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性别研究的现实之维

    文学文本中的自然与性别时常为作家的主观意识所裹挟，不仅面貌诡谲多变，其意义亦趋丰富且开放。20世纪的文学评论者们更是在理论界层出不穷的各种“主义”诱导下，从政治、文化、伦理及心理等多层面对这两者进行深入的解读，关注它们在矛盾或冲突中的隐喻意义。尽管如此，这两者在客观世界中的天然联系以及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亦值得关注。

    为进一步把握“自然·性别研究”的现实意义，了解其前沿发展动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组织了一场专题沙龙，邀请“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之“自然·性别研究”子系列的作者们就“田园”“身体”“性别”“男性气质”“生态女性主义”等问题展开探讨。

    嘉宾包括《生态女性主义》的第一作者韦清琦教授（东南大学），《男性气质》作者隋红升教授（浙江大学），《身体》作者张金凤教授（浙江工商大学），《田园诗》的第一作者陈红教授和第二作者博士生张姗姗（上海师范大学）。

    陈红：在西方，“田园”话题最初以古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田园小诗》面世，距今已两千多年，虽几经沉浮，却从未中断或消失。这是由田园文学自身的持续性和经典性，以及田园研究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决定的。在美国学者布伊尔（Lawrence Buell）看来，“田园”表达了人们心中普遍怀有的对于城市化到来之前的一种更加贴近自然的生活的怀念或向往，尽管这种怀旧心态可能导致对乡村或自然的浪漫化呈现，但它同样可以促使人们正视乡村现实，为乡村贫民所遭受的厄运、为乡村传统的日渐丧失、为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去哀叹和呐喊。田园的表达方式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它也一直在改变，也因此带来田园文学的不断发展和更新。英国著名诗评家吉福德（Terry Gifford）认为，时至今日“田园已经完成了从‘文学’体裁到类型，再从类型到观念的转换”。田园模式围绕田园情感或田园主义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构成，它可以广泛地以类似田园主题或田园元素的形式出现在大量非田园文学的文本中，还可以与多种艺术形式结合，甚至可以脱离乡村环境。吉福德所说的田园概念主要出现在21世纪，反映出田园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无论“田园”，还是我们今天谈论的其他话题，都兼具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只不过有些偏重学术，有些与现实的联系更紧密。比如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对于男性气质的认知可能受一些传统刻板印象的影响，我们应如何看待？ 真正男性气质有着怎样的文化思想内涵？

    隋红升：对于流俗中的诸多男性气质刻板印象，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男性气质刻板印象是男性气质文化观念传播以及大众男性气质建构的重要方式，对社会个体的性别意识有着不可低估的形塑作用；二，要辩证地看待男性气质刻板印象中的性别观念，尤其要保持一种去伪存真的态度。

    至于真正男性气质的思想内涵，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社会文化，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因此，关键在于这种男性气质能否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社会价值实现和人格建构，能否推动社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纵观人类社会，勇敢、坚定、自信、自律、荣誉感、责任心和担当意识等品质一般被看作真正男性气质的重要思想内涵，它们既是个体迎接挑战、面对和战胜艰难险阻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所不可或缺的民族气节和精神。

    陈红：隋老师对许多文学作品中的男性气质书写作过分析，您认为文学作品在男性气质的定义和思想内涵方面有哪些独特认知？ 对当今社会男性气质的认知和实践有着怎样的启发？

    隋红升：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我发现文学作品在男性气质表征方面具有前瞻性、反思性和超越性，不仅对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男性气质弊端有着深刻而真诚的反思，而且对真正男性气质理想的重构提供了多方面探索的参考。

    在男性气质的认知方面，大多数作品没有过多纠结权力和等级秩序，而是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不仅强调了内在人格和精神品质作为真正男性气质思想内涵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强调了真情实感的重要性。对这些美德和情感的看重，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男性气质的理解，让男性气概的思想内涵更为丰满，更具人性高度和情感深度。

    陈红：是的，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反思性，这种反思既可以针对社会现象，也可以针对文学和文化传统，并在反思中形成新的建构，进一步影响甚至引领社会风尚。隋老师在书中谈到男性气质涉及的要素时也提及身体，身体是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也经历了很大的起伏。《身体》一书就追寻了身体从被客体化到获得主体性的历史进程。在当今消费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在获得身体解放的同时，又该如何避免其沦为客体和工具？

    张金凤：随着身体理论的发展，其解放程度和主体性地位都获得了大幅提升。但当今消费社会也在提醒我们，身体依然存在被客体化的危险，女性的情况尤甚。现今女性似乎已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解放，但在社会意识和大众心理方面，可能仍存在男权社会的痕迹。以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形象的神化（“家中天使”）为例，女性地位似乎被抬得很高，但这并不等于真正获得了解放。比如当下一些“女神”“女王”的称号，是否意味着女性地位的提高？ 深层来看，可能还关乎女性身体的客体化，而这也受社会环境影响。

    比如媒体环境。有些媒体会用物化女性的词汇来制造新闻，在客体化女性的过程中助纣为虐。这也加剧一些青年女性的自我客体化和外表焦虑。它可以和霍尔（Stuart Hall）有关“凝视”的观点结合思考，女性常常是“被凝视”的一方。

    另外是竞争环境。面对当今社会的压力，女性逃避的方式之一即退回家庭。她们不再关注一个整体的女性自我，而只有妻子、母亲的角色，发挥的更多的是作为性对象、哺乳和养育孩子的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女性身体被客体化的体现。当然，我们并非说女性不能回归家庭，毕竟我们需要多元化的、开明的、宽容的社会，但如果这一做法成为潮流，可能就是一种倒退。

    陈红：想必张老师刚刚谈到的社会现象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思考，我们可能需要仔细鉴别社会规范的影响和内心自发的驱动力。刚刚谈到身体的社会问题，再回到身体研究，张老师可否介绍一下身体研究的最新动态，并分析其未来发展方向？

    张金凤：身体研究从19世纪开始明显回归，20世纪愈加兴盛，进入21世纪之后，对身体的关注呈加速态势发展。身体研究已经渗透进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形成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很多学者在理论探讨中会诉诸身体研究这一视角，比如意大利学者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赤裸生命”。此外，美国学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研究“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所谓的“反恐战争”后接连撰写了两部著作——《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和《战争的框架》，都关注战争中平民身体所承受的痛苦。巴特勒提出，只有当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认识到每一条生命都是脆弱不安的，都是肉体的，认识到对方的生命也是值得哀悼的，他们才会真正考虑战争的合法性。虽然这两部著作的核心不是身体，但都从人身的肉体性这一基础开始。

    性别化、种族化、政治化和阶级化的身体问题，成为身体研究密切相关的切入点，而多元交织性或交叠性作为当代种族与性别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必将同身体一样，将诸多议题连接起来，白色研究（whiteness studies）、后女权主义都是多元交织性的具体表现。

    另外，消费视域下的身体问题会继续得到学界的关注。

    在科技蓬勃发展背景之下，科技与身体的关系问题依然大有文章可做。科技对身体的重塑、延展与改造，挑战了以往身体与身份认同之间相对固定的关系，赛博格的身份认同问题（cyborgian identity studies）、后人类世（post-anthropocene）、后人类主义（posthuamnism）都是当代人在身体研究领域亟待考虑的方面。

    除了上述方面，很多领域都可以从身体视角展开研究。比如我曾经是名军人，在部队时就一直做战争研究，尤其关注英国战争叙事问题。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战争中的身体问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已有的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切入，我开始思考，能否关注战争小说中的身体呈现以及它对战争合法性的启示。所以也鼓励大家多从个人研究领域探究和思考。

    陈红：可以看出，学术发展一向日新月异。我在完成《田园诗》之后，愈多地接触到国外有关农事诗歌和农事伦理的研究成果，改变了之前对于农事诗与田园诗歌之间关系的看法。在写作《田园诗》时，我倾向于把农事诗归入田园诗歌传统中。当然这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我现在认为，有必要强调田园诗歌的主体是田园牧歌，而农事诗歌与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就自然观而言，田园牧歌中的自然永远丰沛慷慨，人与自然的和谐令人神往，但可能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反观农事诗歌中的自然则似乎永远与人为敌，充满无穷无尽的变化和始料未及的灾难，但更符合现实，表现出人与自然万物都无法抗拒的“时间、腐朽和死亡”的强大力量。想问下韦老师，您的《生态女性主义》出版至今已有两年，您对此领域是否有新的思考？

    韦清琦：自本书出版后，我也一直在总结与思考，以期深入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回顾这些年来的研究路径，我发现生态女性主义处于一条较为清晰的行进轨迹中，但这一过程也在争议、质疑和挑战中进行：

    1）文学批评为什么要提环境？ ——生态批评：Literature +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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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态批评为什么要提性别？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Literature + Ecology + Gender

    例如特里·威廉斯（Terry Tempeset Williams）提及的“下风向的人”（downwinder），“下方向”暗含了一种交叠性的隐喻意义：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往往勾结在一起，使女性等弱势群体成为多重受害者。所以作家更应该为“下风向的人”写作，给予他们更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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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什么要提种族、阶级？ ——走向交叠与整体性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Literature + Ecology + Gender + Ethnicity +Class + ……

    因此，我愈发认为，环境、性别等议题从外部对于文学研究的介入，是一个眼界逐步打开、趋向于用一个左翼进步的整体主义视角审视文学主题伦理性的过程的开端。比如德国学者胡莫尔（Diana Hum⁃mel）等人将性别研究喻为“开眼之物”：“性别范畴让我们打开了眼界，让我们的研究视野不仅聚焦性别相关的具体内容，同时也意识到其他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如年龄、阶级、种族、性取向等。”也正因为此，“生态女性主义”这一称谓，正不断地从本体意义走向隐喻意义。

    另外，生态女性主义的内部研究值得重视，即非自然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例如威廉斯的写作常常主动抛弃了人的身份甚至观察角度，其非人类中心的叙事转移允许并鼓励读者跨过了“他者”而将自己投射于“它者”，去体验“它们”的意识与经验。

    从事生态叙事学研究的詹姆斯(Erin James)和摩瑞尔(Eric Morel)在展望生态叙事学研究新方向时提到叙事中的“非人类性再现”与认知科学转向，都与非人类叙写方式密切相关。当作者走出人类高高在上的架子时，便能看到万物的平等、其他生命的价值甚至审美的情趣。

    陈红：韦老师的分享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即文学批评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富有“整体性”的思考来应对现实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生态女性主义话题集合了自然或生态与性别两方面的问题。就性别而言，它与男性气质也有很大的重叠性，它们是否是一种涵盖关系？ 以男性气质为视角或以性别为视角做文学研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隋红升：陈老师的问题涉及两个学术概念的范畴问题。性别与男性气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在研究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叠，但两者在语义范围、话语方式和使用语境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侧重不同。因此男性气质不能被性别研究所涵盖。

    从概念属性和定位来看，性别是人类的一大身份，既包含男性和男性气质，也包含女性和女性气质，还包含性少数群体的性别身份，具有统筹性和兼容性。而作为性别的一大分支，男性气质是对男性特质的专题研究。从使用语境和话语方式方面，两者同样具有显著区别。性别研究往往从两性伦理、性别等级秩序、性别劳动分工等层面对既定社会的性别规范、性别角色、性别权力、性别歧视、性别暴力和社会资源的性别分配进行考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和体制性。

    就开展文学研究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不能把作者的性别简单等同于其性别立场。在很多情况下，不同性别的作家在作品中试图表达的主题，有可能超越性别的维度，这需要在研究中作出甄别。

    第二，不能简单套用某一个性别学说或理论观点。因为这样做无非是用文本再次验证理论的有效性而已，而理论本身无需这样的验证，作家在创作该作品时也并非按照这一理论思路设计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

    第三，不能假定性别理论具有超越时空的适用性。我们目前使用的性别理论大多来自欧美国家，且有着非常具体的生发语境。把某一理论应用于完全不同的时空和背景之下写就的文学作品，可能会产生理论水土不服的现象，需要研究者作出辨析。

    陈红：隋老师提出的建议非常中肯、实用，也具有普遍性。之前提过，“自然·性别研究”实际结合了两方面的话题，而这两方面又都在“生态女性主义”这一话题中找到了连接点。可否请韦老师结合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说明我们对于“自然”和“性别”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两者相结合的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以及给我们的启发？

    韦清琦：在我们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时，交叠性视角可能帮我们了解其共通的旨归：消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包括人对人的压迫与人对自然的压迫，以得到一幅人类—生命幸福的完整图景。而当下讨论自然与性别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如果自然和性别使我们对各类问题发生自觉的交叠性思考，那么这样的研究就不是一个终点，而是起点，批评家可以在全景式的伦理召唤下挖掘文本更多的关怀价值，并从叙事学的视角将内容和形式也推向一个阅读共同体。

    陈红：显然韦老师所理解的“生态女性主义”不再局限于生态问题+性别问题这样一个组合了，而是1+1>2的开放性思路。其实只要我们不被理论概念束缚，在研究中保持思想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就有创新的可能。

    另外刚刚隋老师提到西方理论阐释的适用性。我们使用的文学理论多数来自西方，文本多是英语文学文本，那么这些话题是否存在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可能？ 比如“田园”这个话题，我们会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一个阿卡迪亚式的存在；想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田园情怀，与西方（盼望）归隐乡村的田园诗人有着相似的情感。但这样的简单比较并没有多大意义，中西方对田园的文化解读，对乡村的情感和态度，文学表现形式以及城乡关系的现实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做表面文章。我曾把我对西方古典农事诗和当代农事诗的观察所得，即农事伦理，用来思考陶渊明诗歌中的农事描写，提出在强调个人道德责任的农事伦理之上，加入中国耕读传统中蕴含的“心怀天下”的理想，或许可以让当代人有信心面对全球性环境危机背景下的农业困境，但目前考虑得还不完善。可见文学文化研究领域里的中外结合并不容易。我知道隋老师在这方面有过尝试和思考，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隋红升：我们“自然·性别研究”系列中的专著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价值。虽然很多理论资源来自西方学界，但涉及的内容确是中西文化社会中的重要命题。就此而言，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传统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以性别为例，中国传统文化在考量两性关系时，并未把两者对立，而是用阴阳鱼的图式演绎男女两性的和谐互补关系。在男性气质的思想内涵方面，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大丈夫的标准，更多地强调男性内在的人格与精神品质。从男性气质的建构策略来看，孟子提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同样强调对男性内在意志品质和能力的提升。可以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男性气质思想，不仅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阳刚之气的建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学界男性气质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我们在借鉴和吸纳西方学界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同时，也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智慧，建构我们的理论体系。

    陈红：张姗姗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参与了《田园诗》一书的写作，主要负责撰写“英国田园诗歌史”这一章。能否谈谈你参与研究的心得以及收获？ 另外，你也代表了这套丛书所面对的学生和青年研究者这一读者群体，可以分享一些阅读体会吗？

    张姗姗：先谈谈我在参与《田园诗》撰写过程中的收获。这本书使我有机会对于田园诗歌的发展演变进行详细的探究，让我在诗歌鉴赏、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写作能力上都有颇多收获。在此主要谈一下个人对田园诗的新思考。

    第一，阅读英国田园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串联起整个英国诗歌史。很多英国大诗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都是通过创作田园诗而受到关注，包括斯宾塞（Edmund Spenser）、弥尔顿（John Milton）、蒲柏（Al⁃exander Pope）等。也有一些诗人的诗歌成就得益于他们对于田园诗歌的改造，如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哈代（Thomas Hardy）。

    第二，田园诗本身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包含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蕴含着政治、宗教、阶级、经济等方面的各种寓意。对田园诗的现有研究既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维度，也有形式主义批评、心理分析、地方主义等维度。而在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今日，田园诗又成为生态批评界的研究热点。

    第三，田园诗之所以流传两千年而不竭，部分原因在于它总是与人们当时当地的需求紧密相连。田园诗在16世纪引入英国以后，逐步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它的发展演变总是与时代诉求紧密相关。不同时代的诗人都借助田园诗歌表达对现实的批判性态度。

    得益于田园诗的深度和广度，我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点。于我而言，这趟田园研究之旅收获满满。

    作为这套丛书的读者，我的感受是，这套丛书可以引导读者深入地了解某个外国文学核心话题，注重体现理论的发展纵深、共时性解读、批评实践，以及与其他学科间的深层次连接，对于初涉研究者启发尤大。

    （本文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辑王丛琪、万紫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