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万历“壬辰倭变”之真相

    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朝鲜从南到北，三都（汉城、开城、平壤）陷落，国王宣祖派使臣到大明求兵，明、鲜两国历经七年赶走了倭寇，朝鲜习惯称“壬辰倭变”。

    《明神宗实录》和《明史》对这场三国大战没有脉络清晰的记载，只把它与同朝发生的国内两次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对这场涉及中、日、朝三国之大战，在明清两朝及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不曾有过比较详细的、专门的权威性研究，造成这场战争的具体过程始终面目不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在日本与韩国，研究“壬辰倭变”的文章逐渐增多，而中国方面的著述显为落后。彼两国利用自己的史料推动了国际上对此事件、乃至东亚地区政治、历史的关注，日韩两国的文章及主张渐成主流。在这场研究热潮中，中国明朝军队在战争中的作用不仅受到轻视，甚至被扭曲、丑化。

    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以治史的经验，和他对明清之际中国与朝鲜王朝的藩属关系之学术研究积累，深感需要从战争当时的历史文献中爬梳整理，一支部队一支部队地钩沉东征将士群体，考出中国参战人数为二十二万到二十四万——这个数字与朝鲜方面的统计基本一致（朝鲜宣祖曾指令申钦重编明将士名录）。详细到每次战役的参战将领、姓名、职务、所统率士卒人数，部队来源、兵种，以至赴朝鲜的时间。孙先生强调士卒之兵种与来源，是反驳所谓“雇佣兵”说和“流民”说。

    孙教授新书《“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第一章详细考证了每支部队，在主将率领下具体参加战役的时间和地点，东征将士的业绩跃然纸上。

    抗倭援朝战争主要是万历二十年、二十五年两个阶段的大战。具体战役、战斗，孙教授都做了详细考证。结合朝鲜、日本的记载，比较了作战双方的投入和结局记录。这部分研究，驳斥了韩国一些学者提出抗倭以本国义兵和僧兵为主的意见。

    在韩国学界，推出了抗倭救国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将军。李舜臣统领朝鲜水军主动出战、以少胜多、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彪炳史册，在朝鲜半岛人尽皆知。孙卫国教授在韩国访学，自然闻见在胸。他冷静地分析抗倭援朝战争的整体形势，指出在先后七年战争中，日本水军作战人数只占十分之一，并非其主力。虽然李舜臣的战绩应该肯定，但不宜夸大，更非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而丁酉再乱之时，中朝两国参战军队的主力是中国明朝南方的水师，主帅由陈璘将军担任。李舜臣战死并未影响整个战局，海战以日军退出结束，联军夺取胜利。明军副总兵邓子龙将军亦同捐躯。

    “壬辰倭变”是以日本侵略朝鲜开始，以日本侵略军退走结束。朝鲜当时国王宣祖为祭祀明兵部尚书石星和明军提督李如松的武烈祠亲笔题写匾额“再造藩邦”；其后朝鲜人摩崖勒石，至今保存在韩国京畿道嘉平郡朝宗岩的石壁上。这句话不应该被今人理解为“权变”，而是朝鲜国王发自内心的感激之言。

    万历援朝战争给明朝造成的损失，不能以银两和将士牺牲计算，它耗尽了国力，激化了国内矛盾，说这场战争直接导致明朝覆亡，亦不为过。朝鲜仁祖时代，明亡清兴。朝鲜继任君主孝宗掀起尊周运动，朝鲜国内“北伐派”思想和“小中华”意识日渐强烈，很多知识分子沿用大明崇祯年号，以致两纪、三纪。朝鲜肃宗在昌德宫建立大报坛，追颂万历皇帝的再造之恩；臣工受教命，编纂《尊周汇编》20卷，以示不忘皇恩。这都是某些现代学人所不能理解的。

    孙卫国教授着手恢复抗倭援朝战争的手段很特殊，全书除却“绪论”和“余论”，共分九章。作者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章，独立介绍了六位抗倭援朝将军的事迹，他们是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经理杨镐、兵部主事丁应泰（弹劾事件）、提督董一元、水师提督陈璘。

    为什么不总体讲战争经过，而以个人单独讲战役呢？ 因为明代史官没有对此影响国祚之“征讨”做完整记录，以至当时史事湮没不彰，长达三四百年。面对东西洋潮水般的论文，孙教授不得不去认真梳理当时所存的零散文献。这是大明王朝和它的史官造成的糟糕结果。

    孙教授深谙明代史学，他1998年5月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王世贞史学研究》即是其成果的体现。针对大明王朝从洪武开始，隐瞒历史真相，任意修改《实录》，把开国以来的内部斗争重重掩盖，民间流言四起的状况，身处嘉靖、万历时期的王世贞，利用《实录》，将国史、野史、家乘参互比证，抓住撰者心术和作史动机，考证得失、疑以存疑，给大量历史人物、事件做出结论。《王世贞史学研究》奠定了孙教授治明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这部《“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可说是他学习王世贞治史方法的具体实践，做到了厘清史实，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四百年前这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步调的战争之面貌。

    顺便说一句，这部书的“附录”，专门收了一篇相关书评——《西方人视野中的壬辰战争——评塞缪尔·霍利〈壬辰战争〉》。这部用功四年，叙述远离西方的古代东亚战争的英文通俗读物，在收到47封拒绝出版信后，最终于2005年10月由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韩国分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联合出版，一炮走红。2019年8月，中译本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称之曰“是一部史诗，一部关于朝鲜这个美丽而悲伤的国度的史诗”。孙教授认为，该书“是一部关于壬辰战争以及近世东亚史重要的通俗历史读物”，因为塞缪尔·霍利的韩国史知识，是借助一个叫金景美的韩国人，每周两次为他翻译朝鲜文资料得来。看起来，他阅读韩文的能力有限，更没有利用中国史料的能力。他随同所利用材料，把二十多万中国明朝精锐军队称为由“雇佣兵”“流民”和“不法之徒”或“时运不济的农民”组成，而他们所用火器“只有旧式的佛朗机铳和做工不良、可能在枪手脸庞炸裂的鸟铳”。在贬低明朝军队的同时，他强调抗倭胜利源自于朝鲜的三个方面：义兵、僧兵和重新结集的朝鲜官军。这是极其错误的认识。因而影响了他对整个战争的理解，也使得他不可能真正客观评价这场战争。

    明万历二十年以来，中国方面对此次战争之发生、发展，缺乏专门之记载，这不仅是明朝本身的问题，亦与随后乘机而起的建州女真集团迅速夺取政权有关。清政府没有认真总结万历“壬辰倭变”，而它自身于甲午战争亦有相近之遭遇（甲午战败予大清王朝以致命打击，清朝的覆灭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因此可以说，孙卫国教授这部总结“壬辰倭变”的历史专著，对我们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