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聪: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路遥能有今天的成功，离不开当年的抉择。自《人生》成名以后，路遥一直承受着外界压力，即“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文艺思潮涌进国门，不少作家试图寻找新的灵感。但在别人争先恐后的时候，路遥却犹豫了：“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部作品呢？”

    在那个年代，路遥有这个念头似乎很没“出息”。但他宁愿迷茫，落单，也不愿赶时髦，装样子。就像干庄稼活要从播种扎根开始，路遥回溯自己创作的原初动力，强调“那一点原始的种子最重要”。而黄土高原带给路遥彻骨难忘的创作灵感只能是：“童年。不堪回首。贫穷饥饿，且又有一颗敏感自尊的心。无法统一的矛盾，一生下来就面对的现实。”这些是路遥心中的野火，也是沉甸甸的矿藏。

    一旦决心“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路遥的抉择便坚定了，那就是：“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只要“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弄虚作假’，同时还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当路遥再度提笔，他眼前晃过的是七八岁时为了读书而克制亲情的辛酸和早慧；是走进中学考场时的贫穷与绝望：“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结果在全县上千名考生中名列前茅……柳青说过：人生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在关键时刻听从内心的声音，更为猛烈地把苦难中的激情喷发出来，他相信其中必有能感动读者的东西，最终成就了《平凡的世界》。

    令人惊异的是：当年着迷于西方现代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而路遥选择的所谓最传统、最土气的创作方法，却产生了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最浪漫、最长久为读者喜爱的一个艺术形象孙少平。

    概括地说，孙少平的浪漫本质不在于他的生活命运，而在于他是罕有的生活观察者和思考者。他高中毕业后不愿留在农村，不是因为穷，而是只想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所以不愿和哥哥孙少安经营越来越火红的砖窑。这个人物显然不像高加林那样是生活中常见的，而是更多存在于作者的想象和理想当中，需要充沛的创造心力。孙少平的温情与敏感，甚至让人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日瓦戈医生从前线归来，因和朋友享用一餐野鸭子而莫名不安，因为在俄罗斯困苦的夜晚，“独享的幸福并不是幸福”。同样，孙少平的喜怒哀乐也纠结于：“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怀之情。”那么，这样的精神漫游者，追求理想而似乎过于理想，为什么总让人心里热乎乎的，很难忘怀呢？也许，起自于生活的艺术，最珍重的仍是生活的诗意，最执著的是灵魂的痛苦与升华。无论如何，作家不应仅仅是一个码字、说书的人，不能把揭黑幕的下作装作是直面现实，把玩世不恭装作是大胆无畏，把以丑审丑装作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那么，路遥是不是一位伟大作家呢？ 你是问学者、别的作家还是问时间呢？ 学者似乎更青睐能显示其阐释能力的作品。作家应该多做少言。事实是，无论时尚潮流怎样变化，路遥的书总有新的读者，不少人会读上第二、第三遍。真正的敬意起自不断的阅读。当年，路遥为了写作曾“潜入”一位省领导家熟悉生活，今天，假如那所房子和后人还在，值得荣幸的该是作家的这次造访了——哦，路遥就是从那扇门进来的，在这把椅子上坐过，又问了些什么，往作品里写进些什么……这时过境迁的盛誉，可不是虚荣，而是真正的缅怀降临。

    当路遥呕心沥血写完《平凡的世界》，从黄土高坡走向荣誉顶峰，他却发现“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不能使他满足，他仍然期望“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用自己的创作“与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我想他做到了，他的作品已经融入中国精神文化中烁烁生辉的部分而永远为人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