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迪迪翁：我们是不完美的肉身

    美国记者琼·迪迪翁（Joan Didion）12月23日因帕金森氏病并发症在纽约去世，享寿八十七岁。

    迪迪翁是新新闻主义的先驱。与典型的纪实写作不同，她对小说的叙事技巧多有借鉴，在报道中重视主角和反派的对立，以及情节的发展。

    成名之后，在《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的鼓励下，她越来越多地关注美国政治的戏剧性和虚伪性。

    “迪迪翁女士以坚定的目光和敏锐的智慧，揭示出一个被道德堕落和自我欺瞒所捕获的美国，它受制于虚假的陈述，无力解释世界如何运作。”《华盛顿邮报》在她去世后说。

    “这就是迪迪翁的作品今天与我们产生如此深刻共鸣的一个原因。”《纽约时报》前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写道，“我们又一次生活在一个由混乱和不确定所定义的时代，迪迪翁所说的‘紧张’再次出现，因为我们担心新冠、气候变化、警察暴行和学校的大规模枪击。”

    迪迪翁身高一米五二，体重在九十到一百一十斤之间浮动。因为身形瘦小、骨骼清奇和思想独立，她长期保持着时尚偶像的地位。

    她曾撰文批判大导演伍迪·艾伦电影里的“伪成人”，又攻击《华邮》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后，已沦为美国政治精英的速记员。但某些批评者，如英国小说家马丁·埃米斯，对她的一惊一乍不以为然。

    她的两部早期文集《懒洋洋走向伯利恒》（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1968）和《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1979）记录了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西海岸的文化动荡，晚年的回忆录《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2005）和《蓝夜》（Blue Nights，2011）则以典范性的风格，描写了丧夫和丧女之痛。

    《奇想之年》卖出了一百余万册，还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在2005年秋天的报道中，中华读书报曾称此书为“迪迪翁的《我们仨》”。

    迪迪翁回忆，丈夫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当时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喝着威士忌，她自己则在准备晚餐，两人谈论着酒，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记不清了。然后是突然的沉默，瘫软的邓恩从椅子上滑落。

    迪迪翁以为这是丈夫的恶作剧。“别逗了，”她说。

    邓恩被送入医院，先来接手的是个社区义工。迪迪翁回忆，在后来向医生询问丈夫是否已死时，她听到义工对大夫说：“没事儿。这个家属冷静得出奇。”

    邓恩过世后，她开始研读医学专著，想从中找出丈夫猝死的前兆，因而生出种种“奇想”：或许丈夫不会死，或许当时能救活他，或许邓恩不舒服时，他们能谈谈健康问题——可他们没谈过。

    “因为我们都是作家，整天都要在家里工作，早已听够了对方的声音。”迪迪翁写道。

    多数作家夫妇熬不了几年，散伙的例子要多过厮守终生。但迪迪翁与邓恩结婚三十九年，虽波折不断，但关系渐趋稳固。她说，她与邓恩互相信任，两人的稿酬和存款向来混放，亦从未视对方为文坛上的竞争对手而心生妒意。

    夫妇俩文风迥异。邓恩走笔饱含感情，兼具神秘主义，迪迪翁则横眉冷对，满纸悲凉。

    1934年，琼·迪迪翁生于加州萨克拉门托，自小嗜读如命，尤爱词句紧密的海明威。20世纪50年代末，她与邓恩在某次晚宴上相识并成为密友，理想与事业相合，终在1964年成婚。两年后，夫妇俩收养了女婴昆塔娜·鲁。

    昆塔娜于2005年8月死于急性胰腺炎，享年三十九岁。

    迪迪翁的最后一本书是2021年1月26日出版的《我来告诉你我想说什么》（Let Me Tell You What I Mean），收入从1968年到2000年的十二篇文章，涉及海明威、南希·里根和玛莎·斯图尔特等人。还有一篇《我为什么写作》：“我写作完全是为了要发现我在想什么，我在看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和它意味着什么。”

    在宣布迪迪翁的死讯时，出版商克诺夫书局引用了《奇想之年》里的一段话：“我们不是理想化的野物。我们是不完美的肉身，哪怕刻意不想，也知道凡人终有一死，因自身的复杂而殂落，于是心有惴惴，哀悼亡人时，我们也哀悼自己，无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想我们曾经。想我们不再。想我们总有一天形消神灭。”

    迪迪翁在中国市场上又叫迪迪恩、狄迪恩或狄第恩，先后有中译本《充满奇想的一年》《蓝夜》和《向伯利恒跋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