设的美国为例,分析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大学智库的发展历史,认为“大学智库与现代大学的发展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有机统一性,大学母体为大学智库孕育、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学术依托,大学智库的繁荣对大学母体起到了重要的反哺作用”。大学母体可以发挥人才汇聚优势、学科交叉优势、传媒影响优势、公众认可优势等,进而为大学智库职能发挥提供基础支撑、有效平台和切实保障。而大学智库的则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认可度等方面反哺和促进大学母体的发展。除此之外,大学智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在战略性、系统性研究方面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还可以发挥“旋转门”的制度优势,组建多元交叉的智库研究团队,进而有助于产生高质量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本书跳出普遍意义的智库视角,立足于大学史切入大学智库研究,着重探讨了大学智库与大学母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和互动机制,为从大学史的视角研究西方大学智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学理依据,从而创新了大学智库的研究范式,拓宽了大学智库的研究领域,填补了以发达国家大学智库为主题的专门著作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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