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巴金钱君匋的一个史实

    ■马国平

    有一个史实，一直想把它写出来，又怕难以言尽，那就是“钱君匋资助巴金”。希望拙文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原始资料，有助于积累、丰富巴金研究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徐开垒先生在写作《巴金传》过程中，采访了许多与巴金同时代的认识或不认识的老前辈。他们提供的材料，有的已经采用写进传记里，有的来不及采用，有的不一定适用于传记。徐开垒准备用“访问札记”的形式，把它们陆续整理出来。他率先在《上海滩》（1989年11期）发表了“巴金与上海人”为题的两则札记，标题分别为《设计封面的钱君匋》《〈激流〉和吴灵缘》。在前一则札记中，记录了钱君匋对“资助巴金”的描述：

    有一天，（索非）他对我说，他有个朋友从内地来，一时找不到工作，经济很困难，他自己给一个朋友补助，希望我也能支持他。这时我还不曾结婚，每月工资有二十三块银元，就在一个时期内按月给索非七元钱，作为对那个朋友的支助。但当时索非并不曾告诉我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到了第二年初就听索非说，他那个朋友到法国留学去了。

    2020年8月28日，《山西商报》转载了钟桂的一篇文章《巴金与钱君匋二三事》，在六年前的2014年，钟先生将这篇同题文章先后刊登于《团结报》《文汇报》《义乌商报》，以后又刊登于《语文世界》月刊，收录在他个人文集《在湖畔与大师相遇》（黄山书社，2018年1月）。文章中都提到了钱君匋资助巴金的事情：

    钱君匋和巴金的认识，是钱君匋的开明出版社的同事索非介绍的。钱君匋记得，当时，索非找到他，说来了一个四川朋友，但是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生活困难，问他能否抽若干资金助一臂之力？ 钱君匋欣然同意，并以月薪三分之一相助，每月7元。钱君匋问索非，这个朋友是谁？ 索非说：“李芾甘”。钱君匋又问，这样相助可否？ 索非连连说：“满意！ 谢谢！”李芾甘就是巴金。

    王建军《钱君匋晚年回忆中的两处误记》（载巴金故居内刊《点滴》2017年第6期）直接引用了钱君匋的自撰年表“1927（二十一岁）条目”：

    1 2月 中旬，索非对余云：“有一友人自四川来，初至上海，一无工作，二无积蓄，生活颇成问题，与余极为友善，能否抽若干资金助其一臂之力？”余曰：“可。”遂以月薪三分之一相助，每月七元，余又问令友是谁。索非毫不含糊云：“李芾甘，自四川成都逃往上海者。”余每月助七元，索非颇为满意，连曰：“满意，谢谢！”李芾甘即后来文坛著名之巴金。（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钱君匋纪念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王建军还引用了徐开垒的文章内容，他指正钱君匋的两处“误记”，即年表的“1927（二十一岁”，应为“1926年”；以及徐文中钱君匋所说的“1928年”，应为“1927年”。

    应该说，徐开垒是较早地根据钱君匋谈话内容透露“钱君匋资助巴金”的说法，并被阐述于“巴金学术研讨会”。不过，在徐开垒之前已经有人隐晦地提出这种说法，知云在《南方周末》（1987年7月10日）上发文，“抗战之前，当代著名作家巴金只身跳出封建大家庭，来到上海。当时，巴金一贫如洗，靠一位朋友的资助，生活十分清苦。”此文还与徐开垒文章一起被收录于1992年上海书店出版的《钱君匋的艺术世界》一书。

    现在看来，“钱君匋资助巴金”的说法，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延续时间长，时不时地作为掌故出现扰人耳目；波及范围广，略加查检即有所得，有高端的相关研讨会，有鲁迅纪念馆专家的认可，有文史小品作家的演绎，有地方小报的传播。从细节描写来看，钟桂松最丰富，直接点出人名；王建军给出了出处，并做了相关考证；徐开垒次之，没有前述的钱君匋和索非的对话；知云模糊指向但有迹可寻。

    从文章发表及收录有关图书的时间来看，撇开那些绘声绘色的细节描写，“钱君匋资助巴金”的说法渐渐成为一种定论。不过，证诸这种说法的来源，都来自于钱君匋本人的叙述和他的“自撰年表”。

    但是，巴金先生作为当事人，他生前对这种“说法”予以断然否认。

    1990年2月12日，徐开垒为写作《巴金传》又一次采访巴金先生。巴金在叙说解放后的一些情况后，他明明白白说了一句话：“钱君匋所说（‘上海滩’）借钱之事，无中生有。我家中有钱寄来。”

    徐开垒先生于2012年去世后，我承接了他1950年～1990年间多达60余本的工作手册。他写作《巴金传》的笔记，当然是我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当时，看到巴金的这句话，马上感到一种当头棒喝的分量，从此一直留在记忆里（在巴金这句话的后一页，我又看到传主与作者两人使我眼眶发热的对话和情景，与本文无涉，暂且不说吧）。巴金看到了当时出版的《上海滩》杂志，并在三个月后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来访的徐开垒。徐开垒在1993年5月26日撰写的《巴金传（续卷）》“后记”中，坦诚地纠正了自己在《上海滩》文章的内容，“年逾八十，仍精力充沛能作长谈的钱先生，他的热情叙述增长了我不少见识，同时也使我非常感动，但终究年代过久，有些事情不免有所出入，如有关当年他给朋友帮助的事情，后来据我了解，此事与巴金并无关系”。

    三十多年过去了，也许是孤陋寡闻，没有看到相关文章，有人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或商榷。那么，将巴金的话公之于众，成为我迫切要做的事情。巴金和钱君匋都是文坛大家，在他们双方态度及观点截然相反的情况下，后人该怎么看，并作出相应的辩证和选择？

    王建军在考证文章中，引用“年表”并修正年份（1927年更正为1926年）来确认钱君匋和索非的关系，似乎有其合理性，主要依据是1926年下半年钱君匋往来于沪杭为开明书店的《新女性》杂志提供稿件，因此有机会结识索非。作者认为，钱君匋“资助”巴金的时间应该在1926年10月前后（又把月份提前了两个月）。巴金曾经写信给朋友，认为索非在1926年入职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8月，依此推理，事情就是发生在狭窄的几个月时间，因为，巴金于1927年1月15日离沪赴法国留学。

    一条条目要修改两个关键词具有一定的风险。根据钱君匋的“自撰年表”，“资助”云云对应的是1927年12月中旬，有两个可能，要么年月搞错了，要么对象搞错了。“年表”记载，索非所云巴金“初至上海”“自四川成都逃亡上海者”，也与实际情况不符。1923年5月，巴金与三哥李尧林离开成都到上海就读南洋中学，后赴南京入学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7月毕业，8月初，他到北京希望报考北京大学，因身体原因只得重返上海，“因为上海的医疗条件好，而且尧棠在上海的朋友多”。此后，巴金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上海主要投身于《民众》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这些情况，作为巴金朋友的索非不会不清楚。另外，索非那句“满意，谢谢！”的话，是索非自己的感谢，还是索非转达巴金的话？ 如果是前者，巴金未必知晓此事，钱君匋是匿名做好事；如果是后者，巴金当时是一个秉承“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有志青年，他会接受一个当时并不相识的人的接济吗？

    徐开垒著《巴金传》，是经过对巴金本人的数次采访，以及巴金“审听”连载发表后的有关章节后并提供修改意见的，因此，在史料选择的可靠性和事件叙述的准确性方面，有着他人没有的优势，诚如巴金先生所说的“用我的材料，去写你自己的文章吧”。1925年8月至1927年1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与朋友卫惠林、毛一波、卢剑波等人在上海一起工作和生活。徐开垒在《巴金传》中写道，“他们收入不多，生活过的很艰苦，经常以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当然三哥尧林在苏州还从家中寄来的钱分一些给尧棠，但数量极少，因为大哥在成都维持家庭也十分艰难”。巴金们生活艰苦是事实，“收入不多”还是有一点，“家中有钱寄来”也是肯定的。后来，巴金决意出国留学，还与大哥争取到了路费和出国后短期的生活费用。另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一个重大因素，巴金他们是一群怀抱理想信念的热血青年，“亲自到民间去”“自我牺牲”，沉浸在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追求之中，他们对艰苦生活安之若素，并不能动摇他们的意志和决心。巴金在1926年的上半年编写出一本《五一运动史》，下半年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为《面包与自 由》），这也是巴金的第一本译著。同时，巴金还大量写作论文发表于当时的《民钟》《时事新报》《新女性》《民众》等报刊杂志，其间或有稿费收入吧。巴金在这段时间，生活虽然艰苦，工作却相当充实。去国之前，巴金又有所捐赠，1989年10月出版的《巴金年谱》记载：“1926年12月，巴金与惠林捐赠《民钟》印费五元（见1926年12月15日《民钟》第16期封底捐赠者名单）。”

    回到“钱君匋资助巴金”的说法，如果拓宽思路，假定钱君匋确实提供钱款给索非，会不会是给《民众》的印刷“赞助费”呢？ 或者钱君匋了解巴金在编辑《民众》，后来随着巴金声名日隆，以为把钱款给《民众》就是给巴金。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有机会查检到当年的《民众》杂志，或许会看到钱君匋捐助若干元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