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谈读书与翻译

    能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吗？ 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是什么样的读书环境？

    柳鸣九：在清苦贫困的生活中，我的学习没耽误，父亲自幼仰慕文化，老悲叹自己大热天在高温的炉火前苦干的命运，在三个儿子身上，他主意与志向明确而坚定，那就是“一定要读书”，将来一定“要成为读书人”。因此，到重庆后，我很快就上了附近的两路口中心小学，一直读到六年级毕业。

    小学五六年级时期，我总算开始有了自己的课外读书生活。在我的学生时代，课外读书生活对我极为重要，它无异于给原来闭塞、无知的精神状态，打开了一道精神大门，开启了一扇心灵窗口，对我心智的成长，见识的开阔，知性的提高，以及后来的思想修养以及业绩作为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我大学期间所受到的科班教育与严格的业务训练。

    您最早读到的课外书是什么？

    柳鸣九：我最早得到一本课外读物是《三国演义》。这部书不知道父亲是如何从他雇主那儿得到的。它成为我们家唯一的一套藏书。我一有空就随便翻阅翻阅，只记得从十来岁开始，我就不知道翻阅了多少遍。在不断地翻阅、细读与重温之下，我后来对这本书有那么一点达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

    能说《三国演义》是您反复阅读最多、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吗？

    柳鸣九：这么说也非夸张之词。首先，它培养我文言文，或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半文言文”的阅读能力，但我的古汉语的水平，后来一直没有继续提高，基本上就止于罗贯中式的文言文水平。这部书我越看越有味道，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其中的军事智慧与政治智慧对我更是有吸引力。由于经常看《三国演义》，对那些通俗的演义小说都瞧不上了，以致什么《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隋唐演义》这些人们常看的书，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读过。

    的确，在后来，《三国演义》这部书对我的思想成熟大有影响，它逐渐使我开始有了一点政治头脑与见识眼光，懂得了一点韬略，虽然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从政的志愿，也没有多少心术与谋算，但我喜欢观察政治，思索政治，喜欢作壁上观。

    后来，我曾经有过研究国际政治的一闪念，虽然只是一闪念，毕竟说明了我有过一定的兴趣。所有这些可以说都与我少年时代读《三国演义》有关。当然，我成年以后，知人识事、对待人际关系，也多多少少从《三国演义》中间得到过启示，吸取过智慧，比如说我办事喜欢偃旗息鼓，做一件事切忌雷声大雨点小，多多少少是从吕蒙取荆州得到过启发。我至今都经常告诫自己要韬光养晦，行事低调，矮化自我，放软身段，就是从刘备种菜园子那儿学来的，只因为我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张扬了，加以我脾性有点好名，所以，我虽然一直想学刘备种菜园子的处事姿态，但一直没有学到家。

    除了《三国演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

    柳鸣九：到了中学阶段，我才读到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我与这本书一拍即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出身于底层，经过自己的奋斗，最后得以成名成家。它教会了我两个字，那就是：奋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榜样，有激励的作用，可以效仿，我整个青年时代当做座右铭的那句话“即使是对自己的小胜利，也能使人坚强许多”，就是从高尔基的三部曲中得来的。因此，如果要说有什么书对我青少年时期很有深远影响，那就是这两本。

    您有什么样的读书习惯，愿意谈谈吗？

    柳鸣九：从重庆时期起我就养成了一个爱好与习惯，就是跑书店。重庆毕竟是陪都，繁华市面不多见，书店倒是不少的。在我住处那附近，至少有两个小书铺。与其说它们是做卖书生意，不如说是做租书生意，出租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通俗读物，其中剑侠小说占很大的比例，我最初就是被这些书吸引开始跑书铺的。我没有钱买书，也没有钱租书，就站在书架前翻书看书，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甚至两三个钟头，我把这称之为“看站书”。说实话，像我这种不买也不租，光“看站书”的主，而且隔一两天就来“看站书”，用不了多久，就很惹书店老板的厌烦了。我可没少遭过白眼，没有少看过脸色，甚至被书店老板用很不客气的言词对待，但我仍厚着脸皮去“看站书”。因为那些书对我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我记得最初我最爱看的有两部，一部是《鹰爪王》，一部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两部书都是长篇多卷，特别是《蜀山剑侠传》，有三四十册之多，文笔甚好，想像力丰富，写得神乎其神，愈到后来愈神乎其神，但写的都是作为剑侠的人，而不是神不神、人不人、兽不兽的怪物，这是我特别喜欢的特色。我年轻的时候，多少有点容易耽于妄想的毛病，跟这大概有关。

    从重庆时期以后，因为我一直都住在大城市里，每个城市都少不了书铺，有租书店，于是从重庆时期起，“看站书”只是开了个头，以后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保持了“看站书”的爱好与习惯。兴趣也不断地扩展，从最初痴迷于剑侠小说，扩展到侦探小说，什么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亚森罗平侠盗案小说，再扩展到通俗言情小说，如张恨水的小说，我早就通过“看站书”读过了。对比张恨水低一两个档次的冯玉奇的小说我也不生疏，这也许是我后来对情色文学并不大惊小怪的原因，甚至我还写过一本《法兰西风月谈》呢。当然小书铺、租书店除了这些通俗读物之外，也有不少正经的、严肃的文学书籍，也就是在这些小书铺里面，我读到了鲁迅、茅盾、老舍、郁达夫以至张资平、无名氏的小说。

    我这个跑小书铺、租书店、“看站书”的习惯，从重庆开始，一直持续到我初中毕业。到了高中，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小书铺与租书店逐渐绝迹，于是我就改成了跑新华书店，但“看站书”的毛病则仍然延续下来了。我看得比较多的，几乎都是小说作品，杂文与诗歌我就很少去看，喜欢看、也常看的作家仍是这么几个：鲁迅、茅盾、老舍与郁达夫，对他们的小说名著《阿Q正传》《祝福》《子夜》《虹》《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等，我都相当熟悉。我有眼无珠，却没有好好读沈从文与丁玲，对巴金与郭沫若，不知怎么总有点难“进入意境”。不过，看归看，读归读，翻阅归翻阅，一到书店，翻阅的书就难以计数了。因此，中国不同时期出版过的中外文学书籍，几乎没有不是我曾翻阅过的。说实话，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初步基础以至外国文化与文学的一般知识，相当程度上都是从跑书店、“看站书”来完成的。

    能否说说您是如何翻译《小王子》的？您的翻译标准和原则是什么？

    柳鸣九：我生平第一次翻译《小王子》是在2005年。有两个动力，一是我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孙女柳一村，我一直想为她做一件事，留一个纪念品；二是我对《小王子》这个作品有了些独特的认识与理解，认定它是一部非常值得翻译，也是一部很应该翻译的杰作，特别是作者把地球上的一切人物与事物召唤到小王子的面前，让他清澈的眼光去审视，让他纯洁的心灵去思索与置疑。这种新颖的哲思式批判旧世界的态度，给人类文学中有积极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带来了崭新的思维方式与视觉角度。还有一点我特别赞赏、特别尊崇的，那就是作者在作品中，开创地提出了“全球意识”与“宇宙胸怀”，不仅给20世纪现代派虚无主义思潮所造成的浑浊而迷茫的氛围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使人类头脑为之一醒，形成了人类“全球意识”的第一次真正启蒙。面对这样一部有重大意义的书，我能无动于衷吗？ 能无所作为吗？于是，几个原因就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驱动着我找来原文本立即翻译了起来。

    您认为合格的译本应该有什么标准？

    柳鸣九：合格的优秀文学译本，至少本身就应该像一部文学作品；优秀译本的译文，首先就应该是经过不着痕迹的修饰、经过反复锤炼的文学语言。这就是我简单的翻译理念。

    我从事翻译是相当晚的事情，远比译界的前辈元老晚许多年，也比一些“少壮派元老”要晚一些。虽非译林“名家”，面对着某些大出版社的上佳译本，自己还不乏信心，觉得自己未尝不可能提供另一个虽不敢说更为优秀、但至少能叫人“悦读”的译本。

    作为翻译界名家，您怎么处理翻译中的难题？

    柳鸣九：去查字典呗，说句实话，我查字典查得不少，因为我小心，怕记得不准，我根本不相信，用不着查几回字典就可以译完整部书的神话，对有些字有些词汇，我小心翼翼地对待，就像初期老年痴呆症患者那样，出门前明明记得自己锁了门窗，但仍不放心，非要回家再检查一遍不可。这样，我远远没像某种大译家那样下笔神速，译绩海量，但也从没有遭到过“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