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和全球视野下的故宫学

    “故宫学”这一学术概念是由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先生提出的。它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其学术要义在于“从文化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故宫、故宫文物以及故宫博物院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学术目标在于“充分挖掘故宫深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其学术理想在于“为两岸故宫开展交流合作找到联系纽带，更为流散于海外的清宫旧藏提供学术归宿”。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如何立足中国实际，做好中国学问？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怎样对待本国历史？ 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怎样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明确了这一点。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及其文物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建筑，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故宫文物是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的重要载体，是明清两代宫廷历史文化的信息记录。故宫博物院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产物，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突出代表，更是推动建立当代中国文化新思潮与新思考的重要力量。如何立足故宫实际，做好故宫学问？ 这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战略任务赋予故宫学的发展机遇，也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赋予故宫博物院的历史重任。

    故宫学是一套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

    故宫何以为学？ 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故宫、故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是构成故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三者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稳定的逻辑结构。故宫博物院由故宫和故宫文物转变而来，它们承载着政治、文化和艺术等多重内涵，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文化艺术的载体和象征，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进程的见证和缩影。

    首先，以故宫为主体的宫殿建筑群是一套严谨有序的知识体系。故宫建筑群是一套秩序井然、关联密切的知识体系，其规划设计、形制布局和建筑意象的思想源流和实践路径皆清晰可循。在规划设计上，紫禁城居都城中央，继承了传统的宫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制度。例如，太庙、社稷坛、西苑三海、景山、大高玄殿、皇史宬、中央衙署皆环绕紫禁城而布置，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坛庙则散设于北京城之四周。在形制布局上，紫禁城遵循中国古代“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营建规制。主体建筑严格按照皇权礼制布置：前为三殿，后置三宫，是为体现“前朝后寝”之制；东设太庙，西建社稷坛，则是遵循“左祖右社”之制。在建筑意象上，宫殿的排列顺序及命名体系既体现王朝的政治权威和财富象征，又表达为政者的治国理念和人文情怀。特别是以太和、保和、中和三殿为代表的紫禁城外朝建筑，集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与观念。自明朝“永宣之治”的肇建与擘画，到清朝“康乾盛世”的定格与发展，紫禁城见证了明清两朝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继承了中国宫殿建筑的礼制思想，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

    其次，以故宫文物为概括的宫廷收藏是一套繁而不乱的知识体系。故宫文物是一套流传有序、品类齐整的知识体系，其文化传承与学术演进的轨迹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器以藏礼。中国的礼制，存诸于典籍，昭显于器物。殷商重器多集中于宗庙，周代设“天府”“玉府”以藏王朝礼器，汉朝建“天禄”“石渠”以收图籍档案。宋徽宗时期，宫廷收藏尤为丰富，书法、绘画、鼎彝渐成体系。及至明清两代，帝王亦重视宫廷收藏，乾隆时期更是达到极盛，修筑文渊阁以贮《四库全书》，辟设三希堂以藏法帖。其次，文以载道。中国的古物，长于鉴藏著录，归于文脉传承。宋代艺术鉴藏之盛，学术著录之丰，由《宣和博古图》《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可见一斑。及至清代，宫廷收藏著录渐成大观，品评鉴赏蔚然成风。仿《宣和博古图》之样式，著录登记宫廷收藏之青铜器，并绘制器型，标注款识，援据考证，终得《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乙二编之洋洋大观。参《宣和画谱》《宣和书谱》之成例，以贮藏殿阁地点编次，详记作品名称、尺寸、质地、书体、题材内容、本人款识、印记、他人题跋等项，并著录饱学之士、书画名家之品评鉴赏，始成《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之皇皇巨著。

    第三，以完整故宫为目标的博物馆建设是一套多元立体的知识体系。民初时期，北洋政府内务部创设古物陈列所，“以为博物院之先导”。1914年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在武英殿正式开幕，奉天（今沈阳）及热河（今承德）行宫物品公诸于民，太和、保和、中和三殿供人游览。1924年11月，黄郛摄政内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紫禁城内府珍藏尽归国有，乾清、交泰、坤宁三宫任人参观。自此以后，昔日皇家禁地成为公共空间，私家秘藏转为公共遗产。及至1930年10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拟定《完整故宫保管计划》，提议将古物陈列所归并故宫博物院，以博物院的形式整体保管紫禁城宫殿及其文物。清华大学陈寅恪诸教授撰文指出，紫禁城由帝王宫殿走向博物院的演进历程代表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进步：“民国三年，内务部移热河避暑山庄，及奉天行宫全部古物至京，设立古物陈列所，实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有意义之大进步。其后，民国十三年驱逐溥仪出宫，设立故宫博物院，为中国文化史第二次有意义之大进步。至于今日，故宫博物院之接收古物陈列所，当为第三次之进步。”

    紫禁城建筑群及其宫廷收藏是一个文化整体。经过百年来的发展，紫禁城建筑群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名义得到保护、利用，其宫廷收藏也以博物馆文物藏品的身份得以保管、展示。“故宫学”学术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正是基于对故宫建筑群及其文物收藏所蕴含的文化整体的深刻思考和科学认识。“文化整体性”是故宫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强调将古建筑、文物藏品和宫廷历史联系起来加以保护、研究与诠释。“故宫的古建筑群不是孤立的一个‘壳’，它与丰富的清宫遗存连在一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和中华文明成就的一个标志。”

    故宫学是一套经世致用的学术体系

    学问之道，在于格物致知，在乎经世致用。故宫学是一套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理论总结，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内不断探索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故宫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文化整体性，即故宫建筑、故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为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在类型庞杂、内容交叉的研究对象中找寻相通的理论方法，建构合理的学术体系，虽非易事，却有迹可循。

    首先，文物点查与史料整理奠定了故宫学的学术基础。博物馆业务和学术研究并举，是故宫博物院建设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1924年11月，李煜瀛在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明确提出“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钱玄同、马裕藻、黄文弼、马衡、胡鸣盛、朱希祖诸教授参与清宫物品点查。其间，清室善后委员会陆续出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6编28册，按殿堂楼阁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空间登记各类物品约117万件，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管、学术研究和陈列展览提供了基本信息和详实参考。1929年4月，故宫博物院“为处理专门学术上问题”，制定《专门委员会暂行条例》，在古物馆、文献馆和图书馆内各设专门委员会，以协助各馆馆长“关于学术上一切馆务”。清华大学陈寅恪、辅仁大学陈垣、北京大学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燕京大学容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诸先生受聘为专门委员。一时之间，紫禁城集古今文化精萃于一处，故宫博物院汇中外名流于一堂，学术研究渐有创建。审查鉴定古物、整理刊布档案、清点出版典籍以及筹备国际展览等工作陆续开展，为博物院的业务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古建保护与文物研究建构了故宫学的专业领域。重视文献考据与考古调查的科学结合，是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物鉴定、修复和研究的重镇，拥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和能工巧匠。唐兰执掌学术委员会，陈万里主持陶瓷研究室，单士元负责建筑研究室。王以坤、顾铁符、刘九庵、徐邦达、孙瀛洲、罗福颐、耿宝昌、乔友声、王文昶等文物鉴定专家和郑竹友、金仲鱼、杨文彬、张耀选、孙承枝、古德旺、赵振茂、金禹民等青铜修复、书画临摹专家，陆续集聚故宫博物院，充实人才队伍和技术力量。学术研究、文物鉴定、古建保护、陈列展览及文物修复等业务工作有序进展，故宫博物院学术体系的框架逐步建立并日益清晰。故宫学人从具体文物入手，以文献档案为依据，借鉴科学研究方法，将艺术理论、文献资料、文物藏品与宫廷历史相结合，或深化了以往的研究，或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造就了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多元开放的格局。

    第三，理论探索和机制创新提升了故宫学的实践能力。进入21世纪，故宫博物院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探索故宫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首先，2005年至2009年，古陶瓷、古书画、古建筑保护、明清宫廷史以及藏传佛教文物等五个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古建筑保护研究和文物藏品科技保护两个国家基地获得批准设立。通过学术研讨会的组织、科研课题的合作和专业人员的互访等形式，故宫博物院不断加强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并逐步形成“文物藏品研究为基础、专题文物展览为内容、国际学术研讨为平台”的多元立体的发展模式。其次，2009年成立的“故宫学研究所”，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合作，联合培养故宫学方向硕、博士研究生，这意味着以构建学科体系为目标的联合办学已渐成规模。再者，2013年设立的故宫研究院，以科研课题项目制为基点，布局博士后工作站和非建制研究所，汇集院内学术人才，吸纳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学术故宫”建设，这预示着以积蓄科研力量为要务的学术平台已凸显成效。尤其是2017年《故宫学概论》的出版，标志着以完善学术体系为核心的理论建设已初现成绩，故宫学的理论及其实践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百年来，故宫学人从文物的点查、整理、刊布逐步拓展至文物的鉴定、修复与研究，再逐步延伸至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与活化利用，并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故宫学派：强调多重论据法，要求综合运用古建筑、文物藏品、图书典籍和档案文献等资料，实现以物证史、以物论史、以物鉴物、以史论物的研究目标；提倡跨学科研究，要求从对单体文物研究的思路进入哲学化的思维方式即强调联系与发展，进入美学化的思维方式即导向审美与评赏，进入历史化的思维方式即注重社会与背景，并且扩展到对其他学科的认识。

    故宫学是一套与时俱进的话语体系

    学术者，为天下之公器也。故宫学是一套基于历史又面向未来的话语体系，它既在中国社会变革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得到阐释发展，又在世界格局变动调整中得以传承弘扬。故宫学的学术目标是“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世界”，即“希望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故宫学的课题研究不断深入，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海内外瞩目的一门显学，使世人充分认识故宫的价值，并藉以深刻理解中华文化艺术”。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提炼总结，又是关于学术理想的表述诠释，更是源于故宫博物院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

    首先，“公共”理念是故宫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变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紫禁城从皇宫到博物院的转变，亦非一蹴而就。民初时期，北洋政府以保存国有古物为由，加紧寻求接收清室宫殿及其古物的办法；逊清皇室以创设“皇室博物馆”为名，以期保留其对于清宫古物的所有权。在两股势力对峙交锋之时，以清室善后委员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一股独特力量，以建设国家博物院图书馆为目标，使得围绕着故宫及其古物的政治博弈逐渐转向学术论争。针对清宫物品所有权的争论，清室善后委员会坚持以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区分公私财产，例如拒绝溥仪取走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仇英《汉宫春晓图》，却悉数发还清室永寿宫所存银元宝10万余两。应对清宫物品保管权的问题，清室善后委员会坚持以博物院之形式开放宫禁和保存古物图书。1925年10月，正式成立故宫博物院，分设古物和图书两馆，布置原状和专题陈列，供广大民众游览。原本封闭森严的皇宫里，挤满了平民百姓；原来属于帝王私有的古物，拥有了全新意义的观众。“故宫之化私为公”“博物院完全公有”等观点思想得到公开阐述，博物馆的公共性为故宫及其古物身份认同的转变提供了路径。诚如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在《故宫周刊弁言》中所强调：“故宫者，我国数千年文物之所萃。自成立博物院以来，昔之所谓秘殿宝笈，一夫所享有者，今已公诸国人矣。”又如故宫博物院首届理事长李煜瀛在《清故宫须为活故宫》的讲话中所明确：“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以前之故宫，系为皇室私有，现已变为全国公物，或亦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公字”。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之初起，便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自觉投身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其次，“典守”精神是故宫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文物的聚散，与国运的兴衰息息相关。抗日战争时期，为避免掠夺与损毁，故宫文物自华北、东南而辗转迁徙于西南诸省，历时十余载，行程数万里，谱写了一曲文化抗战的壮歌。1933年元旦，日军进犯山海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文物南迁。数月间，故宫博物院文物13427箱又64包、古物陈列所5414箱、颐和园640箱又8包8件以及国子监石鼓11箱分五批南运上海保存，后转迁南京分院保存库。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相继爆发，故宫文物陆续向西南地区疏散。南路文物溯江而上，初藏长沙，后取道湘桂公路，颠沛流离在六寨、贵阳诸地，最终秘藏安顺、巴县。北路文物沿陇海铁路西行，暂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辗转存藏于汉中、褒城、成都各处，最后安存峨眉。中路文物溯江西上，暂存重庆，后经中转宜宾，最终妥藏乐山安谷。其间，故宫文物并未就此尘封，而是择选精华，远赴英国伦敦、苏联莫斯科及列宁格勒展览，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引起各国民众对于中国抗战之同情。一代又一代故宫人的典守、传承、弘扬，维护了故宫及其文物的完整性以及中华文化的延续性。故宫及其文物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镌刻着几代故宫人悲怆而富有温情的文化担当和家国情怀，承载着深刻而意味隽永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记忆。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故宫及其文物的完整保护。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中，专门就保护北平文化古迹问题作出指示：“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最终，北平和平解放，故宫、大学等重要文化古迹得到完好保存。3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故宫，并决定“故宫售票款作为修复费用，不必缴库，并请制定修缮计划”。4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奉命保护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1950年、1953年、1958年，大部分南迁文物分三次北返故宫，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迁徙岁月。此后，故宫博物院逐步形成了宫廷原状、历代艺术、专题展览的陈列体系，并在推动科学研究、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87年12月，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3年2月，故宫整体修缮保护工程获国务院批准，其实践经验丰富了东亚木结构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

    第三，“太和”思想是故宫学话语体系的精髓。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生，这是中国哲学追求的完美境界“太和”，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进入新时代，“太和”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历久弥新，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自2016年起，故宫博物院已成功举办五届“太和论坛”，开启了古代文明保护国际合作的新历程。论坛以中国哲学的“太和”思想为指导，以紫禁城建筑文化为表征，以构建和谐世界为目标，形成传播世界文明的深刻诠释，唤起跨越种族的文化认同。当下，故宫博物院自觉担负起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有力地推进“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体系建构,努力将故宫博物院建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围绕“故宫学”这一主题，故宫博物院将逐步形成学术梯队健全、科研成果丰富、学术平台发展良好、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学术科研体系，成为中国文博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好文化传承创新与智库作用。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故宫及其文物的保护传承，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发展，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发展休戚与共。在民初的社会鼎革时期，紫禁城及其宫廷收藏在艰难曲折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走过筚路蓝缕，历经战火淬炼。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博物院从百废待兴中重新出发，逐步蓬勃发展，不断推进创新性发展。故宫学所倡导的“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学术目标，是对故宫博物院百年学术传统的继承发扬，也是对中华文化数千年一脉相承的自觉守护，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阐释表达。回顾历史，故宫学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已经得到诠释应用。展望未来，故宫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还将得以丰富完善，故宫学的文化影响将会进一步凸显。尤其在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切实挖掘故宫学的价值内涵，不断完善故宫学的理论体系，充分提升故宫学的实践能力，在更广阔的中国语境和全球视野下实现故宫学的学术使命，已经变得十分迫切而且非常必要。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