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伊莎白同唱北外校歌

    一

    第一次和伊莎白同志一起唱北外校歌是2019年10月3日。

    201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授予伊莎白·柯鲁克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是我国第一次授予国际友人国家级勋章，也是伊莎白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我给她的二儿子柯马凯打电话，表示希望去看望伊莎白，并向她表示祝贺。几分钟后，柯马凯回电邀请我和老伴一起吃个便饭。他开车过来把我和老伴一起接到他家。我特意为伊莎白带去了一幅1963年北外英语系部分教师的合照，上面有她当年的同事和朋友。伊莎白看到照片，眼睛立刻一亮，认出了其中许多人，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有的名字她不记得，柯马凯却记得很清楚。

    上车后才注意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家宴，除了伊莎白和柯马凯，还有柯家大儿子柯鲁和柯马凯的女儿文杨兰。柯马凯驱车一路向西，过了玉泉山，又转了几个弯，开进了一个宽敞的停车场。抬眼望去，可见柱子上餐馆的名字：南草坪。柯鲁介绍说这是一个川菜馆，他们来过几次，但从来不点名贵的菜品。不过经理照例还是给他们留了一个包间。我们刚迈进餐厅就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注意，一名服务员跟着进到包间，问伊莎白奶奶能否与她合照一张相，伊莎白向来就是个随和的人，随即应允。入座后，柯鲁开始张罗点菜，特意点了他们最爱吃的宫保鸡丁和麻婆豆腐。等待上菜时，柯马凯建议一起唱个歌。于是，伊莎白、柯马凯、祯福和我就坐成一排，在柯马凯的提议下，我们开始唱北外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伊莎白记得大部分歌词，只是声音比我们略小一些。唱完歌，我们开始用餐。柯马凯在伊莎白旁细心照顾，挑她喜欢的菜放在盘子里。伊莎白胃口不错，显然很欣赏这家的饭菜。伊莎白生长在四川，对于川菜情有独钟，到晚年更是如此。在饭桌上，大家天南海北，无话不谈，但是并没有再多说“友谊勋章”一事。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伊莎白从来都是一个低调的人。她和我们共事几十年，对于她在国际上的声望却从不主动提起，尽管她和大卫·柯鲁克合著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以及她与俞锡玑合著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已经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

    不久前，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伊莎白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无言的奉献（当时说的是英文quiet dedication)，她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对自己的成就从不张扬。做了好事也不说，得了荣誉也不讲。”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和伊莎白同属北外英语系四年级教学组，杨树勋教授任组长。每次教新课文前都会集体备课，各位教师就课文全文和语言点展开讨论，伊莎白在旁记录。讨论结束后，伊莎白将讨论的内容予以梳理，然后在打字机上用复写纸打出五六份，分发给我们。每课的教案都是由她整理并打字印出，十分辛苦，但她从无怨言，几年如一日。伊莎白对于教学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尽管她教课总是按照统一的安排，但实际上她对于精读大一统的教学路子颇有看法。她认为在短小的精读课文上面花很多时间得不偿失，她主张给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阅读材料，以增加他们的知识，提升他们的语感。为此，她曾与李秉汉教授合作，对于精读教学做了一个大胆的改革，其特点是以主题为导向组织教学，提供大量的阅读材料，加强阅读和写作。教学实验仅一个学期就已经看出明显的效果，而且受到学生普遍的欢迎，但教师的工作量却因此成倍增加，因为所有教材都是从头编起，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伊莎白在这项实验中全力以赴，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也从不夸耀自己的付出。这就是伊莎白的一贯风格。

    根据伊莎白的习惯，饭后我们漫步到附近的北坞公园。伊莎白先是自己推着轮椅走，以增加活动量，之后又让祯福坐在轮椅上由她来推，祯福觉得不合适不肯坐，柯马凯用纯正的北京话说：“这样对老妈好，你坐着没事儿。”路上遇到几个附近的村民，她们上来与伊莎白打招呼，还聊了几句家常。估计她们也是看了电视上的新闻，注意到这是那位获得“友谊勋章”的加拿大朋友。柯马凯告诉我们，伊莎白喜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最喜欢的还是《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二

    这支歌是我进入北外学会的第一首歌曲，当时还没有被确定为北外校歌，只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一个进入北外的学员（当时不称学生，称为学员）都必须会唱这支歌。我们这一批学员1950年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然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文，其中华东地区总计有大约500人，这是北外建校后首次招收这么多的一批学生。当时学校由外交部领导，对于学员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员享受供给制，冬天发一套黑色的棉制服，夏天发灰制服，还发一些生活费。每天早上集体出操，吃饭也是排队前往。

    当时的口号是“在政治的基础上学好外文”，强调政治立场坚定是首要条件。学校对于学员的思想改造极为重视，安排了系统的政治学习，先学习《社会发展史》，之后学习《联共（布）党史》等，理论家艾思奇同志曾经来校作报告。此外，学校还经常安排时事讲座，外交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黄华、柯柏年、陈家康等，经常来校讲国际形势。学校每个年级配备一位助理员，我们有什么思想问题，就去找助理员谈。每学期期末都会进行思想鉴定，领导动员后，每个学员先写一个思想小结，大致就是写下自己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认识，之后在班上讲，同学们互相提意见，展开批评和帮助。我每学期写思想小结，主要是写两条，一条是和家庭划清界限，一条是批判个人英雄主义。与家庭划清界限是我们大部分同学都要涉及的，因为我们当中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极少。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大约是因为我当时学习成绩不错，自我感觉良好。思想鉴定会上，同学之间可能会有尖锐的批评，但都是善意相助，即使有时言词过重，也绝不是故意伤害他人，更没有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的情况。柯鲁克和伊莎白和中国教师一样，在所教班级的学生中作检查。他们和中共党员一起参加支部生活，直到单独成立了外籍共产党员的党小组，才脱离中共党员的党支部。

    苏联小说也是我们当年思想营养的重要部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我们每个同学必读的小说，大家谈起书中的内容情绪高昂，久久不能平静，都把保尔和卓娅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保尔的这一段名言我们都铭记在心。

    北外历来都重视基本功训练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语音和口语，学生的口语能力一般都比较强。当年国内英语翻译不敷应用，所以在校的学生临时被抽调出去做翻译是经常的事。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学校抽调出一批英语系、法语系和西班牙语专业的学生为会议工作。这类事在当时司空见惯。有时任务下达很急，助理员不得不在上课时敲门进入教室，与教师打个招呼，点名叫到某个同学，大家就明白这是又有任务了。那个年代的学生组织观念很强，只要有任务下达，立即无条件接受，从来没有人讨价还价。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我校周珏良教授也曾被抽调去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的翻译工作。另外，还有一批英语系同学被派往朝鲜战俘营工作。

    我在学期间也曾多次被抽调出去做临时工作。1954年，北京有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我被抽调去做英语翻译，陪同埃及团的团长。1955年，我和张中载、张永彪被派去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任随团翻译。之后我和张永彪又被派到中国京剧团做随团翻译，访问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当时我和张永彪两人只有19岁，负责全团的翻译工作。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北外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由程镇球老师任组长，组员有周珏良、潘绍中和我，另外还有唐笙、林戊荪等专家。我们这个组负责大会的英语同声传译工作。周总理在休息间隙走到同传的工作间问候大家，与译员亲切交谈。大会结束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大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与我们一一握手。

    除了这类临时工作，还有一种调动，就是把在学的英语系学员抽调出来派到国外学习其他语种。例如与我同班的杨顺喜、徐文德在读完二年级后被派到罗马尼亚的大学学习罗马尼亚语，余章荣被派到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语，后来成为北外阿拉伯语系主任。

    大学本科和进修班毕业以后，学生被分配从事各项工作，同班的冼志红被分配到拉萨外事处，沙广辉被派到新疆，黄祖辕被派往叙利亚，邹德孜被派到芬兰使馆。更多的同学则被派到外交部、新华社、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中联部等部门工作，还有一批留校做了教师。这些毕业生无论被分配做什么工作都会愉快地接受，如同校歌中的歌词：“勇敢地走向岗位，永远为人民服务”。每批同学离校时，大家就在一起高唱《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是当年北外校园里反复出现的场景。

    三

    2021年9月下旬，适逢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80周年。年届九旬的郑荣成教授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了几十位参干的老同学，其中最年轻的85岁，年长者超过九十。最后终于有二十位老同学回到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聚在一起谈起北外往事，无不感慨万分。10点钟过后，伊莎白坐着轮椅，在柯马凯陪同下来到了我们聚会的地方。在座的20多位老同学全体起立，鼓掌欢迎自己的老师，之后一一向前自我介绍，并对伊莎白表示慰问。

    大家坐定后，合唱《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当年曾指挥学校乐队的戚名琮起立指挥。大家唱得虽然没有学生时代那么洪亮，但热情不减当年。伊莎白也跟着大家一起唱，这次她的声音比两年前更小一些，但依然能勉强跟上。唱完歌，我代表在座的老同学向伊莎白献花。我说：“伊莎白同志，我代表1950年参加革命、1951年来到北外的同学们向您献花。我们刚到学校时，您和大卫住在校园北侧的平房区，我们住在旧兵营里。那时您的大儿子柯鲁只有两岁。我们非常感谢您对于中国革命的忠贞不二和对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奉献。”105岁高龄的伊莎白坚持自己站起来接过鲜花，并对大家说：“Happy reunion!（欢聚快乐）”英语学院院长张剑教授向大家介绍了近年的学科发展和教学方面的变革。

    北外校歌的歌词全文是：“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有马列主义武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勇敢地走向岗位，永远为人民服务。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支歌由方堃作词作曲，十年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70周年校庆时被确定为校歌。如今北外新生入学教育的第一节课就是学唱这首有着70多年历史的革命校歌。北外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高等学校，红色基因是她的突出特点，过去的八十年见证了她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如今北外已经形成了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北外基于语言，但超越语言，正在努力建设国际化、重特色、高水平、综合型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着力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