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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11月03日 星期三

    细说明清传奇杂剧

    万晴川 池程远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1月03日   11 版)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全5册),程华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360.00元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以时间为经,人事为纬,将作家、作品、搬演三者勾连起来,使读者可从多侧面、多角度透视明清传奇、杂剧的发展脉路。

        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大致形成了两种范式,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剧本文学研究,二是以吴梅为代表的音律演唱研究。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来,各种体例的戏曲史陆续面世。如何突破戏曲史撰写的雷同化格局? 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程华平教授撰写的皇皇五大卷、200万言的《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程教授认为,写好一部戏曲史,关键是要解决“何为戏曲”的问题。戏曲这种文体有其独特性,它既是文学,又是艺术,融合了文学、表演、音乐等多种元素,因此,只有在承认戏曲综合特性的前提下,才能很好处理和揭示戏曲创作诸环节及戏曲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程著高屋建瓴,在高度重视传奇、杂剧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对戏曲场上演出、接受传播、版本刊刻等诸多与戏曲发展的要素进行整体考察和深入探究,全面展现洪武元年(1368)至宣统三年(1911)间540年的传奇、杂剧演变史。

        概言之,程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纪人纪事,视野开阔。《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虽曰“编年”,其实集古代史著编年、纪传、纪事诸体之长。“纪人”包括作家生卒年、教育背景、科举仕途、人际交往等;“纪事”则兼顾创作情况、作品本事、版本演变、文本选编、舞台演出、评论接受等。以时间为经,人事为纬,将作家、作品、搬演三者勾连起来,融史实考辨与理论阐释为一炉,全面展现明清传奇、杂剧发展的原生态。使读者可从多侧面、多角度透视明清传奇、杂剧的发展脉路。比如,某一时段作品出产的疏密度,作家对某些题材的偏好,不同区域戏曲创作的情况,同一时点不同作家的活动,等等;最后,将这些现象统合观照,就可以勾画出戏曲家生活、创作及其剧本改编、演出、评论、传播等在内的多彩画卷,进而最大限度地把读者带入现场。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以年系人系事,但“人”“事”包罗万象,其“人”不仅有戏曲名家,还有参与构建明清戏曲生态链的三四流作家;其“事”范围更广,只要与戏曲史有关联者,皆予以采录,以前一些编年体戏曲史较少涉及演剧活动,程著在广征演出史料的基础上,判断剧作的创作时间,分析剧作的传播状况。如徐霖约作于弘治元年(1488)前后的传奇《绣襦记》,程著勾稽周晖《金陵琐事》、陈宏绪《江城名迹》、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等书中有关《玉簪记》的搬演材料,描绘《玉簪记》在明末的传播盛况,考证它的创作时间。沈采的《千金记》《还带记》《四节记》、高濂的《玉簪记》等,都详细记录了剧本创作、演出、刊刻、选录等情况,资料丰赡。

        持论公允,严谨平正。《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涉及面很广,资料浩繁,著者既要研读大量的原始文献,又要掌握和借鉴前期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汇聚排比,斟酌考辨,判断是非,工作量很大。如何做到评价客观公正、符合实际,很考验作者的辨别力和判断力。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者态度谨慎,将各种材料和观点呈现给读者,让他们自行判断。如陈家鼎的生年,不同的典籍记载不一,许进《追念先外祖父陈家鼎》说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志》第七卷认为是光绪三年(1877),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则断为光绪八年(1882)。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孰是孰非的情况下,程著表述为“三者不知孰是”。又如,以前戏曲史一般都把思想性和文学性奉为评判作品艺术高下的不二标准,而程著评价曲家成就的标准则更为多元化,如卲璨的《香囊记》、邱浚的《五伦全备记》等,受到众多论者诟病,但这些作品又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剧坛上盛演不衰。袁于令的《西楼记》,论者多抨击其词品卑下,不合音律,但却长期是剧场的保留节目,陈继儒《西楼记叙》云:“自《西楼记》出,海人、达官、文士、冶儿、游女以至京都戚里、旗亭邮驿之间,往往钞写传诵,演唱殆遍。”这些现象都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评价一部戏曲作品,如何才能做到客观公允。

        资料宏富,考证精审。《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引证文献资料共计7类570余种,作者特别注意保持这些资料的原始性、权威性和准确性,对研究者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戏曲编年史,乃通过编年的方式记录戏曲史实,在历史事实而不是理论逻辑的时空中,重构戏曲活动现场,再现戏曲演进秩序,因而要求史实必须准确无误。程著在征引文献资料时不是简单堆砌,而是仔细斟酌,反复论证,提出自己的见解,真正做到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统一。如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当时有诋李梦阳、杨廷和之说,程著则认为,《杜甫游春》杂剧未必有影射当权者之意,然当时官场有不少人忌恨九思,遂捕风捉影,加以陷害。总之,程著对不少作家的生平事迹、创作情况等,多有新的发掘和辨正,在此不一一缕述。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的撰写体例系统而完备。从戏曲史书写的角度看,既是综合的,又是相互照应和补充的。这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明清传奇和杂剧进行多元化的书写和描述,以及纵横向的考察,前贤虽有尝试,但不论是从整体的理论体系构建,还是资料的丰富程度和戏曲的研究方法,程著对当前古代戏曲史研究都有极大推进,是重写中国戏曲史的一种创新,对今后的研究具有启发甚或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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