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礼仪如何影响了日本

    中国儒教礼仪对日本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这不是新问题，但日本学界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实践中才有意义的礼仪，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为日本人所知”（津田左右吉）、“近世日本，儒学的接受不在礼法上，而只在精神方面”（尾藤正英）等，并不能令关西大学的吾妻重二先生信服。他认为儒教在日本的接受情况未达成学界共识，其原因之一在于并未彻底弄清楚“日本儒教的实际形态为何”，忽视对礼仪尤其是《家礼》及其实践的研究是导致研判偏差的重要原因。经过多年的探索，吾妻先生继2012年出版朱子学研究的扛鼎之作《朱熹〈家礼〉的实证研究》后，近日又推出其修订扩充版《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初版大部分内容整合至新版第一编“文献足征”、第二编“礼文备具”，第三编“礼书承传”则主要汇集作者关于日本儒教礼仪的系列论文。新版在东亚视域之下，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于扎实的文献考辨，将田野调查融入实证研究，描绘出“儒教礼仪影响日本”的图景。两版皆只有中文本（尽管其中的论文已在日本发表），是以中文形式在中国大陆首次推出。近年来，从东亚视野推动《家礼》研究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吾妻先生的两部力作无疑是领航者。

    为何是《家礼》：近世东亚儒学研究的突破口

    吾妻先生认为儒礼对于东亚近世文明影响巨大，然百年来的东亚儒学研究偏重讨论哲学思想，忽视儒礼在国家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儒礼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啻为边缘领域。吾妻先生指出“思想与礼仪，即实质与形式二者，好似车之两轮，都很重要”（《序》），将思想与礼仪割裂而言之，必不能准确抵达思想之内核，书名“爱敬与仪章”即体现此种主张。《家礼》是中国近世礼仪文献的代表，具有超越阶级的内容上的普遍性，曾广泛传播于东亚，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四书集注》，研究《家礼》是打开目前研究症结之良途。

    尽管新版较少涉及朝鲜、韩国、越南等地，然副标题仍使用“东亚”，以此提醒读者《家礼》所涉范围扩大至东亚，不可囿于一隅。“文献足征”，胪列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等地《家礼》百年来的研究文献目录，建立东亚视域的研究意识。聚焦于家庙、木主、深衣等实践个案，细致爬疏《家礼》的影响并从中发现东亚社会的多元性。探讨了近世中国、日本、朝鲜《家礼》传播的交织，如将早期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家礼》朝鲜刊本纳入考察，辨析和刻本《家礼》的来源及独创性。注意到林鹅峰利用家藏朝鲜本句读，纠正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本《家礼》的校点错误。成果的迅即共享在江户时代后期似乎也不亚于当代，在《四库全书总目》刊行后的十年，昌平坂学问所也已刊行四卷本，佐藤一斋采纳了其中王懋竑的《家礼》假托说，为日本此后形成独特的丧祭礼仪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持。吾妻先生的《家礼》研究，开拓出东亚近世儒学的新课题。

    文献考辨与田野考察：《家礼》的实证研究

    吾妻先生提出应将“运用文献资料为主的思想史学、历史学与以实地调查为中心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此指向近世东亚“儒教究为何物”课题的解决。

    一是通过文本细读，逼近历史真相，同时广泛搜罗《家礼》流传的各版本，侦破其内容来源与相互关系，使传播路径有迹可循。版本流变是影响16世纪以后东亚地区《家礼》传播格局的关键因素，继初版清理朱熹以后至明初《性理大全》本《家礼》的版本沿传之后，新版又梳理了和刻本《家礼》的流变。一些发现令人耳目一新，如丘濬《家礼仪节》版本繁多，在日本流行最广的却是较晚出现、托名杨慎手定的崇祯刊本；和刻本《家礼》的底本并非永乐年间的《性理大全》，而是增加了集览、补注的明末坊刻增注本等。

    二是将田野考察纳入《家礼》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如日本水户市的常盘墓地是德川光圀为推行儒式丧祭而营建，至今仍作为公墓运营，吾妻先生发现其中安积澹泊墓碑的形制与文献呼应。又，批判朱子学、主张回归孔孟本义的古学派人物伊藤仁斋，在儒教礼仪方面却表现出受到朱子学的深刻影响。吾妻先生考察伊藤家墓地，发现不仅墓碑所刻墓主传记体式来源于《家礼》，墓碑尺寸也比照《家礼》建造。注解丘濬《家礼仪节》的新井白石，建造祭祖祠堂时，亦采用《家礼》式神主，传承至今。

    对礼仪实践性的自觉，使吾妻先生能跳出研究对象所属学派的藩篱，看到身份各异的实践群体，包括好学的大名、朱子学学者、考据学者、阳明学者等。在分析阳明学与朱子学关系时候也有一些新颖的观察，认为近世中国、日本、朝鲜的阳明学者都看重运用《家礼》躬行实践以化民成俗，其内因正是仪礼践行之于儒教的必要性。那么东亚社会的《家礼》推行者，曾遭遇哪些挑战又采取何等策略呢？

    取舍之间：解析特定社会文化思想的生成

    怎样使《家礼》适切于日本的风俗时宜，是困扰江户时代儒者的难题。吾妻先生广泛搜罗江户时代儒者的传记、序跋、札记、语录等，剖析《家礼》传播背后复杂的思想。一方面，关注儒者如何为变礼寻求依据，礼即理、礼从宜以义起、得理而行礼等都是论证变礼合法性的利器，浅见絅斋就曾直言“苟不得其理，而为礼文之拘，则先失我所以行礼之理，尚何得名分人伦之本”（《读家礼》）。另一方面，揭示不肯让步于本土风俗而坚守《家礼》的内在原因，如懒斋对于神主奉祀、祖先祭祀、哭礼的坚持，对佛事的批判，本质是对孝亲观念的强烈认同，而孝亲思想为日本此前淡薄的祖先观念的强化带来重大契机，对日本影响深远。

    巨大挑战来自佛教对丧祭的影响。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德川光圀大举废佛，组织编写以《家礼》为基础，面向一般武士、庶民的儒教书册《丧祭仪略》，然“因身份贵贱和中日国俗不同”，潜藏诸多不适切。兼具儒者和政治家身份的熊泽蕃山则呈现了前后态度的变化，先是批判丧祭尚佛，不久又主张行事须考虑日本本土，可因地制宜施行火葬。阳明学者、昌平学问所儒官佐藤一斋，常常妥协于幕府规定和日本风俗，默许部分佛教礼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为蕃医后为朱子学儒者的藤井懒斋，严厉批判佛教，将执拗不行佛事的川井正直作为楷模，写进畅销书《本朝孝子传》。身份、立场不同，其思想主张存在差异性，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儒者，在推行《家礼》的时候，更易受到政治环境的左右。吾妻先生着意分析思想生成的土壤有助于揭示影响《家礼》传播更为复杂的因素。

    新版揭示了官方政权维系和儒教思想之间的纠葛。德川政权之水户藩，招揽学者以巩固藩政，形成朱子学引领时代的思潮。他认为前期水户学儒教倾向明显，后期水户学中可见神道影响却不能说取代儒教，水户学的丧葬礼仪受儒礼特别是《家礼》的影响巨大。反驳了“德川光圀只是不得已采用《家礼》，其排佛实际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神葬祭”的说法，认为后期水户藩为应对幕末危机，排斥佛教，创立唯一神道，鼓吹民族主义思想，导致对前期水户学尤其是光圀的思想有了穿凿的解释。问题意识使吾妻先生能跳出文献，回到历史语境，从思想史的角度厘清那些被普遍接受的传统认知。

    启发与省思：亟待探索的论题

    书名“爱敬与仪章”是对“礼是仪之心，仪是礼之貌”礼仪本义的回归，新版在鲜明的问题导向下，由仪节而达思想，且提出了后续研究的一些方向。如《家礼》版本流变的梳理有待细化，尤其是明嘉靖以后《性理大全》本错综复杂，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家礼》到明清日用类书的民间仪注，其发展轨迹如何；主张解析近世东亚《家礼》传播中那些融合、变异的现象与过程，尤其是东亚各地宗教或民间信仰与《家礼》的关系。吾妻先生发掘了诸多特色鲜明亟待重视研究的著述，如新井白石《家礼仪节考》、佐藤一斋《哀敬篇》、朱舜水《朱氏谈绮》等，他还探访了九江周敦颐墓的历史与现状，体现了对儒教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关怀，提出应对中国家礼式坟墓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这对于查明《家礼》实践在民间的影响，是一项必要工作。

    阅读该书，也留下一些困惑。如日本《家礼》的传播多围绕某些儒者或儒学团体展开，对于庶民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影响及其程度如何；如《仪礼》《礼记》等《家礼》以前的其他儒家礼仪文本在实践方面有无影响，与《家礼》接受之间关系若何；应如何看待田野考察所获信息与思想主张之间的差异，或者说不同类型的证据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过程；《家礼》在日本的接受展现了多种力量的互动，反观中国明清时期《家礼》传播还有诸多未明，如性理大全本《家礼》究竟对明清社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左右的力量有哪些，结合文献学、社会学等方法展开区域研究或能有所推进。

    明以后《家礼》的传播路径勾勒出文化东亚的版图，取舍之间也折射出近世中国、日本、朝鲜各自命运的选择。我们需要“到中国之外去发现中国”，而东亚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则需要正本清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去寻求对于自身困惑的解决。如此，亦能“发现儒学的可能性”及更为全面勾勒东亚思想的生成过程。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