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鲁迅政治”的形成

    “革命”与“鲁迅文学”的发生

    在今天谈起鲁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鲁迅当作一个饱含七情六欲、富有文人气息的知识分子形象，如称其为“好玩”的“大先生”。实际上，鲁迅之所以在当代中国依然无可替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作为“革命人”也即“政治人”的鲁迅。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何来理解鲁迅的“政治”？ 这也是把握“鲁迅”与“当今时代”关系的根本立足点。

    鲁迅当然是一个文学家，但追溯一下“鲁迅文学”的原点，不难发现“鲁迅文学”的诞生与“革命”密切相关，正是“革命”召唤出了“鲁迅文学”。1902年4月，鲁迅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翻看现存鲁迅留日时期的照片，他剪去了辫子，在人群中十分醒目。当时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约有8000人，剪辫子的占少数，多数学生正如鲁迅的《藤野先生》开头所写，既不敢剪掉辫子，又赧于明显地留辫子，于是便将辫子盘起来，戴上学生帽，高高的帽子看上去“宛如富士山”。鲁迅毅然剪去辫子，表明的正是他“排满革命”的态度。他到日本即投身革命，是浙江光复会的最早成员之一，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后，他也成为了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与鲁迅一同留日的绍兴老乡陈仪和许寿裳，也是光复会的成员，他们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就拿陈仪来说，算得上是真正的“民国元老”。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奔赴台湾，就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在他任职期间，爆发了台湾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二二八事变”。和陈仪相比，鲁迅终究没有成为“民国元老”，内中缘由一言难尽，不过核心问题还是关涉到“鲁迅文学”的发生。张承志在《鲁迅路口》讨论这个问题时，特别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清政府因警惕于官费留日学生中革命派的发展，遂与日本文部省沟通，由后者下发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所言“取缔”是日文，意思是监管、控制。该规则旨在限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这一规则的颁布引起了轩然大波，爱国学生陈天华痛愤日本《朝日新闻》对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的歧视，留下一纸《绝命书》后蹈海自戕，希望以此来警醒中国人。与之相关的第二个细节则是，因为有了“取缔”规则，留日的中国学生分成了两派。一边是以鲁迅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为代表的归国派，另一边则是选择继续留在日本的留日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在张承志充满文学性的叙述中，鲁迅既没有表达回国的愿望，也不曾流露留在日本的意愿。这种优柔寡断的行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提到鲁迅留日时期一次未成行的暗杀行动。据说，光复会曾下达一个暗杀任务给鲁迅，鲁迅因顾及母亲的赡养问题而向组织发问，若是暗杀牺牲了，母亲由谁来养活？ 组织因此更换了任务的执行人。这一事件并无旁证，因而无从考究真假，但根据当时的情况，革命党人往往采取两种形式来发动“革命”：一种是起义，例如秋瑾领导的大通学堂师生起义，结局是失败并壮烈牺牲；另一种是进行暗杀，如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虽然暗杀成功了，但自己也牺牲了。鲁迅不能决然如陈天华，也未像秋瑾和徐锡麟，走上或起义或暗杀的“革命之路”，他不幸成为了一名“幸存者”。与陈天华、秋瑾和徐锡麟的牺牲相比，鲁迅某种程度上是“苟活”在这个世上，“看杀”同乡革命者的自责逐渐在他心里侵蚀、蔓延和啮咬，最终催生了文学家“鲁迅”的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承志称鲁迅的文学是“赎罪”的文学：“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幸存者的文学”还是“赎罪的文学”，都是以“革命”为前提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张承志：《鲁迅路口》）。“革命者”与“文学家”交错的经历，使鲁迅对革命的体验和理解，首先与辛亥革命紧密相连。正如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在1940年代为《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写的序中所言：“鲁迅一生功业的建立虽在民元以后，而它的发源却都在民元以前。”

    “辛亥革命”及其挫折

    究竟如何看待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丸山昇出版于1960年代的《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和丸尾常喜发表于1980年代的《明暗之间：鲁迅传》，两本著作不约而同引用了《两地书》中的一封信。这封信是1925年3月31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他说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很显然，鲁迅在“民元”时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很大的希望。正因如此，他才愿意在政局动荡不安，民国命途多舛之际离开绍兴，只身前往南京，毫不犹豫地为新政府的教育事业尽心竭力。就像丸尾常喜强调得那样，“民国元年时，鲁迅三十岁”，他正处于人生大好年华，这时迎来了“辛亥革命”。从此以后，“辛亥革命”便以“民国理想”的形式镌刻在鲁迅的生命记忆中。

    然而，让鲁迅备感失望的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并未进入一个希望的国度。同样在《两地书》的那封信中，鲁迅在谈到“民元”的希望之后，紧接着就说起希望的破灭，“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因为他目睹的是革命的堕落和理想的失落：有些人在革命中牺牲了，成为了永远的革命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投机分子，借革命来吃“革命饭”；还有些人革命成功之后转而镇压革命，甚至自身堕落后也被杀了……譬如鲁迅所熟悉的王金发、陶成章等人。鲁迅由此生发出对“后革命”的警惕和恐惧，他觉得革命成功后往往会“故鬼重来”，也就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受，鲁迅创作了《药》《阿Q正传》《在酒楼上》《孤独者》和《范爱农》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描述了“民元革命”本应具有的勃勃生机，如何逐渐消散与失落的：“鲁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观点的机会。他借王金发异化为王都督的例子，证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衬下，这道路呈着险恶的本色。”（张承志：《鲁迅路口》）在鲁迅那儿，始终有所谓“民国的理想”与“民国的现实”之间的对峙，这两者的紧张关系是促使他思考、写作和行动的关键。

    所以，鲁迅没有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正如他在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指出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说是康［有为］党，后说是革［命］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篇文章表面上看，似乎是针对现代评论派和女师大风潮，但在更深层次却总结了“民元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引申出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在《两地书》原信中，鲁迅同样重申他类似的看法，“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1926年10月20日，鲁迅致许广平）。因此，鲁迅提倡“痛打落水狗”，并非仅仅限于“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而是来自“民元革命”以来各种各样血的教训，如果革命不彻底，那些未被革命镇压的坏人总要秋后算账，反戈一击，革命重新要付出血的代价。丸尾常喜则进一步点明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苦心孤诣：“因为官阶最高的一品官官帽上会用赤色珠玉做‘顶珠’，所以‘以人血染红顶子’意指以告密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遗老是指前朝的遗臣，而遗少是鲁迅新造的词语，指那些无心进取、思想仿佛遗老的年轻人。紧接着，鲁迅提到被杀的秋瑾和王金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写在〈坟〉后面》，1926）。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已然觉醒的现实主义，以及目睹许多流血后内心郁积的悲愤。”（丸尾常喜：《明暗之间：鲁迅传》）

    什么是鲁迅的政治

    围绕着“痛打落水狗”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到近年鲁迅研究界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什么是鲁迅的政治？ 不少研究者认为鲁迅看到革命后往往“故鬼重来”，因而对革命感到幻灭，甚至对革命产生警惕。鲁迅对革命确实有重蹈覆辙的警醒，《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的描写就是一个明证。但是，鲁迅是从革命的进程中去理解革命的后果，还是从革命中超脱出来静观革命的遗产？ 这是两种对鲁迅政治完全不同的理解。假如静观革命的遗产，鲁迅当然可以保持超然的态度，认为革命就是循环往复，进而将革命相对化，甚至质疑革命本身的合理性，从而与革命保持相应的距离，进而还可以把上海时期鲁迅与左翼阵营的离合结合进来，凸显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但是，这种将“革命”与“知识分子”二元对立起来的思路，根本无法清楚地解释鲁迅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对革命的深入思考——“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更何况，这一思考从“民元革命”开始，可以说贯穿于鲁迅的一生。

    丸尾先生在《明暗之间：鲁迅传》中特别指出，广州时期应是理解何为鲁迅政治的一个关键。鲁迅为什么选择从北京南下？ 除了因为爱情——当时关于他和许广平的关系，的确有很多流言蜚语，所以鲁迅要离开北京——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南方带来了“革命”的新希望。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鲁迅认为这是第二次“民元革命”，在“民国的理想”和“民国的现实”之间，鲁迅再次选择了“理想”，“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此时此刻说起“民元的希望”，投射的也有可能是鲁迅寄托于“大革命”的“新希望”。但是，到了广州以后，鲁迅同样需要面临“大革命失败”的危机。1927年在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鲁迅正是在“政变”的前两天，也即4月10号写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1975年“文革”时期作为鲁迅的轶文被发现的，文章的题目叫《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不仅直接引用了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很显然，鲁迅认为列宁的话与他“痛打落水狗”的逻辑是相通的，也即革命不能对敌人仁慈，否则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所以，鲁迅再次强调：“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而且，鲁迅进一步在革命的进程中，继续反思革命有可能失败的后果：“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正是在革命似乎取得了胜利的时候，革命精神反而可能“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由此，“革命”之后才会“故鬼重来”“重蹈覆辙”，这是“革命”包含于自身的深刻危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这一对革命后果和危机的深刻理解，离不开鲁迅对辛亥革命以降一系列革命及其挫折的总结。

    正是从这一富有历史感的观察出发，造成“革命”危机的不仅仅是往复的循环，恰恰是因为革命不彻底，没有成为“永远的革命者”，所以难以打破“故鬼重来”的循环。革命的进程需要召唤一种彻底的、“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而构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的视野。正是伴随着“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鲁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答有恒先生》，1927），在告别“五四”的自觉中，新的“阶级政治”的视野逐渐浮现出来了。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辛亥革命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