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大变局的“深度呈现”与微观史学

    近年来，周绚隆先生围绕嘉定望族侯氏在明清易代后的遭际和命运，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结集为《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中华书局2020年），刊行后赞誉纷至。罗时进教授认为《易代》一书“将历史的碎片逻辑地、有机地整合起来”，在事件与日常之中真实展现了江南文人的文化性格、精神世界，不作高头讲章，“是一种带有实验性的写作和研究”（《打开明清易代时期的历史皱褶》，《南方周末》2020年5月28日版）。杜广学博士认为该书“以微观史学为视角，注重对私人文献的准确索解、历史细节的鲜活呈现、心灵世界的深度描述，从而还原出一幅幅更加立体、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具有意义的历史图景”（《微观视野与进入历史切面的新路径》，《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版），各有真知灼见。我翻阅数过，认为该书特别值得表彰的是立足于微观历史书写，目光下沉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拓宽了易代之际士大夫和庶民、江南历史和社会、遗民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微观史学往往与下层书写相关联，但二者在概念和外延上仍有显著的区别。对史家来说，做到这两点着实不易。王家范先生在《小人物命运背后的大历史》感慨说：“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已经有了把目光转向下层、书写平民生活的社会史意识，但真做起来是何等的艰难！”家范先生读明末清初姚廷遴所撰《历年记》，在《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一文中说：“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生活。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历史，基层民众的生活却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写作的视野之外。然而史家若不能全面照顾社会各界、各层次人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民众的生活感受，历史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可喜的是，十多年来社会史的发展形势良好，史学的观察视野更加广阔，重点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用力搜索能够直面民众日常生活的史料，包括日记、书信以及各种口述史料，以便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

    绚隆先生从微观史学、下层书写入手，从一个典型江南望族的兴衰纪录一段历史，解读明清易代。如其《自序》所言：“历史学家在与时间竞争的过程中，为了从瞬息万变的各类表象中探明因果，寻找规律，概括意义，常常只能抓大放小，这就决定了宏观史学一些基本的特征。因此，在官修史书中，只有对历史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才会被著录，其馀的芸芸众生们都被吸进了历史的黑洞。这既埋没了个体，有时也会掩盖真相。”（第5页）其借助微观史学，意在书写被埋没的个体、发掘被掩盖的真相。如关于闺阁、塾师、奴仆话题与庶民文化现象的细致分析和深刻解读。譬如闺阁，绚隆先生认为传统的历史书写总体上有两大缺憾：“一是忽略细节和场景，漠视在场者的感受；二是基本以男性为中心，忽视女性。”（第81页）出于这一思考，《易代》专作两章，述易代如何变闺阁，闺阁如何膺世变。勾稽文献已属不易，再现历史细节和场景，透析在场者的感受，难度更可想而知。但恰恰是嘉定侯氏一门中诸女性于劫难中的生活细节，不仅揭示江南知识女性的真正人生和命运悲歌，且合士大夫之生活共观之，折射出易代后江南士庶的整体影像。

    数十年来，微观史学、下层书写取得长足进步，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学者由于沉迷于碎片化史料，过度发掘阐释，造成夸大所谓历史新发现，所书写的历史和社会仍是残缺不全，存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偏离了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的初衷，形成新的书写误区。笔者认为，《易代》反思其弊，避开误区，盖得力于以下三点：

    一是传统史学与微观史学结合，精英书写与下层书写融贯。《易代》围绕“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进行考证、排比、论述，拒绝从碎片到碎片，微观史学回归历史大问题，回到世道人心上来。江南韦布之士，易代后或投入抗清活动，以身许国；或感思故国，高蹈于世；或道义自持，助人排纷解难。侯岐曾交往的圈子中，三类人物都有。《此生只合老书帷》一章，以陆元辅为例铺写了江南塾师的人生和命运。侯氏艰危之际，夏淑吉以孤子侯檠相托，陆元辅不计个人安危，慨然允诺，“成就了一段救孤的传奇”。《易代》并不就此罢笔，而是就这个小人物入清后“遗世独立”式的人生选择给予评价：世事变幻，白云苍狗，陆元辅不能选择时代，遭时不幸，但他心存正统，道宗先圣，以塾师及门客身份栖身豪门，既为谋生，亦为著述，惜才性限制了他的成就（第165—168页）。这诚是洞见。下层民众书写，既不离于芸芸众生，也不脱离时代社会整体。在他看来，《易代》所发掘的个体和真相，非独立于易代之外，所打开的历史褶皱，仍是易代的一些断面。

    二是继承中国史学传统，注重价值判断。学者借助微观史学、下层书写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是否全站得住脚，仍大可疑。其中一个显著问题就是：轻于真伪之辨、价值判断，以致为碎片化材料所左右。《易代》基于求真求实，对史料力求作出合理的历史判断。《易·革·彖》：“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郑玄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后世朝代鼎革，有正有不正，判断标准即兴仁义与否，尚文明与否。尚仁义、文明，革谓正，反之则不正。这一判断标准与夷夏之辨、夷夏大防观念相联，故前人论“天下兴亡”，谓以夷乱华、以夷变夏为“亡天下”。明之君主本无大恶，竟以异族入侵亡国。在汉人看来，“亡国”即“亡天下”。顾炎武提出“保天下”，匹夫贱而有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471页）。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说：“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 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60页）章炳麟《革命道德说》说，“昔顾宁人以东胡僭乱，神州陆沉，慨然于道德之亡”，“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太炎别录》卷一，民国《章氏丛书》本）。《易代》基于崇仁义、尚礼乐、辨夷夏这一传统价值观，在考据之上作出一系列历史判断，令人信服。其表彰忠义节烈，接续的乃是顾炎武、黄宗羲、章炳麟所肯定的“保天下”思想，故血脉贯通，气韵浑然。反观大量碎片化书写，虽还原一些日常生活场景，梳理具体事件始末，终游离于传统文化、社会整体之外，头绪纷增，于治史所补寥寥。

    三是文史打通。数十年来，历史书写逐渐形成一个排斥文学作品的习气，以为文学重虚构，史学尚真实，二者不相合。这实是信西方文体分类之说，不肯多读书，对中国传统文学产生的一种误解。就下层书写言，史家关注日记一类史料，但日记从数量和内容上，远未如别集丰富。就明清来说，别集作者大都是“平民”，诗文纪录社会各界、各层次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实况。立足考据，借助别集呈现基层民众生活，总体上要比借助日记一类资料更为详细、具体、生动。而且别集包含丰富，还记录了“平民”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易代》所述望族、义烈、逋亡诸话题，也是史学研究中颇为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一类涉及生死的话题，绚隆先生细辨“慷慨”与“从容”之别，排比史实，究其微义，尤重其精神世界的摹写，正在于对别集的理解和利用。夏完淳年十六在《自叹》诗中写道：“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夏内史集》卷三，清艺海珠尘本）清人铁骑纷至，江南白面书生，慷慨悲歌，枕戈泣血，然在生死面前何尝不徘徊？ 南宋文天祥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馀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宋史·文天祥传》）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在国亡时都曾想到死，终畏缩保命，做了贰臣！而其他韦素之士如侯峒曾、黄淳耀本非“人臣”，不必殉国，最终赴义者大有人在。《易代》说：“想过死的人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人，开始却可能并没有打算要死。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嘉定一隅时，就可切实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不可捉摸。”（第58页）历史不离于人的社会和生活，也离不开人的思想和情感。因此，历史书写如果轻视文史打通，即自树樊篱，所呈现的历史是不全面的。《易代》重文史贯通，近接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之笔意，远承民国学者孟森《心史丛刊》之传统，所异者为偏于专题研究，而非杂考成编也。

    生逢易代事事哀，《易代》纪录了江南士庶在明清鼎革后的一段痛史。其考辨史实、表彰节烈，实是接续顾炎武等人“保天下”的思想。借助日记、笔记、别集等资料，发掘被宏观史学埋没的个体、掩盖的真相，从社会史的角度打开了历史的夹层，通过嘉定侯氏的窗口，呈现了江南望族在易代大变局中的历史和命运，士庶民众的人生选择和精神世界，足补史乘未备，备史家采摭。《易代》短小精悍，从规模体制上未如《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二者撰著体例不同，书写视角亦略异。要之，皆能阐析精微，发摅新议，不愧经典之作，深有裨于明清易代历史、社会、文学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