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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是出版家和语言学家，黄秋耘是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陈实是诗人和翻译家。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不同，但先后都有或深或浅的合作关系。黄秋耘与陈实的合作始于1947年合译罗曼·罗兰的小说《搏斗》，与陈原的合作始于1976年起共同参与修订《辞源》。而陈原与陈实少年时一起学钢琴、世界语，交谊长达七十余年，1993年二人合作译校罗曼·罗兰的两部音乐传记。他们跨越京穗港的情谊，既丰富了各自人生，亦为后人理解其所处时代及社会世态提供了注脚。
成长于抗日战火中
陈原与黄秋耘、陈实都是广东人。陈原与黄秋耘同岁，生于1918年；陈实生于1921年。他们幼时得益于开风气之先的岭南文化和通才教育环境，受到相对完备的素质教育，生于香港的黄秋耘得到较系统的中英文训练。但身处战乱与急剧变革的时代，他们先后都有不同的“投笔从戎”经历。
陈原中学时就组织世界语讲习所，1934年考入中山大学，加入世界语组织“踏绿社”，编辑世界语杂志《中国报导》，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抗日呼声。1938年参加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广州支会，因广州形势告急，他加入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随工作队至曲江，撰写《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随征月半记》等通讯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此后辗转到桂林参加新知书店工作，开始一生的文化出版事业。
黄秋耘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后，他南下香港，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干部，后任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一支队司令部参谋。1945年春打进国民党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派出机构梅（县）蕉（岭）平（远）（大）埔指挥部当中校秘书，通过地下党向东江纵队传递情报。
陈实原名陈宝，幼年失怙，与母亲相依为命，中学毕业后教书养家。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她与友人流亡到桂林，1941年进入英军服务团，后随团转移到昆明，在服务团的心理作战小组担任英文和日文翻译，搜集敌后资料，参与撰写制作对日宣传的印刷品和歌曲。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她随团到香港从事新闻和翻译工作，此后定居香港。
共同的地域文化熏陶，忧患时代的使命感，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练，使他们精神上较易达成契合乃至理念的认同，也是他们彼此合作的思想基础。
缘于罗曼·罗兰的合作
陈原说过，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成长期都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罗曼·罗兰所代表的文明、进步、正义和良心，以及为理想而不停息的奋斗精神教导他们成为理想主义者。黄秋耘称自己是“罗兰党”，终生信奉人道主义思想。陈实则把罗曼·罗兰及其笔下的贝多芬当作人生偶像，她到香港后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戴望舒1946年春交给她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所以说，罗曼·罗兰成为他们合作的缘起。
抗战胜利后，香港又迎来了一批文化界人士。1946年，陈实与黄新波、华嘉、黄秋耘等人在香港成立同人出版社人间书屋，陈实是董事长。该社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即陈实翻译的罗曼·罗兰《造物者悲多汶》（贝多芬旧译），1948年，黄秋耘的散文集《浮沉》作为“人间文丛”由人间书屋出版，奠定了他此后关注民生、体谅百姓疾苦的创作风格。后来担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的华嘉回忆，人间书屋一次同人聚会讨论出版计划时，陈实提出准备翻译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搏斗》，由于篇幅巨大，黄秋耘提出合译。于是，他们开始合作。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南方局文委书记邵荃麟审阅了《搏斗》译稿，为之作长序《代序：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道路》。据陈原回忆，1948年年底他从沪抵港，在出版家徐伯昕主持的三联书店工作了几个月，1949年3月随大批文化人乘船北上前，曾见到留下的编辑部档案中有陈实和黄秋耘合译《搏斗》的合同草稿、谈话记录等资料。
1949年广州解放后，黄秋耘、黄新波等人回到内地，人间书屋迁至广州改组为书店，出版了“青年学习丛书”。1951年3月《搏斗》作为“人间译丛”刊行，署陈实、秋耘合译，黄新波设计封面。陈实这一年还到广州参加“人间书屋”的聚会。她2007年撰文回忆，“广州人间书屋决定结束的通知，是1951年发出的，说是‘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虽然可以理解为光荣退役，虽然我没有参加过书屋在广州的事务，对这个消息仍然感到巨大的失落”。人间书屋共出版了三十种著译。此后由于种种顾忌，她和内地的朋友几乎完全不通音问。
改革开放后，黄秋耘和陈实重新取得了联系。1980年11月，《搏斗》第二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后记”由他们重新改写。黄秋耘信中告知陈实，《搏斗》第三次印刷“一下子就卖完了，连样书都分不到，看来罗兰仍有一定读者”。这引起她对罗曼·罗兰另一译稿《欣悦的灵魂》校阅的兴致（见陈实1991年12月12日致彭燕郊信）。1981年，黄秋耘将新出的散文集《丁香花下》寄赠,陈实回赠以《踏莎行》词，并撰写“前记”：“八一年时近岁晚，得秋耘见赠书一卷，读之颇有感触。除夕作此答赠，兼以辞岁。”
（一）
尘世蹉跎，泥途曳尾，少年豪气随流水。
邯郸道上已忘年，却难忘我兼忘世。
宠辱无端，死生无悔，任他人事交相累。
乘车戴笠旧时情，丁香花下从头记。
（二）
无怨何忧，无求何愧，浮沉成败寻常事。
此心清浊有天知，等闲莫搵英雄泪。
看昔非今，看山非水，桑田沧海难如意。
逍遥斗室载琴书，人间便是蓬莱地。
词中有对过往岁月和朋友情谊的珍惜，有对人生达观通透的领悟，黄秋耘引为“知音之作”。从陈实的回忆文章得知，他们“有一小段日子”曾有诗词往还：黄秋耘“会短信上抄一些旧体诗给我看，写的是相当工整的七律。写七律要有学问，除了平仄对应排比之外，还讲究赋比，并且似乎多少要用点典故才像样，我缺乏这些条件，只能回赠一些长短句”。黃秋耘晚年将所作旧诗词辑为《旧梦吟草》，有三十余首，不知哪些经陈实寓目。
陈原与陈实也是1980年重新取得联系。陈实曾描述他们相见时的惊喜：“岁月的流逝可以改变人的相貌，但改变不了更可贵的东西：理想，信念和友情”。他们少时一起学习音乐，启蒙老师是陈实同父异母的哥哥、时任广州音乐院院长的留法音乐家陈洪。陈实1931年就跟着陈原学习世界语，后来读同一所中学，1938年在战火中分别流亡到桂林。陈原当时翻译的罗曼·罗兰的音乐专著《柏辽兹》，未及出版，手稿便交给陈实保存。因时局动荡，他们此后音书断绝。直到1980年6月陈原率内地出版代表团访问香港，暌违三十多年的一对好友再次见面。1993年，陈实校订了老友早年翻译的《柏辽兹》，加一副题“十九世纪的音乐‘鬼才’”出版。陈原1998年2月在自存本扉页题词，叙述书的故事，表达对友情、对旧译的双重珍爱之意。Sako当是陈实的世界语名字。
原稿为45年在渝译，由华侨某君搞的出版社付排，已成清样，日本投降，某君速归故里，未印，原稿为Sako保存，近三十余年始交给我。友情之可贵，美哉！ 在此基础上重译，又经Sako校阅，港赵斌（三联）印出初版，时为’94年，今始出京版，三四年已逝。我爱R.R.，尤爱此文，简而有情，真难能可贵！
他们的第二次合作，是陈原对照法文原本和英译本为陈实校订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从〈英雄〉到〈热情〉》。陈实在《中译本后记》中叙述了他们的译校过程：两人一个住在香港，一个在北京，所有疑难问题的切磋只能靠鸿雁传书，不到两年，他们之间“交换了六百多封信”，全书的译校已经分不开了，“一章一节，无不是两个人的笔墨”。
两位喜爱罗曼·罗兰和贝多芬的翻译家，年近八十岁共同圆了年轻时破碎的梦，也成就了一段译坛佳话。
在“辞书的火海”中淬炼
黄秋耘与陈原1976年因《辞源》修订工作而密切交往，后引为同道。
《辞源》修订本是197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中外语文词典规划会议确定的重点项目，陈原参加了这次会议。国务院批准实施该项目后，国家出版局委托商务印书馆与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省（区）共同承担，由广东省牵头。黄秋耘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在革委会主任杨奇的推荐下，担任广东《辞源》修订组负责人。
当时，《辞源》修订小组制定的工作方式是先由四省（区）按所分配的部首进行编纂，写出初稿，最后到北京定稿，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辑。这就决定了四省（区）工作组与商务辞源组始终保持紧密的协作关系。陈原是《辞源》修订工作的组织者和总调度，1977年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负责人。黄秋耘身兼《辞源》编审小组组长，广东又是牵头单位，自然成为各方信息的交汇点。这一时期他们的工作联系十分频繁。黄秋耘从筹备组织广东《辞源》编辑室、借调人员，参与制定修订方针、撰写体例、编写词目，参加审稿会、定稿会，到1976至1977年的历次协作会议，1977至1979年进京参加定稿会，参与了修订工作各环节。这都在他致陈原的信中有所反映。如：
经反复磋商，已最后决定，《辞源》第一分册从八月份开始排字，争取年底前付型。
湖南工作进展较慢，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缺少一个得力的班子……建议采取适当措施，对湖南和广西促进一下，请他们确保把第一分册的试定稿在四月底前交齐，第二分册的修订工作也接着上马。（1977年1月27日信）
《辞源》第一分册试定稿现已开始誊正，加把劲，四月份大概可以全部脱手。希望你们那里早日将第二分册的剪贴稿和资料卡片寄下，剪贴稿请分寄各省（区），资料卡片先由我们这里复制，然后分寄。
协作会议后，广西来过两次信。秦似是积极分子，第一分册试定稿当可按时完成，问题在以后几分册。湖南、河南都没有消息，不知进度如何？ 已由办公室去信联系，亦未获复。（1977年2月26日信）
广东编写词典情况，省委批准了五万元，专款专用，但人员的问题仍然很伤脑筋。但愿呈报国务院的请示报告能早日批示下来，把词典编写工作列为重点科研项目之一，应成立专门机构抓这方面的工作，统筹领导。（1977年11月24日信）
《辞源》第三分册的修订工作广东已基本完成，前已分三批寄上。尚有四分之一左右，本月中亦可寄上。如各省都能按期交稿，商务《辞源》组和特邀社会力量加紧初审，定稿班子春节后到京集中，则明年国庆前后全部发稿完毕，估计没有多大的问题。（1978年12月1 0日信）
（将发的）新华社稿我经过核对，改正了一些事实，其他内容请审阅、卓裁。（1979年9月26日信）
从信中可见黄秋耘承担的繁重工作量及投入的精力。1979年，《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作为国庆三十周年献礼书出版。9月27日，陈原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学术界、文化界、语言界和出版界老前辈胡愈之、叶圣陶、张友渔、白寿彝、王力、任继愈、吕叔湘、陈翰伯等八十余人到会祝贺。
1983年《辞源》修订本四卷出齐，第四卷末列有“编纂：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陈原赶写出《〈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一文，充分肯定了黄秋耘为《辞源》修订本作出的突出贡献：“出身清华，学贯中西的文学家黄秋耘，居然肯跳进火海（辞书的火海），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他“主持《辞源》修订工作达数年之久，认真严肃，乐此不疲”。这篇文章在《辞书研究》杂志发表后，在辞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语多难寄反无辞”
1979年10月，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陈原和黄秋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文艺界的春天到来时，他们又能自由地书写了。
当时，陈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因译介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987年，文联国际部（外委会）有人征询黄秋耘意见，是否愿意“屈就”。恰逢陈原过穗，黄便征求其意见。陈原认为秋耘不善于做官，还是不去为好。这正符合黄秋耘谨小慎微、低调行事的作风。他把主要精力转到翻译，笺注陈寅恪先生的旧题诗作。1990年9月11日致陈原信中引用诗句“泪纵有干终有迹，语多难寄反无辞”，表达自身境况。
黄秋耘和陈原非专职写作，散文随笔的共同点是自由地抒写真情，不追求写作技巧，在反思过往中表达睿智、理性的思考。这一时期黄秋耘陆续将《黄秋耘文学评论选》《往事并不如烟》《杂文选粹》《寻梦记》等题赠陈原，也相继收到陈原寄赠的《记胡愈之》《书和人和我》《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柏辽兹》等新书。他们还在书信中交换对文艺界的观察与理解，讨论文坛新作，如韦君宜新版小说《露沙的路》，黄秋耘还托陈原到医院代为探望韦君宜（1995年4月8日信），以解对老友的思念之苦。
“感君扶病犹相忆”
黄秋耘晚年十分惦念远方的朋友，也极盼得到友人的讯息。可能彼此都有搬家的经历，他与陈实的联系再次中断，因此，与陈原通信中多次提及陈实。他们都称陈实为“宝、陈宝、才女”，体现了对故人的尊敬和思念之情。1990年9月11日信中说，“久未通音问，歉疚殊深”，“才女一年多来都没有来信，我亦没有去信。这年头，既不能‘相煦以沫，相濡以湿’，倒不如‘相忘于江湖’为好”，亦是无奈无力之言。此后几年间，屡屡在信中表达想念之情：“病中一切疏懒，亲友间音书也极稀少”，“宝断绝联系已有一年之久，多病故人疏，没有办法”（1994年6月28日信），也尝索要她的联系地址，“陈宝已有好几年没有通音问，她的新地址能告诉我否？”得知陈实亦在病中，1995年5月5日给陈原信中云，“陈实的病，使人系念，我也不知道她的地址，无法修函致候，怅怅！”8月24日信云，“陈宝病情有好转否？ 常在念中”。深沉情愫在寥寥数语间披露。
“不堪故旧音书绝”，收到好友来信无疑是暖心的。黄秋耘1997年6月收到好友来信和《陈原散文》一书，回复道，“书中悼念新波、谷柳、翰伯……等篇，顿引起我遐想，他们也是我的故人。才女近况如何？ 常在念中，因不知道她的通讯处，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投桃报李，他寄赠新著《按牌理出牌》，1998年3月收到陈原的回信：
近日身体如何？ 念念。不太坏就是好了。体检说我肝有问题，还有什么什么问题，但没有显著不舒服之处，只好不理它。宝多病，越来越弱不禁风；加上她内向，“多愁善感”，气不顺，更不能自解自娱，可惜这个才女不能多所贡献。我邀她来广州散散心，恐怕也难成行。
我从研究所退下来后，家里置备一台计算机，新近又换了一台多媒体，很有趣，也很方便。
好友之间的感情相通，感受相同。陈原曾撰文抒发人到黄昏的惆怅：“每天，从黄昏到子夜，是最难熬的时光，尤其对一个孤独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反俳句——作于病房》则抒发病中愁闷：“寂静更空虚，如坟墓一样寂静，听见心跳声。早起天阴沉，不见一丝太阳光，虫鸣在四方。黄昏爬进来，仿佛蝴蝶满屋飞，人闭上双眼”，并把这一时期写作的随感题为“黄昏人语”。黄秋耘1998年8月15日回复陈原：“手教诵悉。春节后，我卧病三个多月，幸而治疗及时，骨折处又缝合得好，基本已复原，离开手杖也能步行廿至卅米远。但常患咳嗽，颇以为苦耳。……陈实兄均此不另。”信中说，《黄秋耘文集》四卷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给陈原最后的信。
远在香港的陈实也同受老与病痛的折磨。她退休后以惊人的毅力自学西班牙语，埋头翻译聂鲁达、洛尔迦、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1995年7月，在亲人的陪伴下她到北京与陈原见面叙旧。之后因视力受损几近失明，绝少出门。2000年她发表一组《音画》散文诗，其中《请帖》是阐释贝多芬F大调《浪漫曲》的音乐主题，诗句和意境似在邀请故友前来相见：
这个时候来最好，旅游的人大都走了，再过几天就会完全清净，你会住得舒服。
我的屋子向东南，起得早，可以看见日出，看攀满屋前篱笆的牵牛花一朵一朵绽开，然后沿上山的小路散一会步，有些山边的野花永远自开自落，不为给任何人看，每一朵花都是一次惊喜。
下午我们可以在门廊喝茶，读书，或者去沙滩拾贝壳，或者到堤岸上坐一会，看海听涛，北风起的时候，也许你怕冷，晚上就在炉火旁听音乐、聊天。
……
你会喜欢这种生活的，来吧，来吧。
文字隽永，意境清简，像梦境又像回忆，友人读后应该不忍拒绝这份热情的邀约。可好友都已进入人生的严冬，相聚晤谈已是奢望，用黄秋耘的诗句“感君扶病犹相忆，愧我临风涕泗垂”来比拟更为恰切。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人世间最让人唏嘘的就是知音凋零了。黄秋耘2001年8月6日在广州逝世。陈原闻讯，在商务印书馆作《辞源三主编》的讲座以示悼念。这年9月23日，陈原突发脑溢血卧病不起，2004年11月26日去世。陈实得知消息，以两首词《鹊桥仙》和《调笑令》作为遥祭。
（一）
去君远矣，吾师吾友，七十三年相识。
从今雁杳鱼沉，倩谁报，人间忧戚。梦中曾见，盈盈笑语，觉来无处寻觅。
他日泉下相逢，不须问，今夕何夕。（二）
何处，何处，送我故人归去。
长亭满目皆秋，柳花桥下水流。流水，流水，中有离人清泪。
词作婉约蕴藉，欲说还休，又低回又澄澈，让人感受到深潭无波的沉痛。
陈实2013年7月1日在香港病逝。她说过：“这世界不是永久的居所，每个人早晚都得要离开，早走的与迟走的，说不定终于还会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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