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潮汕渐入广大

    《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凝聚了陈春声教授历史田野调查和深邃理论思考的成果，具有方法论和个案剖析上的示范意义。

    作者以韩江中下游地域作为研究“区域”，本身就有超越单纯行政区划为“区域”的考虑，传统时代的人们往往以流域作为自己的活动区域，韩江由发源于广东紫金县（明永安县）的梅江和发源于福建宁化县的汀江在大埔县三河坝汇合而成，其流域覆盖粤东和闽西南，包含了讲福佬话（潮州话）的沿海人群和讲客家话的山地人群。如果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无疑应该将该区域看成是闽粤地方文化的交融地带。潮州地处中游与下游的连接点，是福建汀州人的主要旅居地之一和商业活动的主体之一，韩江下游到入海口的农产品和粮食作物与来自汀州地区的山货相互交流，满足了两地人民的生活之需。汀州人还经由韩江与潮汕人民一起走向海外，将闽粤地方文化传播到更广大的外部世界。陈春声教授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籍贯广东揭西，出生在广东澄海，父亲陈文惠是地方文史工作者，从小便培养了作者优良的道德品行与人生态度，也多有结识当地文史工作者的机会。但在整个中国版图上，潮汕地区却长期属于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唐代韩愈遇贬到潮州八个月，将在这里的生活状态描绘为“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到明清时期，这里仍被记录为“盗贼猖獗”“山寇”与“海贼”相互为用的治安不靖之区。但深入该地，挖掘这里的丰赡文献，则很容易形成古代潮州之“文献之邦”的印象，对潮州没有留下好印象的韩愈被当地人们奉为“文化圣人”，将本地的母亲河改名叫韩江，从此开始了艰辛的文化建设，从而日益改变着文化落后的面貌，跻身全国的人文鼎盛之区。从这里走出来的饶宗颐先生堪称潮州文化的代言人，如今潮州籍的学者更灿若群星。

    基于上述情形，陈春声教授认为：不能将“化内-化外”“中心-边缘”“核心-边陲”“陆地-海洋”“域内-域外”等二元对立的概念生硬地套在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上，应该更加辩证、更加理性地对待“地域”研究，摆脱单纯用行政区划的观念，兼顾自然的流域、海域或山地区域等地域状态，在传统社会盐区的划分也是重要的参考因素，从古代史跨越到近代，交通工具的进步、通讯设施的改善等都会对区域范围产生巨大的影响。

    陈春声教授还注意到：像潮汕这样的山海环境、移民海外的传统都要求我们不能将潮汕历史研究囿于纯粹的地理范围，而应该放眼世界，将海内外的认同潮汕文化的人们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这样方能认识透潮汕地方历史，认识潮汕地方与全国、全世界的关联性。或许可以说，以这样的视野看到的潮汕历史是全球史、国史的具体而微，绝不可能只是“鸡零狗碎”的角落史。

    潮汕地区因为人口的外迁和内流而丰富了与外界的交流，内流者和外出者主要以经商为主，也不乏文化人和官员。随着近代全球化的浪潮，汕头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公共建设观相结合，使得汕头城市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侨批业的发展一方面映现了华侨在海外发展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则彰显了侨乡建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华侨们的积极贡献。在潮州华侨群体中，客家族群呈现出鲜明的凝聚精神，树立起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作者认识到：地域史研究往往可区分出地方文史类学者和严谨学术研究者两个阵营，前者多受到情感和视野的局限，难以形成宏观的视角，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者则需要在科学思维的训练下，拓展视野，努力从狭隘一隅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从而形成科学的结论。

    潮汕经历了从“化外”（所谓的生番、蛮夷居住地）向“化内”（接受儒家价值理念）渐变的过程，中央王朝的主流价值和地方文化内核经历了长期的磨合过程，具有鲜明的互动色彩。中央王朝在谋求将边缘区域纳入化内时，既力求将礼法制度普及下来，同时也走过了“因俗而治”“化民成俗”乃至“训民型俗”的或长或短的历程。中央王朝的“天下”观念注定了它总是怀有“大一统”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但无论如何，地方的特殊性在走向一统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消失，反而多更鲜明地被彰显出来，所谓“大我”中不乏“小我”的成分。在韩江中下游区域，中原性既在双忠公这样的信仰中得到体现，区域性（如海洋性）也被顽强地保留下来，或成为主流文化家族中的新血液，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色彩。

    进入王朝系统的地方子民会接受国家观念，接受王朝主流文化教化，既承担编户齐民的赋役义务，也享受应科举、捐纳入官、受到旌表、得到封赠等权利，传统时代老百姓心中的“国家”或许用“朝廷”来表达更加合适，朝廷的形象是通过守土官员来体现的，州县官是这种形象的集中体现者，作者认为，“天下的观念植根于儒学的经营与代理，其存在及其意义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或法律的。”时至今日，“朝廷”的观念仍然深深地蕴藏于中国百姓关于“国家”“想象”的集体潜意识之中。地方官代表朝廷，褫职为民后则“自然而然地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家乡的地方官府讨价还价。”判断一个地方是否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正统意识形态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地方根据朝廷“礼制”“法度”或者“礼法”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做了多少实质性的改变，而在于当地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觉地自圆其说地将本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解释得符合朝廷的“礼法”，甚至可以说，只有了解和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懂得中国长期作为一个伟大的大一统国家的要旨所在，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地方的故事均可被理解为国家的历史。所以我们才能说，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实际上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为前提的。

    作者在承认中央集权对整个疆域内的强控制之外，深刻认识到区域发展中巨大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差异性中，地方官员、地方士绅以及社会各阶层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来自中原的朝廷官员可以在他们的文集中将潮汕地区的居民称为“猺”“疍”，划为“山贼”“海寇”等，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化民成俗”的使命，行政控制之前往往还有军事性的设置，卫所设置对东南沿海地区而言是较早的王朝威势之体现，岛屿地带曾因陆地统治者疏于认识而处于弃守状态，则较易成为王朝对抗力量的麇集之地，加深着统治者对该区域民风剽悍的印象。不过地方上的诸多民俗信仰常常主动作出积极的呼应，若干土著神明也走上正统化的进程，佛教、道教、儒教神明相互激荡，构成了竞争与和谐的社会秩序。

    朝廷对地方的政策往往是以军事手段消除对抗力量，不惜采取“弭盗”与“迁界”的极端手段，以文化手段树立礼乐制度，编纂地方志书，彰显或引导地方的良风美俗，同时辅以各种神明的约束，官方庙宇、受赐神明等遍布各地。同时也鼓励地方民众自我管理，筑城建寨，实行自保。宗族组织、地方士绅和佛道信徒也通过家谱、祠堂、神庙等收揽民心，所谓“神道设教”，培养民众的归顺情绪，这种双向的努力可以加速地方的秩序化进程。

    作者强调：民间社会史研究要力戒贴标签的做法，对于韩江中下游地区的阶层分析特别不能将水师官兵、士绅、海盗、山贼身份绝对化，身份模糊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亦不能绝对地将明代、清代相切割，不明不清、或明或清往往不只是孤立现象。对于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海洋与陆地，同样应该戒除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应认识到历史的历时性变化，突破某些社会人类学者单纯横截面的静态考察，从历史阶段性变迁中认识地方的因与变，我们才能科学把握地域历史特质，进而找到文化建设和形象树立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