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谈枕边书

    谈谈您最近的枕边书？

    黄子平：这两年我的居停之处没有床头柜。不断拿起来翻翻的是一本很厚的书：卡内蒂的《人的疆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理想国”把卡内蒂的四部笔记合起来印成了一大部：《人的疆域》（1973）、《钟表的秘密心脏》（1987）、《苍蝇的痛苦》（1992）和《汉普斯特德补遗》（1954.1971）。八百多页的书不适合睡前阅读，但笔记的好处就是你读一两页，随时可以拿起，随时可以放下。笔记这种形式是对读者智力的邀请。对卡内蒂来说，持续半个世纪的笔记记录了“最崇高的斗争之一”：“在一个越来越盲目的世界，如何避免失去人的视野。”读到一些精警的句子，你会忍不住摘录到朋友圈分享，譬如：“只看见一次的事物不曾存在，天天都看见的事物不再存在。”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黄子平：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一直被人欺负，又一直顽强地活着，求生存求温饱，直到他幸福地系上了红领巾。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一看插图你就知道这是一本好书。帅克严格遵守所有（字面意义上的）规则，接连闯祸，处处反证了这些长官命令的基础性荒谬。长大以后重读，还是会在每一页上为这个憨厚乡下人实诚的对话捧腹：“你相信世界末日吗？”“我得先看看世界这个末日再说。”我从小就偏爱这类揭示存在之荒诞的作品。设想《红楼梦》里没有王熙凤、薛蟠和刘姥姥，只剩下宝哥哥林妹妹镇日价以泪洗面，我肯定读不下去。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好书必备的元素：反讽，幽默，变形，自嘲。

    您曾在《少时读鲁》一文中谈及自己少年时读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并提到《全集》“至今还是我唯一反复读的”（《喜欢阅读》，商务印书馆第230页），能否谈谈几十年来阅读鲁迅的不同感受？

    黄子平：少年时读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好处是没有注释，坏处也是没有注释。你对人名、地名、写作背景、用典等等一无所知，囫囵吞枣，有点像后来的“新批评派”，直面封闭的文本本身。小说最容易读，从人物滑稽的《阿Q正传》到情节离奇的《铸剑》，读起来很顺，其实并不容易懂。那时感受最深的还是鲁迅的旧体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心境、诗境、情境，跟我所处的那个历史时空，一切都那么契合。大学时代重读鲁迅，卷入到80年代“摆脱正统鲁学”的潮流，旅日文本中“立人”思想的确立，《野草》中的生命哲学，《故事新编》中的“后现代技巧”，慢慢渗到读鲁的心得之中。近几年比较多的思考是鲁迅的“文明批评”，在一个文明冲突日益加剧的21世纪，是否还有新的启发，目前还没有理清头绪。

    研究鲁迅，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黄子平：我自己觉得文体方面的影响比较大，譬如偏爱写短文，偏好用“也许”“似乎”这些表示“不确定性”的副词，偏好“倘若”“然而”这些现代汉语不再用的虚词。后来我读到夏济安《黑暗的闸门》和日本汉学家的论著，明白这是鲁迅“多疑”性格或“多重否定”的思维方式的表现。我不知道这种影响对我是好还是坏。前些年有人批评洪子诚老师的写作是“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我倒觉得“犹豫不决”是现代汉语写作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任何文本，书也好，论文也好，但凡闻到一点义正辞严斩钉截铁的气味，我立马放弃不读。

    您会为学生推荐阅读吗？ 比如说？

    黄子平：我为香港三联书店编《小说年选》的那些年，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读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读刚发表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你问我“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吗”，我能说出个甲乙丙丁。如今是反过来，轮到我见人就问：“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吗？”朋友们大都很自豪地回答“早就不读什么小说了”。只有王安忆了不起，我觉得她是唯一的还天天读同时代人的文学创作的作家，每回问到她，她能掰着指头，跟你细细说出个子丑寅卯。

    教书的时候，我会列出跟某一门课相关的“必读书目”，不会超过20本，虽然明知“必读书目”往往激发抗拒的心理反应。我当学生的时候，应对的策略是每一本都快速地翻一翻。如今的学生，听说都能很方便找到电子版，迅速下载到平板电脑里，然后心安理得地——不读。

    中国现代阅读史上的著名公案，是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等于是交了白卷。这是他对“阅读自由”的维护，也是他“不当青年导师”的坚持。不过他在附注里又说了一大通“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很恳切的掏心窝子的话（这些话如今搁网上，必是被喷死）。跟随鲁迅的思维逻辑，对中文系的学生，我会建议他们少读文学书，多读历史书和哲学书，目标是了解最重要的一点：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还会一再发生；即尼采所说的“永劫回归”。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黄子平：史铁生。我跟铁生有过几面之缘，但都没有长谈的机会。上海的朋友吴亮，在铁生去世前不久，到他家去，跟他有一次几个钟头的长谈，我特别希望那天我也在场。最近许子东还和我聊起《我的丁一之旅》，相当于铁生的“天鹅之歌”，赞不绝口。

    在您的学术写作中，“最重要的是与钱君平原君合作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害怕写作》），倡导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把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三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评价当年的合作？

    黄子平：我们都不再重视三十多年前合作的“成果”，而是越来越珍视合作本身。您知道，那不是一个“项目”，也没有一分钱的经费，论文（那时还没有“核心刊物”这一说）发表了，影响因子（引用率）还挺高，好像对提职称也没有多少帮助。比照当下所谓“学术界”的生态常规，简直不可思议。

    我曾经找到两个概念来理解一代人多年的合作：“同时代人”（阿甘本）和“知识友谊”（布朗肖）。同时代人处在时代的断裂中，当历史的连续性发生中断，无法再继续讲述时，他们聚集在断层处，靠文学的想象来填补与修复历史的断裂。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的人，相反，他们非常深的卷入时代洪流中，却又与时代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感知到这个时代发出的黑暗之光，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

    知识友谊，这种友谊是超时空的，虽然两个人一生也见不了几次面，但是彼此都会非常关心对方的著作与写作，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会就其观点展开辩论。

    您现在还买书吗？

    黄子平：大学时代因为刚从书荒中走出，买书买疯了。别进书店，进去不买它几本不出来。退休以后买书少了，在书店买，也在网上买。收到过去的学生、同仁，还有出版社编辑朋友，不时寄来的新书，还是非常开心。最近就收到了李静的《更新自我》（文化艺术出版社）、李兰妮的《野地灵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陈国球的《抒情·人物·地方》（四川人民出版社），都是上好的书，非常开心。然而书是有生命的，它们在书架上“瞪”着你，责怪你还没有开卷看它们。刘绍铭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书架上那些哀怨的眼睛》。这构成了某种压力，别以为“坐拥书城”是一件可以自鸣得意的事情。如今由于住房的窄小，尽管每一面墙都做了到顶的书架，书都很快“溢出”。加上这几年在不同的大学客座，居无定所，于是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人们所说的“散书时代”。把看过的书，送给学生、同事和愿意接收的机构，感觉也算推动了好书的流动。

    您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喜好？

    黄子平：侦探（悬疑、推理、犯罪）小说，本格派的，社会派的，都读。这几年读遍了硬汉派：雷蒙德·钱德勒，迈克尔·康奈利，劳伦斯·布洛克和挪威的那位尤·奈斯博。我有几位学生突然发现黄老师也爱读侦探悬疑小说，立即把我引为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