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的命运

    人有命运，国有命运，诗词文章也有命运。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完成文本之后，作者的肉身按照自己的百年命运行进，他的诗文沿着诗文的轨迹运行，或者默默无闻，或者走向显达。作品和它的主人若即若离，各有各的命。诗文的命是作者无法掌控的，如同作者自己的命运作者无法掌控一样。

    诗文的圆满命运是，写得好，文运也好，众口传诵，洛阳纸贵——“洛阳纸贵”这个典故说的是，晋代左思《三都赋》一出，抄录者众多，洛阳的纸因此而涨价，后来比喻著作广泛流传，风行一时。

    曹操及曹丕、曹植，辉耀建安文坛，诗文好，文运亦好，为一个时代增光添彩。盛唐诗人王维的诗文也交了好运。他少年得志，17岁在长安时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而知名，一开笔即成经典。此后，他的许多诗一出手，就传遍朝野，以《辋川集》最为知名。他写了一首《送元二使安西》即《渭城曲》，立即被人配乐传唱，又称为《阳关三叠》，成为名曲。王维的后半生一直处于盛唐诗歌的核心圈子里。

    苏东坡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引起欧阳修的赏识，金榜题名，出人头地。随后，他宦游各地，诗文连绵，“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李绍《重刊苏文忠全集序》），“流俗翕然争相传诵”（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据说，欧阳修每见苏轼的新作，“终日喜”，他感叹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曲洧旧闻》）后来，东坡仕途遭遇党祸，被列入元佑党“首恶”，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四月，皇帝下诏，毁东坡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崖志等。苏东坡的诗文却在民间悄悄地传颂着，谁也捂不住他的光芒。不过，苏东坡晚年下功夫撰写的《易传》《论语说》《书传》三部经学著作，生前没有付印，他病危时托付好友钱济明收藏：“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千载之下，这三部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共鸣，名声不显，或许是它的文运不佳、机缘不到吧。

    这就得说说诗文的另一个命运：诗文好，文运落后。

    陶渊明最为典型。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山祖，写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名句，写出了《桃花源记》等众多佳作，才华不可谓不高，偏偏文运不济，在世时没有文名，难觅知音，佳作无人响应；即是身后，盛名迟迟不来——自晋末到南朝，他都未受到应有的评价。钟嵘的《诗品》虽称其诗，但却将它列入“中品”。陶诗受到普遍的重视时，已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杜甫对陶诗高度评价。白居易特别重视陶渊明高洁的人品，寄以无限的敬慕。到了宋朝，陶诗获得再度阐释，陶渊明的名声日见兴隆。那文名大盛、文运极佳的苏东坡，相信自己是陶渊明转世：“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他喜陶，读陶，和陶，赞陶，被流放到惠州儋州还在和陶，一生和陶诗一百多首，“尽和其诗乃已”。苏轼的弟弟苏辙和陶诗40多首。宋人说：“一夕之间，陶渊明满人目前矣。”东坡之后，元代的刘因，明代的黄淳耀，清代的舒梦兰、姚春、孔宥函等都以和陶诗为荣为乐。现代的顾随也有《和陶公饮酒诗》20首。“和陶诗”成为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唐初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唐宋两朝默默无闻，赞成或批评的声音都没有。有人统计，唐人编印的唐诗16个选本中，没有一本书选《春江花月夜》；宋代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计有功的《唐诗纪事》等是著名的唐诗选本，也没有选《春江花月夜》。直到清代，《春江花月夜》才时来运转。王夫之评价《春江花月夜》：“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识。”闻一多称赞《春江花月夜》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此，沉寂了一千多年的《春江花月夜》的名气扶摇直上，形成“孤篇压全唐”的局面。

    闻一多在《杜甫》一文中，盛赞杜甫与李白的见面：“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像，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其实，李杜相见时，李白已有一群大诗问世，已经伟大；杜甫才小有名气，尽管灵机既已触发，弦音也已校准，属于他大诗正在走来，毕竟他的“排名”还比较靠后，李白和当年的旁观者谁也没有把他们两人的见面当作一件大事。唐人选唐诗时，基本上不选杜甫的诗，像《河岳英灵集》《箧中集》《中兴间气集》都是杜甫同时代的最能够代表唐诗的诗歌选集，其中难觅杜诗踪影。杜诗的名气是在宋朝之后才在超过王维，被称为伟大诗人的。

    顾炎武苦心经营的《日知录》，遭遇也不那么好，干脆说不受待见。因为这部书是部札记类的著作，抄录文献占十分之七八，作者自己的话不过十分之一二。章学城在《与林秀才书》中说，《日知录》只是“存为功力，而不可以著作”。到了晚清，《日知录》才受到学者重视。包世臣在《读亭林遗书》中评价说：“窃以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

    胡应麟说“文章关气运，非人力”。一篇好文好诗的运气如何，能走到多少人眼里，还真不好说。天知道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多少好诗妙章。作家方英文先生曾经自我调侃道：“我一直没有文运，每一件作品，都要经过一两年的投稿、七八次的退稿。每退回一次，我就再改一两句话，或仅仅改动一两个 字，重新誊抄再投出去。……对于纸张与铅字，我问心无愧。”哈，是不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文昌帝君（即文昌星）把方英文的文字当“英文”了？点香致敬文昌星：方英文，名英文，文非英文，实乃中文，是名英文。英文方家的散文是中文天空的绚丽烟霞……

    文章还有一种命运：诗文不佳，文运甚好。某些篇章，一时间热闹非凡，名气甚大，却架不住历史变迁和时间消磨，很快就青烟散尽、光华不再，无影无踪了。例子，不举也罢。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文章有命，兴衰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