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读吴福辉关于《戴上枷锁的笑》的一通书信

    吴福辉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在文学史研究、海派文学研究、通俗文学研究方面都卓有成就，出版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等著作在学界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不过，他学术著作的出版过程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笔者最近找到他给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李庆西的一封信，照录如下：

    庆西同志：

    您好。我得到您的赠书已经有几年了。每期丛刊都是奉寄的，不知是否收到。听平原君说起，你们谈到过我放在贵社的集子，非常感谢您的关照。

    《文学评论》今年二期发表了一篇评介我的文章，我想您一定已能知道。写稿的王中忱当时要读我的全部论文，其时，我正在编《戴上枷锁的笑》集子，便把复印件全部借他。他写完自然不给我看，自己也不久赴日本学习（现在仍在日本）。王信发稿时并未与我打招呼，直到发出一看，方知道所用题目居然是这样，副题为“读吴福辉《戴上枷锁的笑》兼及其他”，这样我便尴尬了！ 最近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均纷纷来信索书，甚至有的说了：你怎么出了书不送我呀？

    加上王瑶先生的序文已成遗文，也成为我心理上的一个负担。他最后在病榻上曾问我集子何时能出的。

    最近听说铁流同志退休，不知是否如实。那样，他是否对我的集子负责到底呢？ 或者可转由您来管？

    我知道出版社的难处，铁流同志也不是不负责之人，但这个集子搁置已这么久，成为我的一块心病。铁流又不回信，兄已当面在京说过绝不会退稿的，就是不知道需等多久。

    最近上海文研所搞资料的陈梦熊来信介绍贵社社长杨仁山同志的老父杨秉钧先生，让我为他补齐丛刊全套，从此建立了联系，谈现代文学问题，通信已有几次，但我一直未提及我集子的事（有的信经由杨仁山同志转）。据您看，如果我直接求助于社长，对此事有帮助吗？ 请兄替我筹之。

    我去年十月在《上海文学》发一论文，不料有些效果。汪曾祺与张兆和先生（沈从文夫人）辗转带信儿过来，索要此文，使我受宠若惊。继而，上海文学蔡、杨两兄突来信说，拙文被评为上海文学奖。如果可能，我五月份在与季红真陪台湾某人去湘西前后，会去上海一次，这便使我想起那次与您在建国西路同住时的愉快。兄能在五月初简复我一信以免我悬念吗？

    春祺 我同时也致铁流一信，又及。

    福辉4.26

    信中所说“《文学评论》今年二期发表了一篇评介我的文章”，指的是《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发表的《苦涩的品鉴——读吴福辉〈戴上枷锁的笑〉及其他》，作者署名“宗诚”，本名是王中忱。由此可知，吴福辉给李庆西的这封信写于1990年4月26日。

    《带着枷锁的笑》，吴福辉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责任编辑铁流，版权页上的书名是“戴上枷锁的笑”。书前有吴福辉的硕士导师王瑶作的《序》。王瑶的这篇《序》完稿于1988年2月11日。吴福辉1988年2月21日新春写完《后记》，他说：“我能编成这个集子，时感背后的温热。我特别感激王瑶先生亲自为这个集子做了序，用一句老话说，先生的道德文章对我们的滋养之处太多太多。好不夸张，我们治中国现代文学的路子，是从朱自清先生到王瑶先生这么师承下来的。这是学术发展正直的路途。王先生的这个序通篇对我的分析，使我汗颜，从研究对象、研究整体特色、研究个性，未来的研究目标，到这个集子命名的缘由，他指出的甚至比我自己感到的都更清楚。我将长期地从这篇序言重受益。”遗憾的是，王瑶作的《序》还没发表，吴福辉的这本论文集还没出版，王瑶就于1989年12月13日在上海病逝。吴福辉在1989年12月21日所写的怀念导师王瑶的文章《最后的和最初的日子中》中提到，1989年“11月24日上午，我换下日夜护理的师母值班，那时先生说话如常，他猛然问起我集子的事，我照实回答了，他听后沉默半晌，两人都回避提起他的那篇序文。可叹因为学术著作出版的萎缩，累得先生的序言至今未能面世，竟成遗文，岂不悲夫！”最终王瑶作的这篇序，刊于1990年12月15日《文艺报》，题名为“吴福辉作《戴上枷锁的笑》序”，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的王瑶的《润华集》时，改题为“讽刺艺术的历史考察——吴福辉作《戴上枷锁的笑》序”。

    王瑶的序写于1988年2月11日，吴福辉是1988年2月21日新春写完《后记》的，但这本书迟至1991年12月才出版。为此，吴福辉在1991年4月11日在《后记》的后面又增添了《作者附记》：

    这本小书出版之时，“忘却的救世主”该已降临，它的作序者王瑶先生离开我们快要两周年了。想起在我的出生地医院的病榻前，师生默然相对，先生突然垂询起这集子的情状，恍然如昨。我欲哭无泪，谨以此权作一朵黄花敬献于先生灵前。

    “王瑶先生的序文已成遗文，也成为我心理上的一个负担”，无论是《后记》《最后的和最初的日子中》《作者附记》，还是吴福辉给李庆西的信，我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吴福辉“心理上的负担”和他对导师王瑶的怀念之情。导师王瑶未能见证《戴上枷锁的笑》的问世，这使得吴福辉始终有一种无法排遣“心理上的负担”，所以他才会写信给李庆西和责编铁流，“费尽脑汁”希望这本书能尽快出版。在笔者看来，吴福辉焦虑的不是这本书的出版早晚，而是他不想辜负导师的期许，他希望卸下“心理上的一个负担”，这是“压在心上的坟”。

    关于“戴上枷锁的笑”这个书名，王瑶在《序》中这样点评：“他（笔者注：吴福辉）以‘为未来的现代讽刺小说史准备的提纲’——《戴上枷锁的笑》的篇名来作为这本论文集的书名，就不仅体现了他对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发展过程的研究成果，也表现出他对讽刺小说这一课题的深厚兴趣”。宗诚（王中忱）在《苦涩的品鉴——读吴福辉〈戴上枷锁的笑〉及其他》的副标题写的也是《戴上枷锁的笑》。《带着枷锁的笑》，版权页上的书名也是“戴上枷锁的笑”，但不知为何书的封面上却改题为“带着枷锁的笑”。可惜在吴福辉老师在世时，我未曾向他求教，也就无法探知书名变更的缘由了。

    “带着枷锁的笑”这个书名的确“不轻松”。周星在《从文学之隅到影视文化之路——文学与影视文化研究文集》坦言，《带着枷锁的笑》“带给我的阅读乐趣却是独特的，以三、四十年代独异文学现象为研究重点，关注于中外文学传统的承继互感关系，挖掘复杂多样创作中讽刺机制的美学意味，便是这本论著给予我的总体印象。尽管书名所指主要是‘讽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基本品格，但我似乎感悟到作者深刻地把握时代风云与特定时期文学趋向的制约关系，或者说，对研究对象成败得失的尺度掌握恰恰可以用书名来透视。”

    关于这本书的主要书评，除了前文提到的《苦涩的品鉴——读吴福辉〈戴上枷锁的笑〉及其他》，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发表的龙泉明的《开拓现代讽刺小说研究的新思路——评吴福辉的〈带着枷锁的笑〉》。在龙泉明看来，“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研究这块领域里，吴福辉倾注的心血最多用力最勤”，《带着枷锁的笑》“在现代讽刺小说研究史上无疑具有导夫先路的开拓性意义”。不过，并非每一个读者都能读理解这本书。吴福辉在《由野史材料探入“文学现场”》中就提及他因为《带着枷锁的笑》所受的“委屈”：“有一位青年学者读了我的《带着枷锁的笑》之后，曾对我说，想不到你那时候也那么‘左’！ 我初听不免生出一点点委屈。因为他说的‘那时候’，其实已是1980年代前期，人们心有余悸的阴影虽还在头上罩着，但‘解冻’业已开始。在我所处的学术环境里，一切皆要重新打量的趋向各处萌动，我那个集子自然也留下了痕迹。‘左’矣？ 右矣？ 很难说清。不过这种细微的差别，是要真正进入历史境地才能感悟得到的。”的确如此，要真正认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与开拓意义，不能不返回历史现场，“真正进入历史境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沙汀传》是吴福辉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这是一本作家传记。《带着枷锁的笑》并非吴福辉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但却是但真正能代表他早期学术成就的一本书。《带着枷锁的笑》是吴福辉第一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自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之后发表的19篇论文。首篇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论三十年代作家的讽刺艺术》，这是吴福辉的硕士毕业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刊出的《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初步成熟——试论“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讽刺艺术》是其删节版。《带着枷锁的笑》收录最早的论文是写于1979年五四前夕的《五四时期小说批评概述》，最晚的是写于1987年2月12日的《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京派小说选〉前言》。后者最初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改题为“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论京派小说”。

    吴福辉的研究领域并不仅限于讽刺小说，正如王瑶所言，吴福辉“对各种文学现象都很关注”，“他的视野是很开阔的”。吴福辉后来在诸多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但他是从《带着枷锁的笑》这本论文集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的。

    虽然《带着枷锁的笑》出版得如此艰辛，但吴福辉对浙江文艺出版社依然充满感激之情，“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不嫌弃我这个老‘新人’，愿意出我的论文集子，使我不能不感佩。他们并不知道我是个不会说浙江话的浙江人，故乡容纳我，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此外，信中提到“我去年十月在《上海文学》发一论文”，这篇文章指的是吴福辉在《上海文学》1989年第10期发表的《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为什么会“辗转带信儿过来”索要这篇论文呢？ 吴福辉的这篇论文对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因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进行了鞭辟入里地分析，并数次提及沈从文与汪曾祺，并对他们的作品作了部分解读。估计正是这一点，《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一发表就引起汪曾祺、张兆和等人的关注。

    1990年，《大陆文学的京海冲突构造》荣获上海文学（1988-1989）。吴福辉去上海领奖了，他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春润集》中回忆：“在去上海的火车上见到也去领奖的吴方，他问我‘你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文化冲突名目来’，此情此景，使我更怀念这位早逝的朋友。”关于“京海冲突构造”这一概念，吴福辉说：“来源于长期对中国经济文化不平衡性的感受，是自少年时期冷丁离开繁华沪地到了严寒东北市镇就一直隐隐环绕我灵魂的实际生活体验，在强烈接触了京海派文学之后自然提升出来了。它使我终于找到了属于个人的学术领域——一块自己的园地。”吴福辉出生于上海，始终有“海上情结”，后来他的海派研究有不少重要创获，出版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专著，至今“仍是‘海派文学’这个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