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同——“半世飘零弹铗客”

    水天同是我的异母兄长，他出生于1909年，生母早逝，他在祖母照应下长大。他从小擅于辞令，学校集会游行中，他常被老师抱到台上作即兴演讲。那是民国初年，学校和社会鼓励学生在大庭广众演说。进入中学时，父亲考察欧美教育归来，便鼓励他投考清华准备留学。他14岁（1923）考入清华学堂，在他之前，已经有甘肃学生进入清华读书，因为过不惯那里的生活而申请退学的事情。他后来回忆说，临行时有亲友来送行，对他的赠言是“到清华学堂上学也好，就看你受不受得了那里的苦”。我们问他，当时的清华真是那么苦吗？ 他大笑：“有什么苦！ 冬天房间太热，晚间电灯亮得睡不着觉，天天要游泳，这大概就是他受不了的苦吧。”

    大哥多次说，清华六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清华不仅教给他包括英语在内的基本学业，而且改变了他的体质和秉性，使他有勇气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比如他多次提到的体育老师马约翰，亲切而坚定地赶他下游泳池，让他这个来自黄土高原的孩子学会游泳。而清华图书馆更是他初窥世界的窗户。

    他常提起的同学是柳无忌、罗念生、罗皑岚、朱湘、陈嘉等，他们相约加入“清华文学社”。他曾主编《清华周刊》（当时实行的是轮换主编制），并以“斲冰”笔名发表文章，开始形成言词犀利的文风。1929年毕业赴美，柳、水“二罗”又在美国相聚。他入欧柏林学院攻读英国文学，1931年毕业，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研习比较文学。1933年先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德国马尔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从30年代开始，他师从著名英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瑞恰兹（Dr.I.A.Richards）研究语义学和文学批评。

    大哥在1933年夏天回国，经校友、学长梁实秋介绍，到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系主任是清华老同学洪深。1936年，韩复榘的省政府要“直接领导山东大学”，学校人心惶惶。这时他的老师翟孟生（R.D.Jameson）邀约他去北平参加中国正字（基本英语）学会。总会的主要负责人是奥格登（C.K.Ogden）和他在哈佛的老师瑞恰兹（I.A. Richards）。“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是以850个单词组成的英语体系，他们打算使这种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这几位学者计划在各国推广，选中中国为推广基本英语的重点国家。这一语言试验计划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也得到中国文化界头面人物的支持，组成“中国基本英语学会”（又称中国正字学会）。但计划的实施需要一个具体执行者，翟孟生和瑞恰兹说服水天同担此重任。水天同欣然接受老师的安排，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以基本英语学会理事的身份开始实施这一语言试验计划。在京津一带作教学实验，编写出版基本英语教材和各种英汉对照文学读物，完全放弃了已经开始的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计划。

    “七七”事变发生，“正字学会”的教学实验中断，水天同利用这一段时间翻译《培根论说文集》，他在前言中写道：“本书着手翻译时适值敌寇侵凌，平津沦陷，学者星散，典籍荡然。译者不得已以萤火之光，探此窈冥……”一年后，正字学会撤往云南，与云南省合办云南省英语专科学校，他担任校长，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富恒任教务长。在战争中，瑞恰兹和奥格登对推行世界语言的宏大具体计划逐渐缩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也时断时续。水天同竭尽所能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将云南英专一直办到40年代后期。当年云南英专的学生回忆水天同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在昆明主持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达9年，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培养了众多的英语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在英语教学第一线，辛勤地工作着，成为云南教育界的骨干力量”。

    在这期间，如何平衡不同方面的要求，成为十分复杂而又难以回避的事情，这占去了水天同从事学术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即便如此，对他的不满和流言蜚语如影随身。当年最困难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温德（Robert Winter）教授同性恋行为的“干预”。他以婉转的、明确的以至强硬的方式，要求温德将他这方面的感情和行为限制在云南英专之外。这使水天同成为温德不能容忍的中国同事，温德以他直率的性格，多次流露对水天同的反感。但水天同对此毫不犹豫地坚持到底。后来有回忆文章说当年有人说水天同喜好“赌博”，此说即来自温德。但瑞恰兹对水天同的信任一如既往，他太了解温德，也太了解水天同了。实际上不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战后，水天同对温的学术修养和能力赞美有加。而在温德凄凉的晚年，有访问者问他还有哪些在世的朋友，温德想起来的就是水天同。

    到1940年代晚期，倡导基本英语的英美语言学家，逐渐凋零。他们建构世界性语言体系的计划之彻底完结，应该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水天同将正字学会的剩余图书资料千里迢迢地运到兰州，存放于煦园西边庭院“百花深处”，这一大批躲过日本轰炸的语言资料终于在“文革”“荡涤”中消失殆尽。

    1948年，辛树帜被任命为兰州大学校长，提出“办第一流大学”的办学方向，聘请多位著名教授来兰大任教。大哥水天同被聘为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英国文学系主任，于是大哥离开昆明到兰州。到兰州大学后，他担任英语系主任兼文学院长。50年代初院系调整，他与英语系师生合并到西北大学，再由西北大学调往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是50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的两位导师之一。

    1948年夏天，大哥大嫂从昆明乘飞机返回兰州。我们兄弟姐妹都去拱星墩飞机场迎接。我们在栏杆外面看旅客走下飞机，表哥指给我们看：“那个戴眼镜的是你大哥，穿浅色旗袍的该是你大嫂了。”从那时开始，我才算是真正接近了大哥大嫂。在这之前，据说我也见过他，但那时我年纪太小，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大哥大嫂住进煦园靠西的独立院落“百花深处”，我和三哥住在南屋，二哥二嫂住在西屋。大哥大嫂住在朝南的屋里，除了三开间正房，还有两个套间。在他住进去之前，是喜饶嘉措来往兰州时的住处。我们为迎接他举办了音乐会，也就是兄弟姐妹轮流唱歌。他和大嫂则为我们表演了探戈舞。

    对于我们几个年幼的弟妹来说，大哥的到来明显增加了日常生活的多样性。晚饭后的全家聊天，由于大哥的到来内容大大扩展，时间不断延长，常常谈到午夜。在我记忆里，除了谈天说地，他喜欢的事是听音乐和跳舞。他有一套复杂巨大的音响设备和大量唱片，按今天的说法是典型的“发烧友”了。如果晚间他和大嫂不外出参加舞会，就会播放各种音乐。我们在自己房间里欣赏乐曲时经常会隔着窗户大声喊：“再放一遍意大利的花园！”“英雄交响曲！”“龙华的桃花！”

    妈妈本来就喜欢咖啡，大哥的到来使喝咖啡成为一种品鉴活动。他每得到一种新口味的咖啡，就要送到妈妈面前一同品尝。晚饭后，他一手提着粗陶茶壶，一手拿手电筒，给妈妈送来散发着浓香的咖啡。而他对烟斗和烟丝的经管、加工也是专心致志的，我纳闷为什么要把刚刚削下的苹果皮放进烟丝罐里？ 他说兰州太干燥，烟丝需要一定的湿度，而且增加特殊的清香。至于有传言说水天同好赌，我们兄弟姐妹从来不曾见过那种场面，我只记得他有时候一个人在书桌上用扑克牌“通关”。

    对我和姐姐水天长来说，“基本英语”曾经是我俩学习英语的敲门砖。大哥从昆明回到兰州之初，母亲请他给我们教英语。我们每天晚饭后到他居住的“退乐堂”中书桌旁，打开奥格登编写的白纸书皮《Ba⁃sic English》,看着书中单线卡通人物图像，开始朗读：“I-You-I-You-/He-She-It-They。”我和姐姐很可能是基本英语在中国的最后几个受教者，但它对我的影响，似乎不如大哥的那些画册和英语杂志、画报，其中包括欧美现代艺术画册。我曾临摹上面的野兽派裸体，还模仿画册里立体主义画家的剪贴方式，撕下英语报纸贴到我的水彩画上。1948年春天的莎士比亚诞辰，他发起举办了纪念活动。这是位居西北黄土高原的兰州绝无仅有的一次莎士比亚纪念活动，纪念会上他做了主题讲演。会场高悬莎士比亚画像，中外与会者为此惊喜——那是他让我的三哥水天浩用水墨摹画的。

    兰州大学文学院和英语系的教学工作结束于1953年，此后他被调到西北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57年夏天，他在“大鸣大放”中发表诸多不合时宜的言论，并公然对已经开始的反右运动不以为然，于是被北京外语学院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打入另册。

    “文革”中，大哥和大嫂受不了折磨侮辱，几经自杀而不得其死。大嫂死去后，大哥孤独地在打扫厕所、编写《汉英词典》、挖大白菜窖、翻译《拿破仑传》和去湖北沙洋干校劳动之类的事情之间来回折腾。《汉英词典》编写和出版时，学院资格最老的水天同和初大告两位教授，仍然不能与其他教职工平起平坐。“文革”后期，外语学院让他退休，算是落实政策。闲居无事，我曾问他何不翻译一些文学作品？ 他苦笑说，不是没有这样的打算，某出版社编辑拿选题去征求某权威的意见，权威的回答是“这个人的东西不能用”！ 那时，报纸上开始报道外国文化界人士访华，其中不乏他的师友。我曾问他，为什么这些人不来看你？ 他冷冷地说：“大概他们以为我早就死掉了！”

    “文革”结束后，他坚决不回外语学院。老同学罗念生常去看他，建议他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学，后因住房不能解决而作罢。他先应西安外语学院之请到西安讲学，1979年回到兰州，在兰州大学指导莎士比亚研究生。他写信给哈佛研究院同学会，吁请校友寄赠教学资料。校友会刊物上登载了他的信，并附编者热情支持的按语，其中有一些哈佛式的幽默：“这是至今仍在工作的最老的校友，他似乎不知道现在的邮资有多么昂贵。”

    有一次我从什刹海边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安定门外西河沿他的住处，碰上外国语学院党委给他寄来“改正”右派问题的通知。他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但这总是他人生中一件大事，我提议应该庆贺。大哥掏出一百块钱，我带上几个铝饭盒，骑车到最近的饭馆——安定门内康乐餐厅买了几样菜。找出一瓶开过的葡萄酒，我们在窗下小酌一番。我看大哥的神情，很难说是喜是悲。

    很快就有他的朋友前来祝贺。最先来的是外语学院图书馆同事鲁人。鲁人也是外院的右派，罪状之一是作为党员干部不能与水天同划清界限。再一位就是清华老同学罗念生，罗念生一直为他的生活和以后的工作出谋划策。

    外语学院党委为他平反之后，九三学社发来通知，说是经学社中央委员会讨论研究，决定改正你错划右派的处理，恢复学社成员资格云云。

    水天同的著述应该从他在清华学堂读书时的写作算起。当时清华学生自编《清华周刊》（他在毕业前一年曾担任这个刊物总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学论评和诗文。其中尤以那些借古讽今，嬉笑怒骂的文字最引人注目，这使他在青年时期就留给人以尖锐刻薄的印象。《苏秦嫂》《神人梦游地狱记》《鬼》……这些意存讥讽的文字，在清华学堂师生中传诵一时，当然不乏直接间接的批评。他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斵冰遗嘱》，显示了他的“一意孤行”。在《清华周刊》时期之后，他撰著多集中于文学、语言领域，如《文章的需要与需要的文章》《我亦一谈“看不懂的新文艺”》《他、她、牠与的、地、底》等。

    最早的诗歌是1929年的《闻箫》和《我从睡中起来》。后一首是我少年时期多次诵读过的，其中有些句子至今未忘：

    我从睡中起来/看众星哭泣

    乱萤飞来飞去/流光浮游天际

    ……

    我从睡中起来/听风儿和长林细语

    说金秋将回/仍吩咐凉月与秋泉做主

    ……

    稍晚的《忆—》发表于1936年：我能供给/一切应流的眼泪/该洒的血液

    黄昏来时/我能伴着它低唱

    ……

    多年从事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的吴心海先生认为水天同早年的诗歌“着重于个人内心世界的体验，神秘性、暗示性很强，具有象征主义诗歌的特质……即便置于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象征派诗歌经典之林，也是出类拔萃的”。

    在诗歌之外，水天同早年写过好几篇文化史和文学批评文章。现存最早的文章应该是发表于1928年年末的《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今译卡斯蒂利奥尼），写作此文时，他即将毕业于清华出发赴美留学。今天的读者会觉得这是一篇冷门题目，但他写作此文适值卡斯蒂利奥尼逝世四百周年，当年可是热门话题（有论者推测此文为水天同与吴宓合作，事实是他俩虽有前后同学之谊，但从来不曾合作写作）。我对卡斯蒂利奥尼可以说是所知甚少。拉斐尔的肖像画名作《卡斯蒂利奥尼肖像》是我获知这位历史人物的源头，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有个性有生命空间的真实人物。从传世著述看，卡斯蒂利奥尼的《廷臣》是内容更丰富，兼具历史文化艺术民俗价值的著述。作者强调的“人生的艺术”每为国内学者不屑一顾。水天同在文末指出，中国理想人物的修养、风度还像“白纸一张”。不论林语堂称赞的“土匪强盗”，鲁迅向往的“战士”，“或源于意气，或出之嬉笑，或由于愤世嫉俗”实际上都是想象中“高贵的野蛮人”，“似未便尊为理想人物也”。

    从水天同的回忆中可知，他在清华学习时期，除了学校规定的课业与活动之外，他将最多的时间都留给了清华图书馆。其他师生不去图书馆的假日，他一个人徜徉于宽敞的图书馆大厅，享用前所未有的宴飨。这篇纪念卡斯蒂利奥尼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年西方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综述。

    1935-1936年在当年“新诗”评价之争论中，水天同于1936年4月《新中华》半月刊4卷7期头条位置发表《胡梁论诗》，对胡适与梁实秋对中国新诗的见解提出质疑：胡先生自以为他的诗当得起“明白清楚”四个字了，但第一，胡先生不过写了许多“胡适之体”的白话而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那是诗；第二，天下尽有一辈子不认得“太行山”的人，我们还是埋怨“太行山”三字太难呢？ 还是说那些人活该呢？ 连“明白清楚”的“胡适之体”我想仍有人认为过于艰涩，那么又将如之何呢？ 对于胡适和梁实秋把一些模仿“象征主义”的诗歌称为“笨谜”，水天同则明确认为“不公”：梁先生随胡先生之后，给他们所不喜欢的诗加以“笨谜”的绰号而后攻击之，这叫做“先给狗一个恶名然后缢杀之”（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it），其法虽妙，可惜有点不公。……两位先生（指胡适之梁实秋）的共同缺点是没弄明白——他们似乎从未想过——什么是诗，并且什么是诗的语言，所以到了这个年头还想把诗和白话运动并为一谈，梁先生居然还在“白话诗”这个不值得一顾的术语上大做文章。（编者按：梁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做的：“白话”的“白”，其一意义即是“明白”之“白”。所以“白话诗”亦可释为“明白清楚地诗”。）不知白话之话与诗的语言是大有分别的。而且就是白话本身也不止一种。胡先生的白话不与梁先生的尽同，梁先生的白话不与x，y，z尽同。话犹如此，何况诗的语言了。

    水天同还写过一篇对茅盾评介檀德（但丁）《神曲》文章的批评《茅盾先生的〈神曲〉》。他把茅盾在介绍《神曲》中错讹概括为：不懂得《神曲》的作者是何等样人，所以会大模大样地给檀德下了许多鄙夷的批评和污蔑的字眼。

    水天同回忆从欧美归国在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阶段：“我当时年少气盛，又爱说话，常与系主任洪深抬杠”，又与美籍教师Miss Taglov辩论。洪深曾对人说“水天同火气太大，把美国教师骂得一文不值”。后来他为此曾去洪深家解释，洪深让他不必多想。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与温德，与云南教育厅长，与云南驻军首脑……都曾有过或大或小的冲突。这与他敏锐、尖刻而且犯颜极谏的习性当然息息相关，而且给他带来“脾气古怪”的名声，以至影响他的生活与事业。但与他过从较深的同事和学生却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特别是暮年在培养新一代英语文学人才方面锲而不舍的精神，那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点点滴滴，一直使晚辈感动。兰州大学老教授赵俪生在回忆水天同时有过很深的感慨：“应该说，水先生一辈子是一个潇洒的人，一个洒脱的人，不汲汲于事功……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原模原样地活一辈子也就够了。但这很难，很多人需要加工，现在人们形体、精神、灵魂方面的加工和伪装太多了。水先生最不要这么干，他就是他自己！”在这方面，吴宓先生的态度冷静而恳切。吴宓是水天同清华和哈佛校友和学长，吴宓的父辈还与水天同的故乡兰州有难解之缘。吴宓在日记里对水天同有这样的看法：“水之为人，深通世故，而言行均能持正不阿。待友忠诚，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合乎‘君子爱人以德’之义。世人对水多误解。然水对宓极尽友道，宓宜更亲近、遵依水云云。”而在他人生道路上“持正不阿，临大事至于犯言极谏”的习性带来的当然不止于师生朋友之间的龃龉不快，让他难以适应之后的风云，在后来的生活和学术道路上历尽坎坷，不是与此无关。

    水天同的译著有《培根论说文集》《英语语法要点》《黑美人》《乡居散记》等。其中《培根论说文集》译出较早而影响很大，至今仍被视为英汉翻译的典型案例而被评点讨论。他生前翻译的最后一本小书是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他译作《王子出游记》（2020年，此书经兰州大学蒲隆教授精心校订，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附有插图的完整新版）。这是瑞恰兹在1957年春天给他的小书，建议他译成中文。“但因种种原因（主要是我畏难苟安）一直未敢翻译。现在老师已经作古，我也快作古了。虽竭尽绵力，译笔仍不及原作风格于万一。”译出初稿后，他总有一种言未尽意的感觉。直到他死后，才由兰州大学外语系设法协助出版。我翻阅这本小书的时候，常常想象他在译述书中人物谈话和思想时的自我感慨。例如“要是我们对人生最重的苦难加以嘲笑，那是既乏善意，也不聪明的……我们今生所遇的种种不幸，最危险和最可怕的一点就是理性的难保不测”。而尼罗河岸上遇到的老人和天文学家包含着睿智哲理的谈话，大哥肯定是玩味再三：“凡是因为他有些不知道的事物而决意反对他已知的事物的人，凡是拿假设的可能反对公认的肯定的人，都不能算做理性的人。”“灵魂不能由于自身所含的可毁灭性或者其他外在的腐蚀性而毁灭。”我想起大哥晚年告诉我，他现在感觉与新的社会环境的人们在语言表达上已经出现许多差异，并且为此苦恼。但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老去的人们历尽艰难所获得的心灵智慧，终究会被新一代人所理解。

    水天同和他的老师同学朋友一代人已经远去，我不曾见过他常说起的那些人。199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在小女儿陪伴下去苏格兰漫游，在尼斯湖边的酒吧尝威士忌。浓密的细雨使许多当地的渔民涌入酒吧，他们淋湿的羊毛衣服散发的特殊气味，让我想起曾经有过的嗅觉体验。大哥曾经让我注意他身上衣服的气味——那是瑞恰兹送给他的一件灰红褐色粗呢西服。瑞恰兹告诉他：“这件衣服淋了雨就会发出特殊的气味，让你想起苏格兰的雨天。”那应该是我距离他们那一代人最近的时刻。

    （注：半世飘零弹铗客，语出辛安亭先生悼水天同挽联语。辛安亭是来自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家，水天同老友，曾任兰州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