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北外校园景观里的红色记忆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红色记忆，包括越南、俄罗斯、塞尔维亚等“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在北外校园中，共产党人也留下了鼓舞人心的足迹。北外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大学，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北外人的身影，因此传承红色基因、服务国家战略是北外的使命所在。通读了北外校友王麦林、何理良主编的《延河畔的外文学子们》（外研社，2013年），掩卷沉思，漫步校园，从校园景观的红色记忆里更近地体悟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坚韧与自信。

    中俄友谊树

    亲手栽种友谊树的是多次到访中国的时任俄罗斯副总理茹科夫。友谊树象征着中俄关系逐渐成熟。

    作为中俄关系的前身，中苏关系走过颇多起伏。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正式宣布予以外交承认，并互派大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形成。然而20世纪60年代，苏联相继制造伊塔事件、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双方从意识形态的冷战恶化为边境冲突的热战。这期间曾出现过一次颇有意味的插曲，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1969年3月21日下午，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请求同毛主席紧急通话。我国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拒绝了他与毛主席或周总理通话的要求。毛主席和周总理获悉后表示，不应拒绝。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请求与周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根据指示，转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给了一个正式答复：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共与苏共已断绝关系，但是对方提出和周总理谈这件事需要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1989年苏东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的苏联领导人打国际电话的轶事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到了2009年，俄罗斯大力倡导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时任副总理茹科夫访华并积极推进中国“俄语年”项目的开展。访华期间，茹科夫在北外主持了中国第一个俄语中心成立的隆重仪式。

    大卫·柯鲁克塑像

    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1910—2000）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英国共产党员，他曾投身反法西斯斗争，之后长期在北外工作。他的夫人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1915— ）是加拿大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伊莎白·柯鲁克“友谊勋章”。

    1938年，大卫接受了一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职，之后又转到当时位于四川成都的金陵大学继续教学。伊莎白生于中国，她跟大卫一样对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有着浓厚兴趣。1940年大卫在四川结识了伊莎白；1941年，大卫和伊莎白相约来到了泸定桥，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水和红军长征的伟大史诗深深震撼了两位年轻人的心灵；1942年，大卫和伊莎白在伦敦结婚。二战爆发时，大卫加入了英国空军，并被派往印度、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和缅甸驻扎。而伊莎白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成为加拿大女子军团中的一名护士。

    战争结束后，大卫返回中国，希望能在斯诺的报告发表十年后继续对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研究。1947年，经过英国共产党总部介绍，柯鲁克夫妇在位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十里店村（今河北邯郸武安市）驻扎下来。大卫投入整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为他的经典著作《十里店（一）：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到达十里店后不久，据伊莎白回忆，大卫第一次经历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被接收为党内学习生活中的一名同志。

    柯鲁克夫妇曾经有两次准备离开中国，却最终选择留下。第一次是1948年，他们打算返回英国以完成关于十里店的研究报告。当时叶剑英邀请他们参与创建南海外事学校（北外前身），教授英语，培训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外交人员。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大卫准备接受英国利兹大学一份优越的教职。“当时赫鲁晓夫突然召回成千上万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要是大卫也离开的话，会被认为是站在苏联那边对抗中国。”伊莎白回忆道。大卫的学生和老同事、北外的梅仁毅教授回忆：“当时大卫对我说，如果我在这时候离开中国，就是抛弃最珍贵的朋友，这会让我良心不安的。”伊莎白曾讲述，当时北外校领导希望他们不要走，于是他们就一直工作和生活在中国了。

    大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五年不公正的关押，由于周总理的干预，他最终于1973年被释放。但是大卫非常理解革命工作的艰难险阻、复杂严峻，他常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从未因为秦城监狱的这段监禁而责怨过中国。

    出狱后，大卫立即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并参与编写了新的《汉英词典》。67岁时，他开设了世界史课程，以提高学生对社会和国际事务的认知。据北外梅仁毅教授回忆，大卫翻遍了他在北京所有外国友人的书架，出国探亲时用自己的钱购买了大量教材，设计教学大纲并教授课程，邀请嘉宾开讲座，并且培训年轻一代的中国教师。学生们很喜欢这门课程。梅教授认为：“柯鲁克老师对教育和英语教学所作出的贡献在于：他认为学生必须了解工人和农民，了解国家的现状；学生要有国际视野和批判性思维；教师要关心、了解学生，学生间要有互助精神。他常年坚持到学生食堂吃饭，在饭桌上倾听学生的需求，并汇报给学校领导。”

    同时，大卫也通过写作和演讲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新中国，而非在冷战背景下被极度简单化的中国。如今年届106岁的伊莎白曾总结说：“因为我们参与了中国伟大而曲折的革命，大卫的一生和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极大地丰富了。”

    斯人已逝，但是大卫·柯鲁克的理想主义和无私奉献仍然铭刻在北外师生心中并传承不辍。

    烈士纪念松

    在北外英语学院前的小花园里，矗立着三棵烈士纪念松，松如烈士，烈士如松，苍翠挺拔，傲骨铮铮。其中，两棵松树依偎而立，象征着许杏虎和朱颖烈士夫妇；另一棵傲然孑立，纪念邵云环烈士。邵云环是北外塞语71级校友，共产党员，新华社记者。许杏虎是北外塞语86级校友，共产党员，光明日报国际部记者。朱颖，1998年与许杏虎结婚，婚后不久便随丈夫赴贝尔格莱德工作。他们三位曾不顾危险，坚持深入现场采访，及时、准确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报道。

    2016年6月17日下午，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前往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凭吊1999年在此牺牲的三位烈士。当时的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议长戈伊科维奇、总理武契奇率全体内阁成员参加凭吊活动。

    马蔺丛

    在北外东校区荷花池边，是成片的马蔺，青葱修长，翠微茂盛。马蔺，别名马兰花，在万物凋零的冬季，仍挺立风中。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资稀缺的延安，倒是不缺生命力极强的马蔺。它柔韧的纤维经过处理后，被制成了一张张坚韧平整的马兰纸。

    马兰纸满足了当时日常办公、新闻、教育等方面的用纸需求，成为了在延安战斗和生活的人们的亲切回忆，在北外第一届校友何理良的回忆访谈中，他也谈到了用马蔺造纸的故事。何理良是北外俄语学院1941级校友，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在校友采访中，他曾经回忆，由于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延安的生活和物质条件都极端艰难困苦。何理良随家人于1939年来到延安，1941年进入俄文大队学习，是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最年轻的学生，也是第一代北外人，他当时用的就是马蔺造的纸。

    曾经，一丛丛黄土高原上的马蔺坚韧顽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新闻与文化教育事业；如今，一丛丛荷花池畔的马蔺坚韧如故，将继续激励新一代北外人在新时代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高校是教学科研的阵地，校园环境是立体多彩的教科书，也是无声的课堂，更是学生学习成长的摇篮。毫无疑问，生态优美、人文深厚的校园景观，使得师生心情愉快，也能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激发老师的教学灵感与热情。北外校园中这几处历史内涵丰富、人文底蕴深厚的景观，凝固了红色记忆，传递了革命精神，营造了培养新一代北外人的绝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