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五四”的视野里的文化守成派

    五四已凝聚为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遗产。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更须加强对五四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王桂妹教授的新著《新文化与旧传统——五四文化守成派十论》正是五四思想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这与她此前所著《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中国社科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构成一种对照且递进的关系。如果说《文学与启蒙》是从新思想的角度展现五四新青年追求进步的力度和反帝反封建的强度，那么，《新文化与旧传统》则是聚焦五四时期那些对传统思想、文化和文学持认同与维护态度，并对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提出质疑、反思或纠偏的文化守成派和守旧派，以旧思想的沉沉暮气映衬新文化的淋漓生气。

    五四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是在和旧思想、旧文化和旧文学的论争中凸显自我、破茧成蝶的，新与旧的交锋构成了五四时期历史转型的有效张力。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五四新青年的角度来言说五四，无疑是打开五四的正确方式。但从学理上讲，也往往形成一种单向度的阐释模式。在这种阐释模式中，作为论争反方的文化守成派或者守旧派往往被矮化或者丑化，这简化了“五四”应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思想和新文化进行历史突围的筚路蓝缕之功。与“小丑”搏斗，并不能凸显斗士之勇，只有与劲敌较量，方显英雄本色。《新文化与旧传统》还原五四新旧论战中的多声部，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也是我们深度认知这段光辉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的有效途径。

    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致使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少有食古不化的顽固守旧派，或者说，“弃旧图新”已成救亡图存的同义语，尤其在知识阶层达成了基本共识，只不过在这一图新的历史进程中，在求新的角度、求新的尺度、求新的速度上产生了不小的分歧，从而形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进步与保守之争。在时代背景下，“新”与“旧”已经不再是中性词，而是负载了“先进”与“落后”、“好”与“坏”的道德内涵。这也导致后来的研究者在重新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化守成派时，不自觉地使“旧”向“新”看齐，努力发掘文化守成派和新文化、新思想和新文学相一致的“新质”和“进步性”。这种“善意”固然化解了为“守成派”和“守旧派”辩护的紧张，但也导致对于“旧”的再度误读。王著的突出特色即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解析，令人信服地修正了近年来学界重评五四文化守成派时所使用的“新文化同路人”的思维模式。王著指出，为新文化/新文学开路、奠基，实际上并非这些文化守成派的本意，甚至正好相反，反对、批评、质疑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之“新”，保守传统之“旧”，才是其本色。思想革命派和文化守成派正是在对各自文化理念的坚守上形成对峙之势。五四新青年“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郑振铎语）与文化守成者“自立脚跟，坚确求道”（勃兰兑斯评辜鸿铭语）的决心，恰恰构成了五四时期蜕旧成新的文化嬗变语境。因此，能够识其“旧”，并敢于正视其“旧”的价值和意义，正是王著富于启发之处。

    王著从文化守成派的视角认知五四新文化并呼吁建立一种“大五四”的视野，也意在拆解固有的学科壁垒，努力建构一种新旧并存、古今交织的学科生态。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守成派，不仅要超越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久已固化为学科常识乃至道德常识的单一新文学立场，还要面对学科专业的越界所带来的挑战。从学理上讲，五四时期的文化守成派诸如章太炎、刘师培、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章士钊等等，往往都是从传统进入现代，他们虽然置身于新时代的场域，与五四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构成或显或隐的对话或者对峙关系，但其主要贡献仍属于“古代”或者“近代”范畴。然而，以这些五四文化守成派为代表的“古典”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活着的传统，是参与到现代历史中的有效成分。因此，只有建立一种包容的大五四观念，才能涵盖起这些新文化和新文学以外的存在，以平等敬重的态度视其为五四思想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建立起长时段的历史文化视野，厘清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的起承转合、来龙去脉和古今嬗变，既辨识出新文化、新文学中的传统基因，又识别出所谓旧思想、旧文学的新变，进而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多元复杂生态中，还原五四之大、五四之全、五四之深。

    正视五四时期的文化守成派也是我们理解“传统”与“现代”复杂关系的一种方式。五四时期的文化守成派正如传统文化肌体的末梢神经，他们从“失落”、从“被淘汰”的角度，更能敏锐、细腻地感受历史大转型时代的文化蜕变之痛，他们对固有思想文化价值的持守，既有着螳臂当车、蚍蜉撼树的可笑和可怜，也有着独踞虎溪、孤身挑群雄的义勇与悲壮。王桂妹教授倾十年心力和笔力，对这些曾经被五四新青年冷嘲热讽的旧人物给予“了解之同情”，但她并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立场，毋宁说，她所心仪的依旧是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磅礴之力，她始终是一个五四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