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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公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也是社会活动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是老一代民进中央负责人。1952年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并从事语文教材、外语（英语、俄语）教材的编写工作。
张志公先生研究范围广博，从汉语语法、语汇、修辞到汉字、汉字改革、汉语规范化，从传统语文教育到现当代语文教育、教材编写以及听说读写各个方面，从母语教学到外国语教学、民族汉语教学以至对外汉语教学等等，著述甚丰。他对传统语文教学的研究，对语文教学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的探讨，他领导制订的中学语法教学系统，影响至今。他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入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五卷本《张志公文集》及1998年语文出版社后续出版的《张志公论语文·集外集》中。
曾是战士
张志公，河北省南皮县人，1918年11月生于北京。1937年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一年后转读外语系，攻读英语、法语和外国文学。
1940年暑假后，因校方责令休学，经一位教授推荐，至重庆小龙坝中正学校担任英语教员。校方责令休学，给出的理由是——缺课太多。而据先生回忆，当时学校对缺课一事并无明确规定，教师上课也从不点名，所以“缺课太多”不过是找个理由，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身为学生干事经常组织一些让学校觉得麻烦的事，以及作为中大戏剧社的发起者常常组织一些抗日戏剧演出。
1941年，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驻重庆市国民党陆军88师准备开赴云南，加强边防，彼时需要一位中英文兼通的秘书以备万一与英美军接触，先生受人推荐毅然投笔从戎。他们先随大部队徒步行军至昆明，再奉调堵截由缅甸进入我国境的日寇，一路奔袭。由于先生并非真正的军人，很多人劝其回大理留守处，先生坚决不肯，于是被任命为战地服务队队长，负责敌后抗日救亡宣传、侦查汉奸敌特等工作。据他回忆，在此期间，曾三次往返翻越海拔三、四千公尺的终年积雪的高黎贡山，三次往返渡过波涛汹涌的怒江。
1943年夏，因所在军队伤亡较大，调回大理整训。先生想到自己未完成之学业，辞去军队职务，回到重庆，转考金陵大学外语系，入读本科三年级。
终究做学者
1945年，先生于金陵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在金陵大学就读期间与吕叔湘先生的师徒关系，为其未来走上语言研究、语文教育研究以及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埋下了伏笔。1944年先生着手写毕业论文，报送的题目是《从〈文心雕龙〉所见的中国文学传统》，用英文写成。系里的老师多是学欧美语言或文学的，用英语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文艺学著作，找不到相应的指导教师。当时吕叔湘先生在校属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做“研究教授”，系里只好前去求助。“看过我试写的两段初稿之后，叔湘老师收下了我这个徒弟”（《春风化雨50年》），并从论文的组织设计到具体内容、写法的修改都悉心指导，志公先生受益良多。此后，留金陵大学任教、受吕先生推荐去开明书店以及任职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两位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8年先生应聘到海南大学外语系任副教授，并代理系主任。1950年初受时局影响，从海南赴香港，在华侨大学教授翻译学。10月份，当临时居留香港的华人各奔东西之时，先生毅然携夫人辗转赴京，在吕先生的推荐下去开明书店（1953年4月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直至1954年底。这期间，他主持创刊了《语文学习》杂志。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由此在全范围内掀起学习语法、修辞、逻辑的热潮。开明书店迅速决定创办《语文学习》杂志，由志公先生担任主编，这份杂志创刊号发行即达10万册。1992年举办的“张志公语言和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上，很多发言都提到《语文学习》杂志的创办，或者说到这份杂志对自己语言学习、语言研究的影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份杂志为培养新中国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这里引叶至善先生的一段话以兹证明：“那时，我们几个人常常在小酒铺的大酒缸边上，喝着二锅头促膝而谈，商量怎样把《语文学习》编得既实用又活泼：该辟些什么专栏，开些什么讲座，其他的文章该怎么搭配，包括文章请谁来写，由谁去约。”（《大酒缸边的友谊兼论志公的话风和文风》）
随着《语文学习》的创刊，先生后来作为专著出版的《汉语语法常识》《修辞概要》《写作杂谈》开始在这一杂志上陆续连载，同时大量撰写单篇文章，真正走上了语言研究、语文教育研究的道路。
融合百家之长
1954年初，经党中央批准，中学语文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立相应机构（这就是稍后成立的文学编辑室和汉语编辑室）制定并编写两个学科的大纲和教材。此时自1952年起既已讨论的分科问题正式开始实行，吕叔湘先生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同时在语言研究所任职），主持编写汉语教材，张志公先生也在吕先生的推荐下，入职人教社担任汉语编辑室主任。
编写汉语教材，语法教学是核心，而当时学界关于汉语语法体系的研究分歧很大，中学汉语教学中应该怎样安排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在先生的领导下，经过自由发表意见、讨论、提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草拟提纲、再讨论征求意见等这样几个回合，最终形成融合百家之长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称“《暂拟系统》”）。说它融合百家之长，一方面是征求了上至多位语言学家特别是语法学家、下至全国各地广大语文教师的意见，一方面汲取了各不同语法学派中适用于中学实际教学同时又能为各家所接受的相关内容，并在不少方面有所创新。这其中得益于志公先生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和善于取长补短的工作作风。《暂拟系统》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了语法学界的“共同纲领”。后来，汉语、文学分科虽然很快停止了，但暂拟系统一直用到上世纪80年代，今天的中学语法教学也仍然部分地使用着。
当然，今天中学语文里的语法教学不仅受惠于当年的《暂拟系统》，更受惠于先生在1977年参加制订语文教学大纲（1978年颁布）时所提出的“精要、好懂、管用（大纲定稿时改为‘有用’）”的语文知识教学原则。此后的语文大纲长期沿用这一提法，今天的课程标准强调“随文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不能脱离语文运用的实际去进行‘系统’的讲授和操练”，也仍然是这一原则的深化。
以中学语法教学系统的研制和语法教材的编写为契机，志公先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工作。1956年主编《语法和语法教学》，1958年《汉语语法常识》经过修订重新出版，1959年主编《汉语知识》，1962年撰写并出版《语法学习讲话》（1980年修订重版），1981年应邀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语文专业教材《现代汉语》（上、中、下），以及若干篇有关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的论文，都是这方面成果的反映。他到晚年还倡导要研究出“符合汉语实际的汉语语法”，撰写《汉语语法再研究》《汉语语法的双向研究问题（提纲）》等文章或讲话提纲，希望“今明年也许那个简要的提纲能出来”（张志公《改进中学语法教学》）。可惜后来社会事务繁多，身体也每况愈下，终未能如愿。
寻求语文良方
张志公先生是学外语出身，当国家需要外语事业人才，人教社按照教育部要求准备编写英语、俄语教材的时候，先生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外语室首任主任，时间是1962年。他带领编写组的同志研究历史、调查现状、广泛征求意见，开启了中小学英语、俄语教材国家统编的时代。除去“文革”时期，一直到1981年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外语编辑室，先生本职工作基本上都放在主持外语教材的编写工作上，领导编写了多套英语和俄语教材。
与此同时，他力图寻找出一条适合社会需要的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语文教育改革之路。“每每听到语文界朋友议论：志公先生最少因循思想，总是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制高点思考语文教学的诸多问题。常常冒出如许的思想火花来，有时代的责任感，有改革者的气魄”（张厚感《张志公文集3语文教学论集·前言》）。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有很多前瞻性的、务实性的、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独特的思考，受到语文界同仁的景仰，大概也正源于此。
1954年汉语、文学分科实验启动，1958年实验工作突然停止，再次恢复语文教材编写。这巨大的变动，加之当时语文教材的不尽如人意，使先生陷入深深的思考：究竟什么样的语文教学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志公先生开始了他的三次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之旅，力求探索出一条语文教育民族化之路。
（1）1962年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以下简称“《初探》”），是先生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的结晶。这是他的第一次探索，主要是收集传统语文教育的资料（包括蒙学书目），并对传统语文教育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爬梳整理，力求从传统中寻找一些今天可资借鉴的经验。（2）“文革”以后，由于语文教学快速发展的需要，志公先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探索，主要是对传统语文教学的再认识，先后发表《我和传统语文教育》《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等文章阐述看法，其中《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可以算作这次研究的集大成者。这篇文章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传统语文教学的三大经验和四大弊端的基础上，提出语文教学一条龙整体设计的初步设想，即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的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方案，目的是探求出一条语文教学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改革之道。（3）20世纪90年代，先生已逾70高龄，于1992年出版《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
在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基础上，张志公集中精力研究现代的语文教育，提出了系统改革语文教学的设想，并积极倡导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现代化，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张志公文集3语文教学论集》（1991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199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等著作中。关于语文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志公先生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阐述语文学科独特的工具性质，坚持文道统一，强调思想修养的培育、文化传统的继承、文学审美的熏陶，特别是良好习惯的养成。1978年的语文教学大纲，先生执笔写入“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字要规规矩矩地写，练习要踏踏实实地做，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完成”。（2）呼吁语文教学科学化，“所谓科学化，就是搞清楚语文教学规律，按规律办事”。他在《语文教学需要大大提高效率》《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等文章中，多次阐述自己有关科学化的主张，并在识字教学、语言教学、文学教学、文言文教学等方面作了科学的探索。（3）高举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大旗，提出语文教学应该与现代化建设接轨。现代化包括语文教学的要求和内容的现代化，语文教学方法现代化和语文教学手段现代化等。他认为，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训练学生熟练掌握普通话，提高学生敏捷准确高效的口头和书面交际能力，等等，都是现代化对语文教育的新要求。（四）提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语文课程、语文教材、语文教学“一条龙”整体改革设想（如前述）。这个设想的基本思路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不仅重视知识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能力的养成，体现出语文的工具性以及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五）“精要，好懂，有用”，语文教学的六字箴言（如前述）。（六）力图在语言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听说读写的语文应用之间建立起一门桥梁性学科——汉语辞章学。他从60年代开始提出建立辞章学的设想，先后为不同学校的学生开设这门课程，到上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是一门桥梁性学科，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桥梁把理论和应用这两端联系起来，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汉语辞章学论集》（1996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
绝知此事要躬行
志公先生在大量研究的同时，深知躬行实践才能出真知。这里记下他的“双进合击”的语文教学思想以及以此思想为核心而在部分地区开展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语文教改实验，以证明先生是躬身实践的典范。
前边曾记述了先生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他认为传统语文教育实行集中识字，虽然识字与写字、讲字、用字分开，可以增加学生的识字量，让他们尽快进入阅读与写作，但大量存在的难认、难记、难懂的汉字与孩子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习得的较高的语言水平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落差。该怎样解决这个落差？ 志公先生提出应该多发挥汉语拼音的作用。他建议小学语文分三条线前进：（1）从入学开始，用汉语拼音提供儿童与其语言能力、智力发展和求知欲望相适应的阅读材料，大量阅读，同时进行语言训练、写作训练；（2）从第二学期开始，进行识字教学，只认不写，按汉字规律组织识字教学；（3）稍晚于第二条线开始教写字，按汉字书写规律教，不与识字同步，待其自然会和。这样分三条线前进，大概四年即可自然会师（此教学思想见《关于改革语文课、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一些初步设想》）。
这样一个教学思想后来发展为“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改实验，实验由黑龙江教研部门开始倡导，后来又有不同省份加入，先生也多次深入实验地区直接指导，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教育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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