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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战略资源，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非物质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濒危语言类志书在抢救濒危语言的同时，也集中记录并呈现了该濒危语言所在地或所属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
据资料显示，世界上现存约6700种语言。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其中约40%的语言濒临消亡，而且大约平均两周就会有一种语言消亡。濒危语言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濒危语言计划”，将当年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连续发布“世界濒危语言地图”；联合国也将2019年确定为“国际本土语言年”。抢救濒危语言的组织机构、保护项目也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
中国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130多种语言，方言土语难以计数，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高速进程中，我国的语言和地域/民族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不少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方言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消亡。如何及时有效地保存和保护语言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据统计，我国的130多种语言中有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有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有的语言只剩下十几个人甚至几个人会说，濒临消亡。不少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速度日益加快，珍贵的语言文化资源也正在随之快速流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已开始关注濒危语言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也已开展了多项濒危语言调查研究课题。为了及时并全面抢救保存中国的语言资源，2015年5月14日，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下发《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教语信[2015]2号），“决定自2015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该工程规模宏大，规划调查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点100个、濒危汉语方言点100个。研究人员奔赴全国各地，足迹遍布新疆、西藏、云南、贵州、海南、黑龙江、内蒙古等，无论荆棘丛生的高山鸿沟，还是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带，都能发现他们的身影。最终，采集到了一批批鲜活的田野调查语料、音视频数据和口头文化资源，其中包括一些从未被记录过的语言/方言，研究者们有幸在它们消亡前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作为语保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中国濒危语言志”第一辑（曹志耘总主编）30册已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于20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濒危语言志”第二辑的20册目前也在编写审读中，即将启动出版流程。
作为一套志书类的丛书，各册书都遵守了统一的规范：首先，每册包括导论、语音、词汇、分类词表、语法、话语材料等内容，各书约30万字。其次，各书对濒危语言的认定标准，都参考国际濒危语言保护的纲领性文件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编写），并分别从“代际语言传承”“绝对实用人口”“使用者的语言态度”“语言材料或典藏”等九个方面进行考察，从而使得整个丛书在濒危语言的评估上做到了规范一致。再次，各书书前有4幅彩图，书中有20张左右民俗文化图片，图文并茂，全面展示了濒危语言文化的整体面貌和独特魅力。另外，部分内容附有二维码，读者阅读时可用移动设备扫码并在线访问，实现音像图文四位一体的阅读体验。今后，我社还将开发客户端应用程序（APP）产品，以实现音像图文全部数字化。
除了该丛书，已出版的还有孙宏开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8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2005、2008年），张振兴、熊正辉、林立芳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成果》丛书（包括《旧时正话研究》《军话研究》《黑龙江站话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鲍厚星主编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丛书（湖南卷）》（10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以及戴庆厦著《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庄初升、邹晓玲主编《濒危汉语方言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赵阿平、郭孟秀著《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共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等。这些既是濒危语言理论研究的成果，也起到了志书描写、存录的作用。
编写出版濒危语言类志书（以及理论研究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
首先，抢救了一批批鲜活的语料。濒危语言类志书的编写，是建立在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之上的，是对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和濒危汉语方言采取的抢救性调查记录和保存保护。这也要求编写者准确记录，原汁原味地保留“原声”，而且调查和记录过程均须遵照统一的操作规范和技术标准。这类原生态的鲜活语料为学术界提供了语言研究的重要资料，对我国濒危语言的保护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并可为语言本体、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等领域提供良好扎实的研究基础。
其次，保护了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战略资源，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非物质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濒危语言类志书在抢救濒危语言的同时，也集中记录并呈现了该濒危语言所在地或所属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因此，此类志书无疑是传承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大力促进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
再次，积累了保护濒危语言/方言的宝贵经验。在进行前期调查、记录，以及后期的志书编写、出版等的过程中，研究者们探索出了一套应对语言资源危机的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比如在偏远山区等困境中，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做到高质量录音；记录下来的音视频资料，如何按照统一的规格进行科学规范的保存等。相关志书的调查研究和编写出版，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为我国濒危语言保护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最后，推动了语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一批批志书的出版，将有力推动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有效促进语言文化产业发展，增强语言文化研究的社会服务能力，也能为科学制定语言规划、灵活调整语言政策、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等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作者为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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