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文章士，大写的人

    一

    辛丑四月初七，在苍茫暮色中收到吴象先生逝世的消息，是以吴象老哲嗣小象、二象、阿丽共同具名发来的：“意料中的事情还是来了，我们的父亲因综合性衰竭症，于今天上午11点53分离开了我们，享年100岁。特告之。”那是一个涕泗滂沱的黄昏。

    吴象先生的革命人生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告别故乡安徽徽州，辗转千里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八路军总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从事宣教和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长期在山西工作，曾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改革开放后，他协助万里同志工作，从安徽到中枢，为农村改革做出重要贡献。

    5月28日，吴象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送别吴象、萦绕礼堂的是冼星海作曲的《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铿锵雄健的战歌为吴象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做最后的注解。

    二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当中，吴象的名字是和农村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治改革开放史的学者认为：“凡治农村改革史者，不可不关注吴象。研究改革过程，如果没有读过吴象的文章，一定不得其门而入。”

    吴象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与农村工作有着不解之缘。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将各解放区土改运动推向高潮。1948年，国际友人柯鲁克、伊莎白夫妇访问晋冀鲁豫边区，并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彼时，晋冀鲁豫中央局派驻工作队，在十里店村帮助村民实行《土地法大纲》，《人民日报》记者吴象正是成员之一，并与柯鲁克、伊莎白夫妇结下深厚友谊。在柯鲁克、伊莎白夫妇的纪实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的图像和文字当中，我们看到27岁的吴象。书中收录的一张合影，有吴象略显青涩的形象，他因为讲话通俗、简明，被推选为工作队的主要发言人。柯鲁克、伊莎白夫妇还如实记录了在工作队进村的这一天晚上，吴象在月光普照下代表工作队对村民的讲话：“分配土地只是一个步骤，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增加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赢得战争的胜利。”三十多年后，花甲之年的吴象读到《十里店》里的文字，见到自己变成“书中人”，欣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新中国成立之后，吴象长期在《山西日报》工作，对昔阳县大寨村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以及此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等人民公社体制“左”的错误都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改革开放后，吴象在万里同志麾下，深入进行农村改革调查研究，以如椽大笔，为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顾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从1980年发表于《人民日报》并于1984年荣获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到1982年至1986年关于农村改革的5个中央1号文件，都凝聚着吴象的智慧和心血。

    《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以两位省委书记对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发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吴象敢为天下先，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从理论上为包产到户正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独木桥，它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样，是集体经济的阳关大道。如果一定要把它比喻为独木桥，那可以说居住在深山沟中，不走独木桥就无法行动，无法前进，就无法到平坦宽阔的阳关大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走独木桥正是为了走阳关道。”

    “没有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就没有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要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广阔的原野，踏上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

    农村改革史家、吴象昔日在中央农研室的部曲赵树凯教授这样评价吴象关于改革的文字：“古人有所谓‘悔其少作’，改革中则有人悔其‘早’作，即后悔改革之初的立场游离、态度骑墙，甚至屡有反对之作。吴象无此虞。在改革斗争最复杂激烈时刻，吴象未曾摇摆，无缘于左右逢源。不仅如此，在关键时刻执笔上阵，为改革摇旗呐喊，尤其在政策纷争白热化的1979年和1980年。现在看当年著述，无文章难以示人，编文件不需删减。”诚哉斯言！

    吴象和袁隆平相隔四天，先后遽归道山。二位堪称国士，都为解决中国人吃饱饭的问题，殊途同归写下历史答卷。袁隆平从科技进步层面，研究和发展杂交水稻技术，实现水稻持续稳定增产；吴象从制度创新层面，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解放农业生产力。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卓著功勋，改革家和科学家对此皆功莫大焉。

    三

    吴象早在抗战时期，就以笔为枪，撰写了新闻通讯《茫茫夜的洪流》与《夜袭常村》。解放战争开始时，吴象在刘邓大军总部担任随军记者，报道刘邓大军在冀鲁豫战场连战连捷的战况，刘邓首长纪律严明、指挥若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山西人民出版社在1959年即出版了吴象在解放战争时期撰写的作品集《过封锁线》。

    吴象的文字生涯以革命题材起步，他写山水人物的文章也同样平实隽永。吴象晚年将游历四方的文字结集为《山山水水》，作于1985年的《忆屯溪》是其中一篇佳作。他在文中回忆赴延安参加革命前夜，与总角之交周起凤在故乡安徽屯溪老大桥徘徊瞻眺、彻夜长谈，家国之恨、离别之苦和奋斗之志，都定格在那个皓月之夜的屯溪。《忆屯溪》还收入2012年版《休宁县志》的“艺文志”。

    吴象晚年把毕生怀人记事的28篇文章结集成册，名曰《大写的人》。彭德怀元帅指挥解放太原的战役，胡耀邦、万里、杜润生等同志领导中国农村改革的担当、智慧与勇气……都一一跃然纸上。吴象先生笔下“大写的人”的群像，令我想起文天祥的《正气歌》：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吴象一生撰写了28部著作、文章无数。史家公认，吴象在改革开放之后撰写的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文章，是他平生著述中最精彩的华章。重温《阳关道与独木桥》《从昔阳到凤阳》等等文字，当年激烈争论的焦点今日已成为常识，仿佛有“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之感。从焦点成为常识，正是吴象文字不朽之意义所在。

    我在外研社工作的时候，曾与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策划发起外研社·施普林格“中华学术文库”（英文丛书），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同志还专门为文库篆刻印章作为logo。“中华学术文库”同时关注古典中国和当代中国，在讨论当代中国选题的时候，我们想到英译吴象老初版于2001年的《中国农村改革实录》，并得到先生的首肯和支持。《中国农村改革实录》（英文版）荣选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并很快翻译出版（施普林格英文版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为书名）。

    2016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实录》（吴象著）、《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李书磊著）、《非制度政治参与——以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方江山著）这三部“中华学术文库”关于当代中国农村主题的英文版作品共同举办了首发式。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奇夫（Mohammed Saqib）发表评论：“这三部著作呈现了中国农村的不同侧面，尤为难得的是，其书写并不艰深枯燥，而是深入浅出地展现了一个真实切近的中国农村社会，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观点与实践智慧。其中的很多经验对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印度来说，尤其有借鉴参考的价值。这三部著作的英译出版将有助于印度读者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更有助于印度自身的农村变革，期待有更多同类作品在印度出版。”修订版的《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日文版）入选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姚远主持翻译，将在日本劲草书房出版。吴象为之奋斗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

    我想创造新词，概括吴象在改革家之外的另外一重身份——“文章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文章士，就是以文章弘毅履道之士，笔端挟持风雷，以韩潮苏海之势冲决网罗。近代以降，在推动中国社会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涌现出如许雄文和文章士。《新青年》编辑部诸位大先生笔下的星斗其文、改革开放之初《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皆可归在此列。

    吴象是改革家，也是文章士。吴象身上改革家和文章士的形象是双峰并峙的。推进改革，需要解放思想、深入调研、理论创新，甚至不乏观点争鸣。换言之，改革的成功，需要审问慎思，需要雄辩呐喊。吴象与其同道的文章在改革史当中就起到“文以载道”“文以弘道”的作用。这样的文章是“大文章”，是真正的“雄文”，这样的作者堪称“文章士”。

    四

    我少年时在故乡初闻吴象先生大名，觉得很好奇：徽州素无大象踪迹，为何要用笨拙的大象作为名字？后来与吴老结识之后得知，他原名吴大智，字若愚，参加革命之后改了名字叫吴象。大智若愚，听起来有老子《道德经》当中“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朴素辩证法的韵味。

    吴老为何以“象”为名？ 从字面上看，似乎出自《道德经》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从“大智若愚”到“大象无形”，也是从吴大智、吴若愚到吴象的同一逻辑转换。这是我的猜想，很可惜没有在先生生前向他当面求教。他的儿女回忆，吴老谈到“象”时曾说：“大象虽然行动笨拙，但借着长鼻子的作用，却聪明灵性。”吴老的儿女也认为“象”字与“大智若愚”相得益彰。

    似乎吴象先生颇为喜欢“大象”的形象，记得在他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他游历各地带回来的各种大象形象的纪念品。2007年春，我在海口开会，吴象老伉俪恰在海口疗养，我在会后还曾陪伴二老一起去海口的野生动物园参观，吴老远远地和野生象群有一张合影，很可惜照片没有留下。

    赵树凯教授以《金刚经》里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解释“吴象”之名：“古文字多有通假，‘吴象’音同‘无相’，禅意绵绵，由此可联想其人其文。”《金刚经》中还谈到“不住相布施”，也就是“无相布施”，释家认为“其福德不可思量”。《六祖坛经》当中对“无相”也有进一步的阐释：“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六祖慧能著名的偈子“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对“无相”的表达。据我所知，吴象先生对佛学涉猎不多，其在青年时代更名吴象，以及因名相生发绵绵禅意，只能解释为鸿雪因缘。

    “大智若愚”，“无相”，吴象先生不折不扣，亦慈亦让，从其文其人能读出道骨和禅意，但他身上更多的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儒家情怀。我理解，一位浸润中国文化的“文章士”，必然是在境界气质上儒释道相通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 Alitto）四十多年前研究梁漱溟先生，为他作传，称其为“最后的儒家”。艾恺后来和梁公见面，没想到他如此崇敬的“最后的儒家”，不仅仅兼通儒释道，还尊重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仰社会主义。艾恺从梁漱溟身上读懂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和兼容并包。

    吴象回忆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曾有幸参加毛主席与新闻界的座谈会，毛主席风趣地对吴象说：“哦，姓吴，大象的象，可是你的鼻子并不长嘛。”那次谈话给吴象留下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吴象仍然反复回忆和咀嚼毛主席在现场的讲话：“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在少年时喜读梁衡先生雄文。他写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名篇《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等，刻画了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论者的形象。吴象笔下诸位革命家、改革家，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论者，是“大写的人”。

    吴象曾对儿女们说：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领导人，对包产到户最支持，但看他们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在一生中很少独立地全面地管过农业方面的工作。但为什么他们对农业问题的症结看得这样清楚，干起来这样坚决呢？ 吴象对此的回答是：“主要是他们做事情的出发点是老百姓。”

    在《大写的人》中，我们读出了浩然之气。《孟子》有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诠释“浩然之气”：“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作了进一步的衍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按照“别传”即“自传”的文艺评论逻辑，吴老为他人作传的“大写的人”群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本人的理想和楷模。他以老一辈革命家、改革家为榜样，兢兢业业为农村改革的事业奋斗。吴老的儿女这样解读他们的父亲：“我们的爸爸，以他一个世纪的丰富人生，规规矩矩地写了一个‘人’字。这个‘人’字，双脚站立，脊梁直挺，形成物理学上最稳定的三角结构，风雨不摇，磐石不动。”

    五

    吴象先生1922年1月16日出生于安徽徽州休宁县商山村，曾两度入我的母校休宁中学就读。吴象先生是我的休宁乡贤和母校学长。我在北京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对“徽州在哪里”的问题很感兴趣，写了一本《徽州少年歌》，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式出版。一位乡友，恰是吴象老的亲戚，帮我呈递了一本新书请先生指正。

    吴象老读后，很快联系我，约我到干杨树的家中见面。吴老跟我聊徽州，聊他的徽州情结。他跟我谈起最近感兴趣的问题：“徽骆驼”这个词小时候曾多次听到过。徽州并没有骆驼，上海更见不到骆驼，可我这个徽州人就是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徽骆驼”这个词，也模糊地知道是指徽州商人，即早年的徽帮。为什么要把徽商称作“徽骆驼”呢？

    我向吴象老说起胡适先生晚年在台北给绩溪旅台同乡会的题词“努力做徽骆驼”。并从北大图书馆借来李敖的著作《胡适评传》给吴老看。李敖在《胡适评传》中用“努力做徽骆驼”做第五章的标题，并这样行文：“‘徽帮’、‘无徽不成镇’这些说法，表示了两个事实：第一是灵活的商业能力，第二是团结的宗族乡党的观念。前者可以说是进取的，后者可说是保守的。这两种交错的结果，就成了所谓的‘徽骆驼’。”

    李敖的论述激发了吴象老对“徽骆驼”研究的兴趣。他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努力做徽骆驼》的长文，作为我和任羽中学长联合主编的《徽州人文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序言。吴象老认为以骆驼为徽商命名太恰切、太准确了，形象、风格、秉性、精神惟妙惟肖。他在文中总结了骆驼和徽商四个方面的共性：骆驼刻苦耐劳、负重致远，徽商背井离乡、走出大山、艰苦奋斗；骆驼秉性驯良、温和亲切、昂首阔步、坚韧持久，徽商“贾道儒行”，温、良、恭、俭、让，童叟无欺；骆驼啃食杂草、不弃粗粝、善于反刍、厚积贮久，徽商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精益求精；骆驼不单独行动，结伴而行，徽商以宗族血缘为纽带，辅以亲缘、乡谊的联合，形成凝聚力极强的群体。吴象老在文章结尾讴歌“徽骆驼”精神：“徽骆驼”是徽商传统美德的形象体现，是徽文化的精髓，是徽商辉煌成就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炬。

    “徽州并没有骆驼，为什么要把徽商称作‘徽骆驼’？”这句“吴象之问”，我觉得不仅对于研究徽商，而且对于研究徽州乃至安徽的文化精神，都大有裨益。若干年后重读这篇文章，联想到今年海内外媒体聚焦的明星——北上又南返的西双版纳野象群，我觉得吴老总结骆驼的上述四个特性，大象也皆有之。也许，吴老对“徽骆驼”和“大象”的喜爱，是他的夫子自道吧。

    2005年秋天，我在北大刚上研究生，吴象老约我到家，商量为我们的家乡休宁县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共同撰写一篇评论文章。德胜鲁班木工学校是在休宁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由时任休宁县县长胡宁先生发起、休宁旅外知名人士聂圣哲先生支持兴办的木工职业学校。从2003年9月1日正式开学，到2005年6月24日向首届毕业学员颁发“匠士”学位，德胜鲁班木工学校39名“匠士”旋即亮相京城、参与首都建设。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所学校以其高尚的办学宗旨、先进的教育观念、科学的教学管理模式和优秀的育人成果，向世人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它这种实践重于知识、求学先要做人的理念。

    吴象老的这个提议令我激动万分，能与先生这样一位改革耆老共同撰写文章，对我这样一位刚上研究生的青年而言，是莫大的荣耀。我们都是休宁人，也曾先后去访问过这所新型的学校，“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校训质朴天然，全校师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严肃活泼的青春气息，很令人振奋。我很快写好了初稿，从经济、教育、文化三个层面，剖析德胜鲁班木工学校这个创举在繁荣山区经济、创新职业教育、超越重道轻艺“官本位”文化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初稿交给吴老之后，吴老评价很不错，除了个别的修订之外，还画龙点睛地写道：“我们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徽州乡先贤、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他先后创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及育才学校，认为这所木工学校也是值得重视的伟大创举。可以预见，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和教学实践的深入，这所学校将蔚为风气，积极影响整个社会，造福子孙后代。所以称其为创举犹嫌不足，简直可以誉为一石三鸟的伟大创举。”吴象先生还将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一石三鸟的伟大创举》。吴象老指导我写作并共同署名的这篇文章后来在《黄山日报》整版刊登，先生后来又带我续写了一篇《“雕”出德能勤绩“匠士”》的文章，刊发于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52期。

    2014年9月，听闻我们的母校休宁中学面临搬迁的消息。这处校园所承载的徽州一个多世纪现代教育的文脉是否能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延续？ 海内外校友对此都非常关切。我执笔向当地教育部门写了一篇关于审慎考虑休宁中学校园搬迁的呼吁文章，希望得到吴老的签名支持。吴老彼时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阿丽把我的呼吁文字呈给吴老之后，吴老认真看过，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并立即给我打来电话：“以前我喊你小老弟，今天我要称你一声老兄，你的文章写得好。”后来共有十九位校友在意见书上签名，当地政府从善如流，采纳了我们的建议。

    吴象先生毕生著述，早年报道革命，壮年为农村改革鼓与呼，晚年关切徽州乡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这应了杜甫的那句诗：“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据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先生暮年在台岛的蕉风椰雨里，非常喜欢杜甫的《咏怀古迹》，也经常用徽州家乡话吟咏这两句诗。

    六

    辛弃疾和朱熹是至交好友，情谊深笃。朱熹逝世后，辛弃疾悲恸不已，撰联悼念：“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辛弃疾另作一首词《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缅怀：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

    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吴象先生逝世后，我正学写词，尝试依稼轩怀朱文公词韵，纪念吴象先生：

    纵笔写乡关，少年不老。屯浦离别月出皓。暴风骤雨，十里店村晨晓。木兰舟奋棹，春光好。

    大写之人，平生襟抱。何惧途程凤阁杳。一石三鸟，独木桥头青草。商山客早行，清辉皎。

    明年1月16日是吴象先生一百周年冥诞，吴老的女儿阿丽说我是吴老交往的年龄最小的“小老朋友”，命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思考吴象先生生命的一个世纪和他身前身后的大江大河。辛稼轩言朱文公“不朽”，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春秋左传》也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吴象先生身具改革家、文章士、大写的人这三重身份，恰恰对应了立功、立言、立德三重意义的“不朽”。

    对“立德、立功、立言”此“三不朽”，胡适批评其理论构建存在缺陷。他于1919年在《新青年》六卷二号上发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提出“社会的不朽论”：

    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胡适笔下的“大我”即是“社会”，“大我的不朽”即是“社会的不朽”。胡适提倡之“社会的不朽论”更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吴象先生的不朽，吴象先生等农村改革前贤的不朽，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立德、立功、立言上的不朽，更在于他们尊重农民选择，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利，从来不敢忘记自己的衣食父母——中国的数亿农民兄弟。他们是彻底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是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命的。吴象先生等前贤起锚的改革航船，已行经无数个高山峡谷、激流险滩，可谓“轻舟已过万重山”，但在前行的路上仍然要面临无数个三峡、小三峡、小小三峡的考验。胡适先生一个世纪前的发问至今仍可供我辈参考：

    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家、文章士、大写的人：吴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