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健康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科普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21年12月15日 星期三

    官衔的表与里

    张程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2月15日   05 版)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

        官制是政治史的容器,官衔是官制最鲜明的表征。

        纷繁复杂的古代官衔是今人解读历史的“拦路虎”。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官衔的内涵,便不能理解主人公的政治得失、人间冷暖,不能参透他们的喜怒哀乐、言行进退,进而妨碍对历史进程的解析。

        官衔首先是人类的政治身份,起源于天然的血缘关系。先秦时,表示血缘尊卑、亲疏的称谓平移成为象征政治等级的“爵位”。爵是青铜酒器。乡饮酒礼之时,座位和行爵顺序体现了尊卑亲疏,爵位由此化身为政治等级。公、伯、子等爵位,来源于宗法中的亲缘称呼。

        彼时裂土分封,有爵位就有领土与人口。西周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该地的所有者就是统治者。天子是天下的所有者兼统治者,各地诸侯对周天子称臣,在封地内就是君主。五等爵外,负责行政的卿、大夫、士等也都是世袭封君,也有封地和人口,是次一级的君主。比如,赵氏、韩氏、魏氏等原本是晋国大夫,获得了晋公的裂土封赐,经过数代发展后上演了三家分晋的大戏。

        先秦官爵合一,最鲜明的特征是官制和宗法制度高度重叠。周天子发号施令,几乎是在家族内部施政。婴儿尚在襁褓之中,人生的政治高度就有了定数。世袭贵族垄断了官职,先秦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先秦堪称是贵族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政治关系,不是以人身依附为基准的效忠关系,而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制衡之上。贵族官员从君主处获得土地与人口,对君主负有镇守疆土、交纳贡税、朝觐述职、随军征伐等义务。君主也要恪守道德、遵守契约,要保障和平、维持秩序、爱护百姓,不然下级和百姓有反抗的天赋权利。周朝大夫、原伯绞因为侵犯邑人的权益,为邑人所驱逐;卫献公对卿士孙文子无礼,孙文子割据采邑戚讨伐卫君,将国公驱赶到了齐国。

        随着最高权威周天子式微,天下分崩离析,诸侯纷争。乱世的胜利者,不是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用于争霸的国家。而通向成功道路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集权专制。推行集权专制最彻底的是秦国。秦国大力加强君权,消灭封君、宗族等势力,将国民整合为编户齐民,最大限度地把每个青年、每粒粮食都投向战争第一线。贵族政治显然是挡在集权专制面前的障碍。世袭贵族成为各国君主打压的对象。客观上,贵族的繁衍速度跟不上政务急速扩张的速度,他们的能力应付不了日益复杂的乱局。在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没有封地、不是贵族的雇佣型官员应运而生。

        周朝原本就有一群府史、胥吏,“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他们为君王所驱使,接受自上而下单方面的奖惩考核,用忠诚和劳动交换谋生的衣食。他们没有世卿世禄,没有土地和人口,荣辱得失只能仰仗君王。他们的价值体现在职掌事务的处理上。中国官僚制度的最早萌芽,破土而出了。

        府史、胥吏取代世袭贵族官员,成为专业化、职业化的“职事官”。战国时,各国纷纷任用贤能处理现实难题。普通人在血缘垄断权力的铁屋之中,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著名的如百里奚、烛之武、蔺相如、苏秦、张仪等人,都幸运地接住了历史的橄榄枝,跻身官员行列。各国纷纷拿出卿、大夫等贵族官职来招揽士人,不吝封爵,比如秦有彻侯、关内侯,楚有通侯,此外还有封君。这是企图将新事物归入官爵合一的旧体制,但逝者已不可追,事功获得的侯爵、封君的封地或以县计,或以户计,仅能食其租税,不临民,不世袭,更没有独立的军政和司法权。百里奚和蔺相如等人获封的上卿,和百年前的公侯卿相存在本质区别。

        官与爵的分离之势不可逆转。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告别了宗法封爵,功劳取代血缘成为封爵的标准。秦国一共有二十级军功爵,从最高的彻侯、关内侯到最低的公士。彻侯有食邑,一般为县,但他本人不是县长官,朝廷另派县令、县长治理。关内侯则食租税于关内,连名义上的食邑都丧失了。其他爵位者可以为官,不为官则享有免除徭役、犯罪减刑等特权。

        秦国最终胜出,建立了大一统的、集权专制政体。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爵位遭到秦制的持续剥夺、压制。首先,官与爵截然分离,皇帝掌握官员的任免权,直辖地方州县。其次,不再裂土临民。除了少数王朝在建立初期重返裂土分封的老路,绝大多数朝代的爵位都不附带领土人口。第三,封赐的原因,血缘与功劳并存。贵族时代封爵的标准就是血缘,秦制之下,血缘封爵的对象压缩为皇族子弟和少数皇亲国戚。功劳封爵成为主流,但皇帝越来越“抠门”。比如,两汉侯爵以户数为差,大者不过万户,少者五六百户,侯国建制相当于县。当时的侯爵还是世袭的。唐宋以后,功劳封爵逐渐取消了世袭。爵位附带的物质收益也大为降低,等同于发放额外的俸禄而已。最终,爵位掏空成为虚衔,退化为荣华富贵的乐园,对君权不再构成制约,更毋论威胁了。

        爵位的退缩,对应着职事官的扩张。秦制之下,朝廷命官掌握各级政权,百官以俸禄的多少定等级,称为“秩”。两汉官员的官秩以“石”为单位,有万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八百石等共十八等。这是他们为君王效忠一年后能拿到的谷物数量,确实是“谋食”。官员有活干才有饭吃,干得好吃得多、干得差吃得少。君王不用他了,官员就失业饿肚子,“惶惶不可终日”。君王完全不用顾虑官员的门第名望或者才学履历。不客气地说,秦汉以后的职事官某种程序上在君王眼中与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这是以事为本的,“非人格化”的逻辑。在先秦贵族看来,君王打破了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官员是有权反抗的。

        套用现代人事理论,古代官衔可以分为承担具体行政职能的“职位官”和代表身份高低的“品位官”。

        爵位是典型的品位官。品位官“以人为中心”,针对人员的身份、资历进行分等,充分考虑官员的利益,目的是保障官员队伍的稳定。品位官跟着人走,迎合了官员的“贵族化”倾向。秦制下,世袭贵族虽然式微,官员们难免自视优越,追求贵族时代的遗风。所以,贵族化倾向是品位官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职事官是典型的职位官。职位官“以事为中心”,明确权责,按劳付酬,根据考核奖惩升降,追求行政效率。职位官承担的义务多,享有的权利少。职位官有利于选贤任能,有利于提升政府效率和官员忠诚度,自然为集权专制所钟爱。之后诞生的各种官衔,都可归入品位官、职位官之中。

        贵族政治已成往事,政治家族依然存在,并且在汉末魏晋发展为门阀世族,隐然是新贵族阶层。世族子弟把持高官显爵和清要职位,不愿意出任琐碎繁杂承担压力的职位。这就从职事官中独立出来一种新的品位性官衔——散官(阶官)。

        散官可谓不理事的荣衔。早在秦汉,大夫、郎官等近侍官是士人引以为傲的清要官职,没有具体职事,却参预政事,亲近皇权,光鲜亮丽。魏晋门阀争抢的散官,正是这些大夫、郎官,还有汉魏以来涌现的加官、加衔,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散骑常侍、光禄大夫等。散官不理实政,却关系薪俸、刑罚、朝班、车舆、衣服、致仕、丧葬等待遇。比如,特进者朝会时班次可以进至三公之下;开府仪同三司则表示两项显要待遇,一是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开府),二是可以使用三公的仪仗(仪同三司)。在门阀乌云遮蔽的魏晋南北朝,散官迅速超越了爵位、职事官,崛起为上自世族门阀下至寒门草民追逐的目标。

        重建大一统的北周、隋唐,扎根于关陇政治集团。该集团以军事贵族为核心,与关东和江南的世族不同,追逐另一类品位性官衔——勋官(戎秩),以夸耀军功、彰显身份。北周建立了府兵制,在征战中不断提拔立功将士,拥有戎秩的将士很快超过了军官定额。勋官有上柱国、柱国大将军、大将军、都督等名称,随着北周、隋唐的高歌猛进,扩张为全国性的官制。

        散官和勋官,从名称上看,前者是官名,后者是军衔。散官是关东与江南门阀世族引以为傲的禁脔,勋官是关陇政治集团的身份骄傲,双方各视其为“本品”“本阶”。唐朝初期出现了散官和勋官“何者为本”的纷争,背后是关陇集团与传统门阀大族的门第之争。四五百年的门阀政治已然形成了文化认同,并非肇兴几十年的军事集团能够改变的。最终,唐朝官制以散官为本,官员的品级、待遇都以散官为准。不过,关陇集团重定门第高低,采纳门阀世族的传统战胜了传统的门阀世族。勋官制度诞生不久,就淡出了权力舞台的核心。

        爵位和勋官,都是赏赐有功之臣的荣衔,但是程度不同。爵位“赏功”,非有大功不封爵。相比之下,勋官“酬劳”,酬谢忠于王事的臣工。自然,爵位的含金量要高于勋官。

        衡量官衔的秩,也从“石”转变为“品”。两汉的“石”只涵盖了部分官职,武官、宦官、皇帝侍从官等是没有官秩的,三公等最高层也没有官秩。南北朝用“品”来衡量所有官职的高低。品的起源,一种说法是来源于九品中正制,原本是对官员“人品”的评判,渐渐转化为任官资格的“资品”,再确定为衡量官衔等级的“官品”。另一种观点,品来源于朝位(朝班位置)。曹魏末期用九品来衡量朝位的尊卑先后,进而衡量朝堂上官员的等级高低。隋朝正式确立品级制度,官分九品,每品有正从之分,共九品十八级。唐代在正四品及其以下每级又分上下,官员共九品三十级。散官、职事官、勋官、爵位都纳入了九品范畴。宋代官品不分上下,又恢复了九品十八级,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九品堪称最持久、稳定的官制,能够在犹如密林的官制中帮后人清理出一条道路。或许由于九品简洁明了、少有变动,中国人对它投注的热情与想象最多。

        唐宋是古代官制定型、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官衔攀上繁杂巅峰的时刻。唐朝正式定型四大类官衔——职、散、勋、爵。

        散阶在唐宋最为闪耀。唐散官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分二十九阶。文散官最高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最低阶为将仕郎(从九品下)。宋徽宗定宋朝文散官三十七阶,从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往下,直到迪功郎。“大夫”为中高等文官,“郎”为低等文官。散官的初次除授,主要根据门第而定,也有根据科举出身授阶的。唐代郡王之子定阶为从四品下的中大夫,正四品官员嫡长子定正八品下的征事郎。进士科高中的新官,为从九品上的文林郎;秀才上上第也不过正八品上的给事郎。官员入仕,首先获得散阶,再考虑散官的品级授予相应的职事官。职事官与散官品级并不一致,待遇依散官品级而定。这便是以散官为“本品”。

        唐人对散官的推崇,以尚存的门阀势力为社会基础。科举取士冲击了门阀根基,晚唐战乱又对世族进行了摧枯拉朽般的打击,至北宋,社会已然平民化。散官不如前代尊荣、坚挺,开始走下坡路,先是丧失了官员本品的地位,只能决定官员的少数待遇;其次,散官和职事官同步升降,职务升迁散官随之晋升,反之亦然。宋代官员如果得到重用,皇帝会大幅度提升其散阶,避免二者相差悬殊。这就避免出现唐朝部分宰相仅是五六品散官的尴尬。

        宋代品位官制度的完善,保障了文官不出大错便能稳步升迁,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但以官员为本、追求官僚队伍稳定的制度设计,对于宋朝的冗官冗费和行政低效难辞其咎。同时要警惕皇权以效率、富强、改革等名义,压制品位官,削弱官僚集团对专制皇权的制衡能力,导向绝对的独裁。如何平衡品位官和职位官的关系,是官制的永恒难题。

        勋官制度同样在唐宋得到健全。唐朝定上柱国、柱国、大将军、武骑尉等十二转勋官,以“转”为单位,战功越卓著者转数越多。功劳赫赫的花木兰“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获得了最高转的勋官,但在军中可能没有实际官职。花木兰如果想任职,上柱国可以出任正六品上的职事官,相当于六部的郎中、员外郎。此外,五品以上的勋官轮番宿卫值勤四年,六品以下勋官五年可以简选为散官。唐初授勋主要根据战功,勋官基本上为关陇军事贵族;升平日久,文官授勋日渐增多。宋朝官员都可以得到勋官,勋级不再称“转”,改称“级”。勋级随官授予,三岁一迁,循资升级,更加契合酬劳的性质。

        勋官制度成熟之时也是滥授之日。勋官向所有官民开放,许多百姓在大唐开国过程中因功获得勋官,人数在贞观年间达到十万以上,在唐玄宗时代至少在150万人以上。唐代大规模颁赐勋官,固然是为了动员人力,也降低了官位的含金量。勋官介于官与民之间,比编户齐民要优越,政府授予勋田;可以用勋级减罪;有充任胥吏的资格;有免除征役的特权。

        唐宋封爵远逊先秦。封爵者无封地、更不临民,仅仅食邑。爵位的权力属性不复存在,空享经济收益。即便是经济收益也大打折扣,食邑只是虚数,只有“实封”才能拿到手。宋朝实封一户,每月给钱25文,随月俸支付给官员。宋代官员的爵位、食邑、实封等,子孙都不能世袭。同时,爵位也越授越滥。宋代出现了“以爵附官”的倾向,一定品级的官员自动获得爵位,职务提拔后爵位也相应提高。平民出身的王安石封荆国公、岳飞追封鄂王、陆游为开国伯,宦官童贯也爵封广阳郡王,便是例证。

        品位类官衔衰弱,是否意味着职事官的强化? 否。

        官制是一把双刃剑,既方便皇权对官员如臂使指,也限制皇权随心所欲。比如,职事官的员额限制皇帝随意扩张或收缩;官员的铨选奖惩,未必能做到“人事相宜”,皇帝也不能自由超拔、安插中意的官员。这个时候,君王往往临时派遣亲信去处理特定事务,比如汉朝的“录尚书事”“使持节”等。唐朝皇帝开始将这种临时派遣固定化、长期化,发展出了第二种职位类官衔“使职”(“差遣”“差事”等)。皇帝在正常制度之外大规模任用私人关系亲密、专业能力出众的官员,授予法外之权,专营括户、营田、转运、盐铁、安抚等难题。使职是没有官品的正式职务,在初期往往在官衔中带有“使”字。

        使职更契合职位性官衔的特性,最大的特点是“临时”,堪称体制之内编制之外的官衔。相比职事官,使职反抗力更弱、依附性更深。正因如此,使职深受君权的青睐,日渐剥夺职事官的实权。然而,它“临时”到清朝覆灭,没能转正、与“职散勋爵”并列。

        天下要政向使职官员倾斜,使职官凌驾于职事官之上,唐朝官员开始以出任使职为荣。正常的职事官系统离开了使职官的配合,都难以正常工作了。在中枢,尚书仆射、中书侍郎等宰相职事官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使职,才是名副其实的真相;在地方,节度使、观察使等掌控实权,而他们的职事官则是尚书仆射、御史中丞或兵部侍郎等。这便破坏了正常官制,一方面是使职与职事官的分离,职事官不管本职工作,一方面由于使职无官品,职事官日渐“散官化”“阶官化”。随后的藩镇割据加剧了此种混乱。雄藩往往给藩帅和僚属申请官衔,导致尚书郎、御史遍布各地,宰执高官数以十计。杜甫在成都服务节度使严武,后者为杜甫奏求了工部员外郎。而杜甫没有在长安的工部工作过一天。

        使职的普及,以及职事官的散阶化,使得宋初官衔到达了繁复的顶峰。半是惯性,半是皇权刻意营造复杂性来杜绝权臣出现,北宋故意制造官制的复杂性。官员几乎都以使职为实职,同时携带职事官。远在天涯海角的官员,职事官可能是汴梁的郎官,但他如杜甫一样从未踏进过尚书省的大门。职事官定品级、寓禄秩,得名“寄禄官”。寄禄官是宋代官制的特产,是一种“阶官化的职事官”。宋初,职事官无职事,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监察御史等有职名而不任事,除非有特诏不入本部门理事,另以使职差遣“判”“知”治事。职事官名不副实,造成冗官冗职、行政压力逐年增大,终于在宋神宗时期引发“元丰改制”。改革将寄禄官借用原散官名衔,二者事实上合二为一;职事官恢复原貌,改变了职权分离的局面。元丰改制之后,宋朝官员结衔变为寄禄官(原散官)、职事、差遣、勋、爵。以大文豪苏轼为例,改制前是工部屯田员外郎、知湖州,后以朝奉郎知惠州。苏轼的湖州知州、惠州知州是差遣,属于本职工作,而员外郎、朝奉郎是改制前后的寄禄官。员外郎原本是职事官,朝奉郎则是典型的散官名号。

        品位性官衔坚挺,皇权往往衰微或者受限;职位性官衔崛起,则伴随着皇权强化。职位官仰仗君王赋权,品位官制约皇权胡作非为,皇权自然倾向壮大前者、淡化后者。宋朝各类官衔齐头并举、纷繁冗杂,宋代社会也相对宽松自由、皇权自我认知比较清醒且接受制约。进入明朝,集权专制的列车呼啸加速,官制成为皇帝驾驭百官的工具。

        明清官衔最大的变化,是转变为以职事官为主、向实职靠拢。职位官,无论是职事官,还是使职差遣,到明清规章制度日臻严密、无所不包。使职没有取代既有职事官,反而为职事官部分消化。总督、巡抚、总兵等使职转正为正式的职事官,剩余的使职,比如军机处、学政等,官民都习以为常,视为“半职事官”了。强大的职事官成为了官衔制度的核心。

        明清“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爵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散官、勋官和爵位,向职事官俯首称臣。唐宋是据阶授官,二者品级高低不同,甚至相差悬殊。元朝开始,文官的散官和职事官原则上必须品级一致。明清是据官授阶,文官有了实职才有散官,并依职务变动而相应调整,进退同步。散、勋官迅速贬降。唐朝散官达到五品以上后“非恩制所加,更无进之令”,因此五品以上文官不多。明清官员随着职务晋升,自动获得五品以上的散官,一二品都不再难以触及。散、勋官原本是门阀勋贵的骄傲,是他们彰显身份、对抗皇权的武器,如今“沦落”为附加性官衔,甚至是职事官考核制度的补充。二者没有俸禄,更不影响职事官升降,成了明清官衔制度的“附庸”。

        清代官制彻底向职事官倾斜。起自白山黑水的八旗贵族没有勋官的概念,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干脆不接受勋官制度。同时,清朝继续淡化散官制度。散官完全丧失了实质作用,几乎只出现在重要的文献和墓志铭中。官员将散官视为一项雅古文物,更多的是为祖、父争取散官以光耀门楣。因此,清代散官几乎等同于封赠。

        满族人入关前也存在世袭官职,授予贵族与功臣,等同于汉制的封爵。入关后融合中原官制,清朝将封爵、勋官、世职统一改造为“世爵世职”。世爵世职分宗室爵和功臣爵两大类。前者只授予宗室,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奉恩将军等。宗室并不自动封爵,而是因功授爵。而且除了十二家“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外,其他宗室爵位都降等世袭,每袭一代降一级,降至辅国将军不再递降。即便是世袭了爵位的幸运者,皇帝也可以废黜,在其宗族中另选袭封者。清朝的爵位制度和品位官的本质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它保障的是大家族的笼统权益,谈不上“以人为中心”。皇帝牢固掌握着袭爵的主动权。爱新觉罗的疏远子弟,同样十年寒窗,漏夜赶考场,与贫寒子弟无异。

        一切冷暖得失都聚集在职事官上,职事官反而产生“品位化”的趋势。职事官的收益又以品级为标准,清朝常以“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对官员进行奖励,相当于把官品本身“品位化”了。官员们为了一个个品级拼搏厮杀、孜孜以求。职事官名目繁多,简单易懂的品级就成为人们衡量身份地位乃至人生成败的核心标准。品级制对“官本位”思潮的兴起难辞其咎。

        官衔随着风云变幻而分合演化。社会越来越发达,官衔也越来越繁复;政治争斗不休,官衔也升降强弱不定。先秦官爵合一,官衔制度尚未分化;秦汉官衔草创,简朴粗糙又简炼明快、富有朝气;魏晋南北朝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唐宋官制成熟、官衔细密,但陷于繁琐,王朝已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明清官衔制度,则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官衔制度在中国大体走了一条由简入繁再由繁返简,职位官从无到有再从有趋强的过程。

        中国官衔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事分类制度,或许也是内容最丰富、实践最成功的制度。这是一套复合型的制度,优于单纯的职位分类或者品位分类,兼顾行政效率和官员队伍的稳定,既给皇帝强化集权专制留足了空间,又给权力结构保留了制衡的可能。

        官衔短长,是中国人竞逐的社会身份,是古代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政治理念的千年外化。

        中国政治史,常态化的大一统不时为大分裂所打断。但是,每次分裂的终结,是新一波集权专制的起点。皇权会在乱世遭到牵制乃至侮辱,更会在之后的大一统中报复性地集权。官衔制度紧跟皇权,亦步亦趋,既是皇权强化的利器,又是集权专制的新成果。如果将各类官衔比作提线木偶,皇帝就是操作者。高尚独立的贵族,转变为依附皇帝的“顺臣”,指点江山的青年才俊化身正襟危坐的衮衮诸公。乘风破浪的潇洒最终让位于按部就班的算计。官僚政治的悲剧,莫过于此。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