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学术分期新论

    宫崎市定（1901—1995），著名历史学者，被誉为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第二代巨擘之一，20世纪60年代曾被当作反动权威内部翻译刊行过他的著作，汇编成《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下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不过，宫崎市定这个名字开始甚至有点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公众的视野之内却是近几年的事情。最直接的原因是2015年起至今，他的31种著作（据国家图书馆目录检索可知，含重印书目）被数家出版社争先引入国内出版市场，汇成了一股小小的“宫崎热潮”。与此相对，学术界对宫崎市定的研究依然低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数量和质量都比较匮乏；第二，基础性的研究不足。如果说第一方面主要受制于观念的壁垒，未能突破科学实证主义的藩篱，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与方法（在拙作《宫崎市定史学法论》一书中，笔者有较为详细的论述）。那么，与观念的保守与僵化不同，第二个方面的不足或与国内学术急于求成的心态相关。比如说，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尚未对日本学界流行的宫崎市定学术分期问题予以必要的回应，而这一基础性的问题关系着对宫崎学术思想的整体理解和定位。

    宫崎市定的高足、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砺波护曾以1945年日本战败和1965年宫崎市定自京都大学退休等为重要节点，将宫崎市定的学术生涯划分为四个阶段：松本高校到京大东洋史、战败前的二十年、退休前的二十年以及悠然自得的三十年（详见《宫崎市定的生涯》一文，选自《京大东洋学百年》，2002年）。这一划分简洁明了、极易辨识，尤其是以退休为界的做法，注意到了宫崎在退休后学术生涯的转型与发展，顾及了宫崎市定学术的部分事实。由此，这一划分也成为目前学界最为流行的一种做法，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近乎成了一个常识性的学术事实。

    不过，在笔者看来，宫崎市定学术生涯的划分也非如此明澈单纯，仅依靠外在的事件（战争和退休）即可对内在的学术思脉进行切分和观照。具体来说，笔者同意砺波护关于第一个阶段（松本高校到京大东洋史）和第四个阶段（悠然自得的三十年）的划分，但对以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宫崎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分节点的做法持保留意见。因为，若以砺波护的划分为准，那么，我们将至少面临以下三个难题和疑问：

    第一，宫崎市定的学术具有“早熟”的风格和“稳定性”的特点。很显然，依据上述划分，这一风格和特点被忽略了。

    在国内外史学思想和战时因素的刺激下，宫崎市定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急速成形并成熟，又在“二战后”保持了与“二战前”的一致性，显示出早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所谓日本的战败与宫崎市定史学并没有形成对应的关系。其弟子砺波护以1945年日本战败为节点的划分方法，显然不便于我们对上述宫崎学术特点的把握。

    第二，这一做法虽考虑到了“战前”和“战后”（战败前的二十年），可是，“战争期间”宫崎市定的学术活动该如何放置呢？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考察宫崎市定的学术而言，对应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期间更为合适），宫崎市定以学者身份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东洋中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1940），标志着其学术思想和风格的初步确立。其后他又参与《异民族统治支那史》（『异民族の支那统治史』1944）、《大东亚史概说》（因日本战败未公开出版）的撰写等国策行动，其学术的科学性受到外在的政治干扰和内在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刺激而发生变异，并最终确立了一种包含世界文明一元论和“日本终端文明论”（也称“远端文明论”）在内的世界史学术体系。而他在此期间形成的史学方法论，甚至具体的史学观点等也并未因战败而“偃旗息鼓”，反而在二战后得以延续和沉潜，成为其晚年学术思想底层的一个有力的支点。

    第三，上述划分，很显然没有顾及宫崎市定学术的影响力和其在学界的位置。而这一点也应是考察其学术的题中之义。

    综上，笔者聚焦于宫崎市定学术生涯整体的特点和内在思脉的发生、发展，考虑宫崎市定学术在东洋史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在参照已有划分观点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新的四期划分法，即将宫崎市定整个学术生涯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期，少年求学（1901—1926）。

    1926年之前，宫崎市定基本上处于求学的状态：1925年3月，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5月进入该校研究生院，指导教官是桑原骘藏（实际上是共同导师制，其他导师还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1925年12月应征志愿兵入伍，1926年11月兵役期满返回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1927年4月入职成为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教师。从此，宫崎市定由“学生”转变为“教师”，开始独立从事专门的教学与科研。

    这一阶段的划分与砺波护教授的意见一致，他同样主张“少年求学”是宫崎市定学术生涯的一个必要的准备期。

    宫崎市定在高中时代曾立志要成为政治家。这一理想虽未能实现，但他的政治情结却贯穿了其后的整个人生，使其史学带有了明显的学以致用、关注现实、评论型的叙述等风格，后来被称为“20世纪日本社会评论界的巨人之一”（平内祐一，《战后日本论坛的巨人18》）。

    在就读松本高校期间，宫崎市定还和少数友人一起去教堂跟随神父学习法语，这也为其后来了解欧美的汉学研究，并在此之上展开中国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此外，少年时代的宫崎曾一度热衷诗歌的创作，还有作品发表。这一段文学的青春岁月并未完全隐没。日后，宫崎市定的史学写作文笔流畅、生动活泼，为司马辽太郎等作家所推崇，被称作“达意的文章家”等，都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那个曾经的文学少年。

    总之，宫崎市定年少时代学习法语的经历、成为文学青年的热望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关心等都对其日后的学术思想和风格产生了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第二期，青年教授（1927—1949）。

    新的划分将1927—1949年视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学术期，命名为青年教授阶段。在我看来，唯有将这一阶段独立，才能突显出宫崎市定学术思想早熟的特点，才能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理解宫崎市定史学思想方法形成过程中的国策政治、狭隘民族主义等现实因素的刺激和作用。

    关于这一阶段，需要特别提及两个事件。其一是宫崎为期两年的赴法国留学。在留学过程中，宫崎直接进入欧洲东洋学生成的现场并自费考察西亚地区，在开拓其学术思想和视野的同时，也坚定了关于世界文明起源于西亚的观点，促成了其基于“交通”（历史事实）和“比较”（历史逻辑）的世界史框架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宫崎市定的《西亚游记》（1986年）一书。间野英二在《宫崎市定对西亚的亲近感》（出自《京大东洋学百年》）一文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此处更想论及第二件事，即宫崎市定与日本殖民国策势力合作，多次参与相关文化侵略活动，最终完成了包含“日本远端文化论”在内的世界史体系构想之事实。

    1934年12月，宫崎市定由三高教授专任京都大学助教授。次年，宫崎便作为日本外务省在外研究员，开始参与日本政府带有文化殖民性质的相关文化活动。1939—1944年，受东亚研究所委托（与东方文化学院合作），他研究了清代的法律和官吏录用法，并完成《异民族统治支那史》之部分章节。1940年出版《东洋中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提出中国史研究的“南北民族二元论”，明显受到日本入侵中国之时势和内藤湖南“文化解毒说”的直接影响，带有明显的国策研究风格。1941年受东亚研究所委托，他研究了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事件。

    1942年，宫崎市定又受文部省教学局委托，参与文部省主持下的东亚历史教科书编写项目。这一项目具有显著的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意图，后因战败而未能成稿。据宫崎市定本人在二战后的回忆，文部省起初要求写一部以日本为中心、天皇恩泽四方的大东亚光荣史。在历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人文性（民族主义、政治立场等）之间摇摆的宫崎市定等历史学者们，迎合了政府官员意图将日本描述成“天皇史观”之下的“世界文化的起源并泽被四方之国”的思路，在商议后，决定合作写出一部“以西亚为扇轴，文化发源于西亚，逐渐东延，最后在日本结晶”的《大东亚史概说》这样一部让日本殖民地民众阅读的、宣扬日本文化作为“终端文化”而优越于诸国的观念和世界史观的著作。这一项目虽然因战败而流产，未能成稿刊行，但对宫崎市定而言，意义极为重大，宫崎市定的世界史体系的最终确立也于此完成，其间的基本观念和方法也被宫崎市定付诸此后的史学研究，并坚守一生。

    从上述事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宫崎市定学术发展、学术地位升迁的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意志的强烈干扰和推动，同时，也看到了宫崎市定的世界史观念中现实政治和狭隘民族主义所处的重要位置。

    1943年，宫崎市定出版了用于申请学位的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1944年就被京都帝国大学破例特聘为文学部教授，时年43岁。

    1945年，日本战败。战前活跃地服务文化殖民的包括宫崎市定在内的诸多学者并未受到应有的追责。宫崎市定很快复职回到京都大学（按照二战后日本新的教育法，京都帝国大学被要求削去帝国大学中的“帝国”二字，并增设了教育学部等机构；几年后，宫崎市定参与筹备并出任该机构的负责人）。即便在“历研派”等对战前史学提出质疑和批评之际，宫崎市定依然坚持战前的史学观念和立场。如1947年他出版了以战前参与编写《大东亚史概说》的稿本为底本的《亚洲史概说（正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宫崎本人提到下面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二战后出版时未对战前的具体观点作出一点修订。

    1948年，宫崎又出版了《亚洲史概说》的续编，并在《亚洲史概说序言》中写道：“在战败后的今天，人们总是喜欢把战争说成一切都是日本不对；但是至少把亚洲归还给亚洲人这一口号是没有错误的。”（“亚洲归还亚洲”即“亚洲解放论”，究其实质乃日本殖民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可见，宫崎市定在二战后并未积极地反省，他的史学立场依然停留在狭隘而错误的民族立场之上。而这也是我将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节点从原有的划分中剔除的理由之一，据此，也便于我们发现宫崎市定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延续至二战后之确证。

    第三期，学界领袖（1950—1965）。

    经过25年左右的学术磨砺和世界各地的文化体验，加之京都大学这一学术重镇的影响力，具有极高领悟能力同时异常勤奋的宫崎市定在1950年这个节点开始走向人生和学术的高峰。

    1946年，宫崎市定就开始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兼职负责大学行政事务，1950年，他出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部长，并兼任教育学部部长，致力于教育学部的创建工作。在此事务繁忙期间，宫崎市定1950年出版了《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雍正帝』岩波新書）。同年刊发《东洋的近世》（『東洋的近世』教育タイム社）、《论中国近世产业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賃借において』）以及《五代宋初通货问题梗概》（『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梗概』）等作品。其中《东洋的近世》在战后日本史学界有关中国史的时代划分的争论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该文中，宫崎市定站在世界史的视野和框架下，基于世界和东洋之间的“交通史观”，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的勃兴纳入视野，拓展了内藤史学，从仅适用于中国史的范围，扩展到世界史的范围，得出了近世所具有的世界史范围内的普遍意义。为了使得其学说更具说服力，宫崎市定又将内藤湖南关注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五代至明清时期纳入研究视野，发表了数篇实证性的考察论文，进一步强化了“宋代近世学说”的位置和影响，同时也客观上强化了二战后日本东洋史学领域内“京都学派”在学界的影响以及宫崎本人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

    1955年，由于羽田亨去世，自该年度起，宫崎市定开始出任东洋史学会第二任会长。同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史概论》（『中国古代史概論』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会），系统地论述了其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本年度宫崎还着手创办《东洋史研究》季刊之外的以单行本发行的《东洋史研究丛刊》，该丛刊的第一册即是1956年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の研究 - 科挙前史』），凭借此书，宫崎市定隔年荣获日本学士院赏，达到了其学术荣誉的一个高峰。

    1957—1964年，宫崎市定以《东洋史研究丛刊》的名义连续出版了『アジア史研究 第1～5』，在系统总结自己的东洋史学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倡导二战后日本的亚洲史研究。

    1959年，宫崎兼任“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教授；10月，出任京都大学分校教养部部长（主事）。1960年8月，他出席莫斯科国际东洋学者会议；10月赴法国任巴黎大学客座教授（为期一年），回国后不久又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2年7月回国；1965年于京都大学退休并任京大名誉教授。

    第四期，老而弥坚（1966—1995）。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的划分表面上延续了砺波护教授的观点，但理由不尽相同。砺波护教授将这一阶段命名为“悠然自得的三十年”，但在我们看来，这一阶段以“老而弥坚”命名似乎更加准确。原因如下：

    其一，1965年宫崎市定从京都大学讲坛退休，但笔耕不辍，文笔更加活泼生动，展现了其学术和人生的深度和多样性。这个阶段亦是其学术的全面总结和深化时期。

    其二，晚年的宫崎市定生命力依然活跃，在人生和学术两个层面都有着惊人的精力和创造精神。1967年他被英国伦敦大学选为外籍会员，去英国访问；1969年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中国法制史学会会议；1971年前往德国出席宋代史研究会；1978年5月30日，获法兰西学术院颁发的“儒莲奖”；1983年12月，在82岁时，获得日本京都府颁发的特别功劳赏；1989年10月，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表彰以及日本从三位勋二等旭日重光章；1990年以九十岁的高龄，用一年时间横贯欧亚大陆旅行，回国后，于1992年出版旅行记《深夜特快列车》（『深夜特急』）。

    其三，最后30年，既是宫崎市定学术生涯的总结期，更是他学术的丰收期。

    宫崎市定在最后的30年，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论语的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岩波書店，1974年）、通史性著作《中国史》（『中国史』岩波書店，1977—1978年），受在欧美旅行和交流时所受有关经济史学的周期性规律的影响，在《世界史7·大唐帝国》（『世界の歴史7大唐帝国』河出書房新社，1968年）中，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景气循环概念图”。

    综上，我们相对独立地来观察宫崎市定这段学术和人生岁月，可视之为“老而弥坚”的最后30年的学术和人生。

    纵观宫崎市定波澜壮阔的学术生涯，其学术具有早熟性、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作为一名渊博的学者，他的史学具有理论性的框架，其世界史的视野和东西方联系、比较的方法，成为其寻求日本历史的普遍性的绝佳路径。这一点又深深根植于近代史学内在的双重性（科学性和人文性）之中。科学性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形成一种学术的悖论，使得宫崎市定史学在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同时，也具有消极性的动能。这一点是研究者和读者所必须注意到的事实。而这一判断须有踏实的材料分析和整体视野作为基础，可惜的是，通观中日学界，尤其是国内学界，对宫崎市定学术的考察尚未有较为理论性的把握和整体性的理解，甚至还缺乏对其学术生涯的独立分析和梳理。因此，此文算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也算是对当下的“宫崎热潮”所作的一次学术的静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