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 辩证 韧性

    何志勇同志寄来了他的新作《出版沉思录》，要我为其写一篇书评。这本书是讲四川出版故事的。他是有资格讲四川出版故事的，因为他先是在成都一所大学出版社任职社长，后又到省新闻出版局任职副局长，再后来又任职四川出版集团总编辑，任职四川期刊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一直到任职新华文轩上市公司董事长。一言以蔽之，自大学毕业起，他的职业生涯都在四川这个大省的出版发行战线上，而且很快就一直处在领导或领军人物的核心岗位上。他要我为他的新作写书评，我没有过硬的理由推脱掉，因为他和我是中央党校第17期中青班（一年制）六支部的同学。而在六支部，我俩分在第一小组，我是组长，他是副组长。我们在一个班、一个支部、一个小组，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整整学习生活了一年。并且，我走出校门后，也基本上一直在做新闻出版方面的工作，乃至离开一线工作岗位以后，仍然服务于这个领域，怎么好回绝呢？ 在撰写序言或者书评文章的问题上，我一直奉行这么一个原则，不答应则已，一旦答应就不能放弃承诺，直到写出的东西能够交差为止。下面就是关于阅读志勇同志这本书的有感而发。

    一，客观地追溯历史，梳理历史，成为他沉思的第一步，也是沉思的基础。

    志勇同志实际上用了两个章节（第一章、第二章）讲述了四川出版业辉煌的1980年代与独特的改革之路。关于1980年代的辉煌，四川率先突破了“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三化方针，开始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探索与实践，拓展了四川出版业的运作空间；率先实行专业化发展，人民社一分为九，大大地扩张了四川出版生产力的外延，大批的精品力作，比如老作家、老专家、老教授的“近作系列”和鲁郭茅巴等的“选题系列”特别耀眼，相继推出“农村多种经营”丛书，中医的“医学丛书”，被誉为金钥匙的“小图书馆”丛书纷纷登场，且经济效益显著。特别是“走向未来”丛书，风靡全国，波及国外，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系列启蒙读物。

    关于独特的改革之路。先是四川出版集团的闪亮登场，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型文化企业，与省新闻出版局实行政企分开。接着，又因为出版集团与省局领导之间交叉任职，及出版社有了自主权，又无所适从诸多矛盾难以调和，悄然落幕。到了2003年12月20日，在中央和省里两级集团化建设的大形势下，经过认真的筹备工作，作为事业性质的，包括十多家出版单位的四川出版集团又被动性地再次成立。尽管也采取了成员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竞聘上岗，集团引导编辑出好书的突破性的尝试，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好书问世，但总体上没有实质性改革，延缓了四川出版发展的进程。

    从四川发行领域看，四川省新华书店在已成立的集团基础上，经中央和省里批准同意设立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30号，文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H股正式挂牌上市。它在全国推行的业务扩张战略进展很快，业绩凸现；在文轩公司与四川出版集团眼前契机与长远诉求交织在一起，内卷矛盾激化的背景下，最终促成了2010年9月9日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公司的诞生，取得了难得的整合成效。当然也包含着一些基础性的矛盾的处理不当，比如蕴含着下游吃掉上游的事实，一直到2015年12月份。

    总的看，作者对四川出版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出版业的改革开放史的叙述、描述、分析是比较客观准确的。说他客观准确，至少有三个要素。其一，这一种客观性把四川出版业、四川出版发行业的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说清楚了；其二，这种客观性，把四川出版的改革开放史的形成不同阶段的内因、外因，上因、下因说清楚了；其三，这种客观性，也把不同阶段的积极方面和不理想方面都说清楚了，从而为他下一步的论述和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参考。

    二，在对出版发行业不同阶段划分的前提下或基础上，客观地认可四川出版业的总体落后，沉下来辩证地思考这种总体落后之因（这主要集中在第三章、第四章）。

    作者是从四个方面来确认这种落后的。一是从出版产值、码洋、利润和市场占有率来看，四川落后了：在全国32个省市区中排名26位（2015年），且与四川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相差悬殊，没有一家一级的出版社；二是所属出版社在全国各类出版社排名中普遍落后，各社效益普遍较差；三是好书太少，影响力也小，好书出版的持续性、稳定性弱；四是出版社生存状态较差，出版地位从“战略核心”变为“边缘地带”，集团的管理从重结果变为管过程，考核指标与双效任务变为亏损额度的大小，职工和社会对集团的期望变成了失望、追问和反思。

    追溯和反思总体落后的原因是痛苦的，又是必须的。导向事故重创四川出版，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多起问题事故，出版社每每被停业整顿，直到有出版社被直接撤销社号。这其中有经济压力下的饥不择食，有编审环节的把控不严，有编辑出版人员的素质缺失等原因，而体制反复耽误了四川出版，则是更进一步的深层原因。主要还是过于看重集团的形式和结果，而忽视发展产业的实质和过程。几次组建集团，花时间、花功夫最多的工作是人事安排，是权力分配，反而对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的重点不去考虑。而一次又一次的集团重组，对出版业的专业性、专注性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及削弱。四次体制改革好像是大手笔、大动作，其实理论上过于超前，方案上过于理想，操作上过于粗陋，还有教材争斗的消耗。四川出版集团和文轩公司各有几招打压对方，还有观念陈旧制约四川出版。还有管理错位弱化了四川出版，文化冲突造成的傲慢与偏见，发行思维导致了出版地位不高，发行管理导致了出版活力不足等问题。

    就第三章、第四章总的分析看，这种沉思是通过辩证思维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辩证法促使他能够沉下去，思出来。其一，这种辩证性体现在其使用的比较方法上。“四个判断标准”都是以同类型单位在一起，以可比性为原则的。如此这般，你的落后结论就有了比较可靠的参照性，你能够度量出自己的差距多大；其二，正是这种量的比较，才促成了你关于长期落后子结论的形成，这又体现出了质和量的辩证法；其三，看重集团的形式及影响，忽视了集团的实质追求及微观基础。这实际显示了作者对形式和内容辩证范畴的娴熟运用。至于对文化冲突问题的分析，认为它实际上是对实物逻辑关系的一种颠倒，对出版发行规律的一种违背，这抓住了辩证法规律性的精髓。

    三，正是在客观梳理改革历史，辩证分析落后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抓紧四川出版启航的目标，并设计了四川出版韧性改革、建设出版强省的实际步骤与措施。

    作者说，他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其他形态文化产业做得好的省市，往往出版产业都表现突出，反之，出版产业做得不好的省市，其他形态的文化产业往往也做得不好。这其实是在为振兴四川出版，回归到遵循发展规律的轨道上做铺垫。出版不只是决定发行，而且他在总体上是文化的基础、源头与皈依，所以文轩公司补齐出版的短板的战略选择定位，绝对是正确的，必要的。解决文轩发行强、出版弱的主要矛盾是首当其冲的。在这里作者关于出版单位做强做大做优的要求及非均衡战略的选择，都是十分理性的。振兴方案中关于振兴四川出版的两个阶段目标的设计也是科学的，包括放养、反哺、赛马机制等都是可行的。关于头脑风暴的文字，实际上仍在为回归出版、突出出版作论证，做辩护。作者提出的“四个立足于”:立足于现有体制、现有格局、现有人才和现有资源，提出的“三个没有”：图书发行业是积累效益的行业，没有选题资源的积累，没有作者资源的储备，没有编辑人才队伍的建设，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推出好书，十分在理和十分到位。作者对所谓“大手笔”“大改革”的否定性分析，对着眼点、着力点在书、社、人三要害的认识，关于回到常识才是正道的主张，都是其韧性改革的思想闪光点。

    更多的闪光点，还在于对四川出版的五种优势及劣势的务实分析。学习兄弟集团也是注重他们的发展战略，没有在体制上多费劲，比如江西的“教材教辅保温暖，市场图书保发展，数字技术保未来，精品力作保品牌”值得用心借鉴。确立书、社、人振兴出版理念，标志在出好书，主体在出版社，出版社的关键则在于两种人：一是社长、总编辑，二是编辑骨干队伍的形成。两者都靠着赛马机制来遴选培养。看其业绩状况，出版单位一定要靠多出好书来追求经济效益，改变出版管理和考核的指挥棒。通过看数据比业绩赛马机制，来决定人员的职称、职务变动和薪酬升降。解决标准问题，不看规模看增量，关注评奖，更关注销量，当然也还有反哺出版，为出版社注入新的发展资金；还有解决资源问题，用好两个资源，提升内容聚集能力，解决路径问题，通过非平衡发展，实现整体跃进，解决协同问题，两个轮子一起转，解决队伍问题，坚持人才强社，提升持续发展能力。人才建设重心在基层，标准在业绩，关键在机制，方向在高端。

    当我们把作者在本书上的文字分析功课大致做完以后，你就会比较充分地理解作者在任职期间，四川出版业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业绩亮眼，五年目标三年实现；读者认可，四川出版形象大为改观；地位提升，四川出版一路获得行业赞赏，出版影响力显著提升。你就会发现，文轩出版传媒公司在十三五期间取得的业绩，既是对四川出版已有成就优势的充分继承，又是对长期影响四川出版的劣势的坚决克服和有力纠正。你就能够发现，客观地追溯历史，辩证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韧性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对于一个出版传媒集团的当家人与他的团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与不可或缺。目前，当我们全党都在学习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等的时候，不妨把四川出版业的改革开放史做一种辅助学习资料，同时也应该用心地写出全国性的出版改革开放史。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追求复兴，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