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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先生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发表题为《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的文章，对中共一大代表13人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有理有据地指出中共一大代表应该是12人。笔者对金先生本着对党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认真的学术情怀深表敬意和赞同。
中共一大代表到底是多少人，他们都是谁？ 这个一直在学术界悬而未决的“悬案”，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来讨论，是一件非常必要也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尽管笔者十分赞赏金先生的学术精神，但对先生上述文章的一些结论却不敢苟同。现在，笔者把分析和研究的情况写在这里，不为尊者讳，斗胆请金先生和诸位方家评判。
研究历史，当然离不开第一手文献和史料，以及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但是，因为时间、记忆和各种主客观因素，亲历者的回忆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误差甚至错误，这就需要我们在调查研究、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再进行辩证分析，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抵达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
中共一大代表13人之说源流考述
首先，我们对现在已经发现和公开的中共一大文献和史料逐一进行梳理，按照亲历者回忆和文献产生的时间为序，看看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的情况。
1.董必武给何叔衡的回信，此信写于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在12月26日收到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何叔衡的来信，询问有关中共一大召开的有关情况，希望他在五天内给予回复。董必武的这封回信，从大会时间、代表人数、议事日程、会议地点和会议是否发表宣言等5个方面一一作了回答，并直接由当时去中山大学讲课的张国焘带给何叔衡。当时，张国焘与董必武经共产国际推荐在列宁学院学习，且是同班同学。何叔衡写给董必武的信目前没有发现，内容不得而知。董必武的这封回信于1982年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董必武在信中说：“参加大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后成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一九二七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从董必武的这封信来看，加上他已经忘记的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应是13个人。
2.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原载《共产国际》1936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中文根据俄文翻译。陈潭秋回忆说：1921年夏天，在7月下半月，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来了9位“临时寓客”，他们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有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一个广东的代表包惠僧”，“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这次到会的一共有13个人，除了上面9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和李达”。
3.董必武的《创立中国共产党》，本文译自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第一卷《红尘》，系其1937年访问延安时采访董必武的谈话。文章说：“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其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综合计算，共计13人。
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文系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之“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的一节，1947年7月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文章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最初是在上海举行，在会议将要结束时，因巡捕搜查过激乃移于浙江之嘉兴东湖（应为南湖，引者注）继续开会，一天而结束。到会代表13人，代表党员共50人左右。代表的产生是北平、天津、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这时山东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各选派代表2人，日本选派代表1人。到会的代表有：毛泽东、张国焘、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汉俊、周佛海、李达、陈公博等人（当时陈独秀在广东未到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后加入托派，开除出党）出席这次大会。”本文有关中共一大开会的时间、代表的姓名、代表属地上均存在明显错误。
5.包惠僧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本文收入包惠僧两次回忆的文章。第一篇写于1953年8月20日。包惠僧在此文中说：1921年，“约在5月底我到了广州，见了陈独秀，报告了上海的情形”。“约6月中旬，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在开会时统计出席代表有7个地区，共13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王尽美、邓恩铭，上海李达、李汉俊，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东京周佛海。”第二篇写于1953年9月22日，包惠僧再次回忆了中共一大会议中的情况，会议代表人数和姓名一模一样：“共计7个地区，13个代表”，同时强调：“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
6.张国焘《我的回忆》，写作于1971年。在这部回忆录第一册第二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的第六章中，张国焘回忆说：“6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9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5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10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7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8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13人，党员59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7.包惠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1978年8月 12日由翁仲二、叶心瑜访问整理，经包惠僧本人审阅修改。本文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广州支部出席一大会议的两个代表之一。关于一大，我在《新观察》杂志1957年第七期上曾用栖梧老人的笔名介绍过，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在文章中，包惠僧说：“关于代表人数，一大召开时，一个地区两个代表，加上国际的代表，实际上参加大会的共有15个人，即，湖南：毛泽东、何叔衡；广东：陈公博、包惠僧（一大前夕，我在广东，陈独秀提出要我当广东代表，目的是要我回湖北工作，他认为湖北没有我不行，所以广东支部全体同意包惠僧、陈公博当一大代表）；上海：李汉俊、李达；北京：刘仁静、张国焘；济南：王尽美、邓恩铭；湖北：董必武、陈潭秋；日本东京：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即尼克尔斯基，引者注）。”
8.濮淸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本文刊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1980年出版。濮淸泉回忆说：“陈独秀告诉我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个代表的名字。我记得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山东代表邓恩铭、王尽美，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在包惠僧姓名之下，《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者作了如下注释：“包惠僧应为广东代表。”
中共一大代表12人之说源流考述
下面，我们按照亲历者回忆时间和文献产生的时间为序，看一看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的情况。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本文写作时间应为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之后，是中共一大总结报告，也是目前发现的记录中共一大会议情况的最早文献。译自俄文。文章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2个地方各有1名代表，5个地方各有2名代表。”
2.《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斯穆尔基斯的信件》，这封信写于1921年10月13日。译自俄文。信中说：“从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议的12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50个自命为共产主义的人。”
3.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写作时间为1924年1月。文中写道：“大会代表十二人，代表七个地区。”
4.《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此文系张国焘1929年应邀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授课的讲稿。张国焘说：“当时到上海开会的有11个代表。上海是；李汉俊、李达，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武汉是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是毛泽东，广东是陈公博、包惠僧，山东是王尽美、邓恩铭，日本是周佛海。（似乎只11个表决权）主席是张国焘，秘书长是毛泽东。”本讲稿由.K·B·舍维廖夫提供，中文译稿发表于《百年潮》2002年第2期。
5.《毛泽东自传》，毛泽东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与斯诺的口述（内容与《红星照耀中国》及其中译本《西行漫记》的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相同）。毛泽东说：“在这个历史的上海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在《西行漫记》和吴黎平校订的《毛泽东自述》中此段文字的表述是：“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毛泽东自传》英文原版最早以连载的形式分4个章节刊发在美国《亚细亚》（ASIA）月刊1937年7月至10月的4期杂志上。其中，有关参加中共一大的内容刊登在《亚细亚》月刊的9月号上。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提供给笔者的《亚细亚》月刊影印件中，斯诺的英文原文是：“There was only one other Hunanese at the historic first meeting in Shanghai.Altogeth-er there were twelve of us.”如果这句话中的“Hunanese”意思是指“湖南代表”的话，可以认为是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何叔衡。如果“Hunanese”是指“湖南人”的话，那么一大代表中还有李达、周佛海是湖南人。）
6.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系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当时消息隔绝，陈潭秋早在1943年9月就已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引者注），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召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
7.毛泽东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示，时间为1951年6月21日。因为《人民日报》拟于第二天发表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了慎重起见，胡乔木在呈送清样的同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主席审阅，并对自己文章5处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请示事项的最后一条：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的批示：“是十二人。”但，毛泽东并没有回答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代表。
金冲及先生在《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一文中说：十多年后，毛泽东又两次同外宾谈到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一次是1961年10月7日，他在与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的谈话中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十二个代表中有几个人变质了”。另一次是1965年11月25日，他对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朋友说：“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个代表参加。”可见，毛泽东对中共一大代表是12个人的记忆，是十分明确而肯定的。在这两次会见中，毛泽东没有具体点名，也没有否认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代表。
8.《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文系葛萨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形成”，1953年刊载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的《党史资料》，根据俄文翻译。文章说：“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只有六七十个和组织多少有些联系并且真正积极工作的人。其余的只能算做‘同情者’。参加大会的代表有12个，都是最积极的分子。会议是极端秘密地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接着，文章还提到，“到会的12个代表里，包括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此意见很难一致”。
9.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由黄明德记录，何进、丁始玉整理，经李达本人审阅修改。文章说：“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洛夫（俄人）[即尼克尔斯基，引者注]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内和东京7个小组，共有党员约40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随后列举了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刘仁静、张国焘，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东京周佛海。此文没有提到包惠僧。但这篇经访谈整理的回忆文章，虽然经过李达本人审阅，但文中比如开会的时间等均存在许多明显的讹误。
10.刘仁静的《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写作时间为1957年4月，1980年3月又经刘仁静本人审阅、修改。文中说：“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12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11.《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常建国记录整理。文章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个人，有的讲是13个人。”1961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沈德纯、田海燕在6月28日访问整理的董必武《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一文，其中没有提及一大代表人数问题。
12.K·B·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本文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由彭宏伟、潘荣译，李玉贞校。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8月5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7个共产主义小组的12名代表，他们代表53名党员。这些代表是，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李汉俊、李达（上海），陈潭秋、董必武（武汉），陈公博、包惠僧（广州）、邓恩铭、王尽美（济南）、毛泽东（长沙）、周佛海（东京）。中国最著名的两位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马林（斯内夫利特）和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议。”本文的根据来源于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讲稿。
两说之争的焦点：包惠僧到底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
首先，我们来分析判断中共一大代表为13人的文献史料。
从上述史料来看，提出或认为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的，共计8种。其中6种系中共一大亲历者的信件、回忆文章，分别是董必武（2种）、陈潭秋（1种）、张国焘（1种）、包惠僧（2种），他们均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在另外2种史料中，濮淸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也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只有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种史料提出代表共计13人，但仅仅列出了“毛泽东、张国焘、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汉俊、周佛海、李达、陈公博等人”共9个人的名单，没有提及包惠僧。
其次，我们再分析判断中共一大代表为12人的文献史料。
从上述史料来看，提出或认为中共一大代表为12人的，共计12种，既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文献档案，也有中共一大的亲历者。尤其是来自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 ·斯穆尔基斯的信件》，距离中共一大闭幕时间非常近，更接近历史真实，尤为珍贵。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公博、刘仁静、李达等都认为是12人。
在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 ·斯穆尔基斯的信件》和葛萨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这3份文献中，只提出了代表人数是12人，没有提及代表的具体姓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2个地方各有1名代表，5个地方各有2名代表”，因此给人们的争论留下了伏笔——到底是哪两个地方各有1名代表呢？ 除了日本东京的周佛海之外，另一个地方是否就是广州呢？ 如果是广州，因陈公博是正式代表，那么包惠僧就不能算是一大代表了，“悬案”也因此而生。
在毛泽东、董必武、陈公博、刘仁静、李达的回忆或谈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始终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从来没有否定自己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在1971年8月4日说“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刘仁静在1957年4月曾表示“包惠僧不是代表”；李达于1955年8月2日在12人名单里没有提及包惠僧。
包惠僧到底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呢？
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除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和包惠僧本人，甚至连陈独秀（见濮淸泉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都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之外，其他中共一大代表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1.周佛海的《逃出了赤都武汉》，写作时间为1927年，文章中涉及中共一大代表问题时说：“当时出席的人，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
2.周佛海的《扶桑笈影溯当年》，系其回忆录《往矣集》的一章，写于1942年1月。书中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
3.陈公博的《我与中国共产党》，系其回忆录《寒风集》的一章，1945年由地方行政社出版。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7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社，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悉的朋友。”
从周佛海和陈公博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包惠僧应是中共一大代表。
至此，如果按出席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人数来计算，除了何叔衡、李汉俊、邓恩铭、王尽美4位因为牺牲（去世）较早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之外，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和包惠僧等7人均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后来有不同说法），只有李达、刘仁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或接受访谈时认为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代表。
包惠僧到底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呢？看看包惠僧自己是怎么回答的。
1961年1月29日，包惠僧给中共广州党史组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目的是答复该党史组在1960年12月30日经国务院参事室转给他的来信。包惠僧在信中回忆了陈独秀指定他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出席上海会议的情况。他说：“陈独秀把来信（即张国焘和李汉俊联名来信，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召开一大。引者注）的大意说了之后，接着说：我为了广州大学预科筹备工作，我暂时不能离开广州，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陈公博、包惠僧两位同志去。公博开完了会快点回来，惠僧开完了会回武汉工作。现在是工作多人少，各方面都要照顾到。”
1979年5月，由赵春濂、高荣光访问包惠僧，整理了《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包惠僧再次详细说明了当时陈独秀指定他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1921年1月，我由武汉到上海准备去苏联留学，在上海住在新渔阳里6号。因为没有路费不能成行。这时陈独秀应陈炯明之请已去广东，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离开了上海。上海党组织由李汉俊代理书记。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没有工作经验。五一前，李汉俊对我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李汉俊因工作关系离不开，而我见过陈独秀，又常有书信来往，于是让我到广州找陈独秀谈谈，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去。”在回忆“广州组织选派参加党的一大代表”时，包惠僧又详细回忆了陈独秀指定他和陈公博参加一大的情况，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还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
应该说，包惠僧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在回忆录中也认为包惠僧参加了中共一大。金冲及先生在《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一文中，引用广州早期党员谭天度1964年春天接受叶惠南、黄萼辉、陈登才访问后整理并经其审阅的《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一文，说“一大广东的代表是陈公博，是推出来的”，以此来否认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代表，证据不够有力。因为并非中共一大代表的谭天度与陈独秀和陈公博的回忆相比，明显要逊色很多，而包惠僧完整参加中共一大的全过程，也是历史事实。
总之，包惠僧作为共产党书记陈独秀亲自指定的中共一大代表，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结论：何叔衡是预定代表，包惠僧是陈独秀指定代表
现在，困扰党史界数十年的一个问题依然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 究竟都是谁？
1979年3月14日、17日，叶心瑜、颜广林采访刘仁静记录整理了《回忆党的一大》，1980年3月经刘仁静本人审阅、修改。当整理者询问刘仁静：“出席一大的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 包惠僧算不算一大代表？”刘仁静回答说：“北京两个人，即我和张国焘”；“上海两个人，即李汉俊、李达”；“山东两个人，一个是济南的王尽美，一个是青岛的邓恩铭”；“湖北两个人，即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两个人，即毛泽东、何叔衡。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完会议，我记不清了。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不够代表资格，就借故叫他提早回去了。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广东一人，即陈公博”；“旅日一人，即周佛海”。对包惠僧是否代表问题，刘仁静说：“除了上面12个人外，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他是从广东到上海的，但并不是广东组织的代表，我认为他参加一大是作为串门参加的。当时开会对他也没有什么保密，他愿意来参加就参加。我看见张国焘的回忆录中说，湖北代表有3个人，即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以前包惠僧曾对我说，他是党的一大代表，毛主席都说他是代表（见《西行漫记》中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陈潭秋的回忆录中也说他是代表。（整理者注：据包惠僧本人对我们说，他当时是广东代表。）但我认为毛主席说代表只有12人，如果只算12人，那就没有包惠僧。现在参加一大的，只有我和包惠僧还活着，无法确定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只好作为历史悬案。”
不过，作为秘密召开的中共一大，刘仁静说“当时开会对他也没有什么保密，他愿意来参加就参加”，似乎不切合事实，因为党组织是有纪律的，代表名额也是有限的。会议期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沈雁冰（茅盾）、邵力子等人虽然知道中共一大召开，还为南湖会议选址出谋划策，但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不可能是“愿意来参加就参加”。这个时候，刘仁静也困惑了：“无法确定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只好作为历史悬案。”
这桩历史的悬案，一直悬到了今天。
如果说，中共一大代表是13个人，那么这个悬案就不悬了，早就落锤定音。但是，如果说，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那么悬案就又悬起来了。
2020年，金冲及先生在《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一文中，以“董必武已经‘放弃’自己原来的说法，问题在60年前的1959年已经澄清，没有再翻出来争论的理由”为理由，以肯定的态度否定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他在文章中说：
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产生不同说法的原因，来自包惠僧是不是大会代表。
包惠僧参加了中共一大，这是事实，没有争论，也不能缺乏根据地称他是“临时参会者”或“旁听者”。既然参加了会议，讨论时也发过言，其他与会者未必都清楚谁是正式代表而谁不是，会议组织和主持者也未必在会上对此予以说明。但如果说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是哪一个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呢？ 包惠僧明明是湖北党组织的成员、武汉临时支部书记。湖北党组织已有两位一大代表即董必武、陈潭秋，自然不可能再推出第三个代表。包惠僧是从广东来上海开会的。他其实只是在中共一大开会前一个多月的1921年5月底，才临时去广州看陈独秀，并没有在广东党组织内工作。陈独秀那时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不能离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他要包惠僧去参加那次会。包惠僧并不是广东党组织的成员。只有他本人从1953年起说陈独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除此以外，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特别是广东党组织成员）说过有“开会”和“推选”他为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更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实包惠僧自己的说法。负责一大会议组织工作的李达以及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也不会无端地说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是12个而不是13个，说其中“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这“两个地方”中，除日本外，还有一个是哪里呢？ 一大结束后的初冬，包惠僧仍从上海回湖北担负党的工作，并没有在广东工作。怎么能代表广东党组织呢？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很谨慎而又并不含糊的表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陈公博，陈独秀也指派包惠僧由穗赴沪参加大会。”这个写法是慎重的、恰如其分的。
总之，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陈独秀指派来参加会议的）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他们两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中国共产党那时刚诞生，缺少经验，那时候在会上不会有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报告，有些事当时没有讲明白，容易使有些当事人误把来参加会议的人（除两个外国人外）认为都是一大代表，从而给后人造成一些困惑。好在现在还留下当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董必武也声明“放弃”原来的说法。作为当事人的毛泽东又明确批示并一再强调一大代表“是十二人”。事情很清楚。后人固然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必把简单的或已基本清楚的问题再过分复杂化。
对金冲及先生的这段结论性表述，笔者在经过上述历史考察之后，感觉还是意犹未尽，觉得很有商榷的必要。我想，读者诸君在经过阅读本文列举的史料和文献之后，心中也有自己的意见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确认中共一大代表是12个人，且不像金冲及先生那样否认包惠僧，那么由13个变成12个的“那一个”是谁呢？
毫无疑问，最值得商榷的“那一个”就是何叔衡。
何叔衡到底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呢？
从目前发现的认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位的11份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Ю·Д ·斯穆尔基斯的信件》、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毛泽东自传》（包括《毛泽东口述》《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等毛泽东口述生平传记内容）、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均为明确列出12位代表的姓名。只有李达1955年接受采访整理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刘仁静1957年接受采访整理的《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和董必武1971年接受采访整理的《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认为长沙代表是2人，有何叔衡。而毛泽东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示上，并没有否认包惠僧。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课时，当着何叔衡的面不承认他是中共一大代表。K·B·舍维廖夫据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列出的中共一大代表12人名单里，把包惠僧放在广州代表名下，长沙代表只有毛泽东，没有何叔衡。
那么何叔衡干吗去了呢？
我们必须应该尊重和相信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虽然他后来变节叛变，身败名裂。但作为中共一大的筹备者和6次会议的唯一主持人，张国焘的回忆相对而言更接近事实真相，且可信。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这个不涉及其个人政治敏感或立场的问题，他也没有必要在回忆录中说假话。张国焘认为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同时，张国焘作了补充说明：“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
对张国焘的回忆，刘仁静后来的回答是：“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完会议，我记不清了。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不够代表资格，就借故叫他提早回去了。我那时年纪小，有的事我不知道。”
然而，在人们一直陷于包惠僧和何叔衡两人到底谁是中共一大代表的纠结之时，包惠僧却主动站出来说：“张国焘回忆录说，何叔衡不是一大代表，这是乱扯。一大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会议并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合格不合格的问题。我可以肯定，何叔衡是参加一大的。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张国焘还说，毛主席马列主义水平低，与王尽美、邓恩铭差不多。这也不对，那时谁的马列主义水平高呢？”
事实上，包惠僧的记忆也是有误的。何叔衡的确没有全程参加中共一大。要不然，他为啥积极响应瞿秋白关于征集党史回忆录的号召，在1929年12月26日致信董必武，询问中共一大的有关情况呢？ 而且急切地希望董必武在5日内回复。而从董必武的回信来看，何叔衡确实对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代表、地址和大会是否发表宣言等5个具体情形均不清楚。
于是，人们自然有理由产生疑问——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怎么连这些起码的情况都不知情呢？ 仿佛他就是一个“局外人”。
关于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的记载，除了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回忆之外，最有力的证据来自谢觉哉的日记。1921年6月29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为了隐蔽，这5个〇代表的是“共产主义者”之意。1952年，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关于何叔衡提前从上海回长沙的事情，《谢觉哉日记》也有记载。经查阅《谢觉哉日记》（手稿本），我们可以看到，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说：“晨起追写日记，间断已有四五十天了。”在他补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我因兼顾家事，又身体不健，不欲远出，打算就云山休息，因云山凌波有免职消息，而叔衡又迭缄相促，及于阴历七月十五（即公历8月17日）往省”。可见，何叔衡的确已经回长沙了。而毛泽东在参加完嘉兴南湖会议之后，又和萧瑜去了杭州西湖，随后又返回上海，直到8月下旬才返回长沙，其间均不见他和何叔衡在一起的记载。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博文女校开幕。这里是“讲湖南话”的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讲湖北话”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讲北京话”的刘仁静和“讲山东话”的王尽美、邓恩铭等9个人的住宿之地。大会的议程是：7月23日上午召开大会预备会，下午3时正式开幕；24日，各地小组报告活动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27日至30日在李汉俊寓所（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开会、讨论，拟于30日晚闭幕。谁知，最后一次会议在进行中遭法租界巡捕房突袭侵扰，被迫中止。
张国焘回忆说：“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言下之意，何叔衡有可能是在参加完7月23日上午的预备会议之后，最多是参加完23日和24日两天的会议之后，在7月25日、26日这两天休会的时候，购买返湘船票，经过一个星期的路途，于8月初抵达长沙，然后“迭缄相促”谢觉哉回长沙。谢觉哉是8月17日由宁乡云山动身回长沙，8月19日“午后7时，抵达城南附小学校”。
金冲及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那时刚诞生，缺少经验，那时候在会上不会有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报告。”笔者认为这个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中共一大在7月23日上午召开了预备会，专门讨论了会议的目的、意义和任务，审定了议事日程。马林、尼克尔斯基参加了预备会，并作了报告。更重要的是，大会的主持人是张国焘，许多重要的决定是张国焘和马林、尼克尔斯基商定的，李达主要负责会务工作，其他代表包括李汉俊（当时跟张国焘关系不太融洽）在内，或许都像刘仁静一样，对会议的幕后协商、决定并不知情。更何况，何叔衡的离会，是张国焘等在作出决定后通知毛泽东转告何叔衡的，可见毛泽东也没有参加决策，只是执行而已。
时过境迁，如今历史已走过100年，参与中共一大的当事人在他们的回忆、口述或接受采访所留下的文字记录中，有不同程度的误差甚至错误。当今天的我们试图还原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既不能非此即彼，也不能以甲代乙，或者以这个否定那个，以至再以讹传讹。
综上所述，我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张国焘的意见相对更加真实或者接近历史本来的面貌——中共一大预定到会的代表是13人，但出席大会正式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12人（参加嘉兴南湖会议的代表为10人，即：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李汉俊和陈公博未参加。他们10人于8月2日和3日分2批前往嘉兴南湖。8月3日，中共一大在南湖红船完成了全部议程，通过了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当选中央局书记。李达夫人王会悟作为会务人员，被誉为“一大卫士”）。作为中共一大预定代表的何叔衡，在参加预备会议（或前两天的会议，即7月23日、24日的会议）之后即接通知离会（笔者认为可视为取消了正式会议的代表资格）。作为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支部书记的包惠僧，在广州被陈独秀指定为中共一大的指定代表，全程参加了一大，应该是正式代表。
总之，中共一大的预定代表为13人，参加正式会议的代表则为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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