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察中的文明追寻

    前几年，曾有报纸介绍侯文宜教授在晋东南太行深处考察炎帝的踪迹，有点吃惊。似乎那一时期她的身体不太好，我们的活动也很少参加。更主要的是，她本来刚刚出版了一部关于“文气”的书，对古典美学的研究正进入一个出大成果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又涉猎文明史的研究，而且选择的是田野考察这条路子。这对一个女性学者来说，是很吃力的。不仅需要对典籍的熟悉，还需要强健的体力，需要耐心，需要敏锐的识别力，等等。总之就我而言，是一种不太看好的感觉。时光如矢，突然地，她说这部分的考察成果出版了，就是我们要说的《炎帝文化田野考察与阐释》，共两部，分遗址遗迹、庙宇、碑刻卷与民俗、传说、祭祀卷，有七十来万字。她介绍田野考察的情况，谈关于炎帝的发现，神色之间，颇感兴奋；言语之中，情愫难抑。展卷而阅，亦再吃一惊。这可是一步一步在太行山的峰峦沟川中走出来的书，不似坐在电脑前就可以敲出来的。可以想象，一个女教授，拿着放大镜，在散发出时光剥蚀印记的古庙中，辨识着一通通字迹斑驳的古碑。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而在侯文宜言，却是那些年中的常态。因为她要把人们已经抄录的碑文再实地核对一遍。

    田野考察不仅是简单地实地看看，找老乡聊聊。这只是一种初步的探访。考验人的是能够为古籍记载、民间传说中寻找到当下的物证，并有新的发现。但时光无意，岁月无心，很多曾被记载的东西已难寻找，很多记载语焉不详，很多记载人是物非，还有很多记载其说各异。要在太行山间寻找到或有新发现，确属不易。但所有这些也才只是一种基础。侯文宜并不满足简单地记录所到之处所见之物，而是要在记录的同时有自己的思考、发现与阐释，显现出更为坚实的系统性与理论价值。她要在物证之中寻找到前人论述中失缺的东西，要找到不同物证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要在这些物证之上得出能够证明自己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 侯文宜当然是心有所寄的。关于炎帝的行迹，特别是其活动的地域与历史贡献，已有很多记载、论述。但总的来看是众说纷纭，所见不同。特别是其活动地发祥地，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以及文明的形态、品格等诸多重要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一些已经形成共识。如炎帝神农氏是农耕族群，对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有历史性贡献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搞清楚中华农耕文明在什么地区最早孳生，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侯文宜当然是了解学界的这些各有所说各说有异的分歧的。她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考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更具确定性的结论。

    大致来看，她参阅研读了大量的相关古籍和方志文献。这可视为她对史籍的掌握。她亦参考了许多考古研究的成果，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是史学界常说的“二重论证”的方法。但是我们也明显地感到，还需要更直接、更丰富的实证，主要是地方民俗与传说。借助这些民间的文献与仍然存在的活态文化，可以大大增强观点的可信度。典籍记录、考古发现、民俗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三重论证”。侯文宜显然非常注重对民俗、传说、祭祀等活态文化的考察，对之进行了收集、整理、研究。她借著名民俗学家考里·韩克的观点指出，真正原发地的文化，绝不可能仅仅存在于口头与传说之中。这样的文化多由外来传播而入。源流古老、自成体系的文化必然有其物化、有形化的一面。而侯文宜就发现了许多这种物与形的实证。如在晋东南高平一带有送“羊礼”的民俗。这应该是源于炎帝族群羊崇拜的文化影响。这种“物化”“有形化”的民俗一直延续至今天。虽然有各种变化，但其“原”“源”的形态应该是肯定的。

    不过，就侯文宜而言，还必须对史籍记载与民间传说中炎帝在高平一带活动的完整行迹链条进行考察、梳理。就某个人来说，很少能够完整地考察这些遗迹。主要是太行山地区山高沟深，地形复杂。要一一到达，既需要时间，更需要毅力，还需要多方面的支持，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侯文宜的优势就在于她不急不躁，心无旁骛，愿意花好多年的时间来做好一件事。当然，她也得到了很多人士的帮助支持。在太行山南部上党地区，关于炎帝的记载与传说十分密集和丰富。仅高平一带就存在着史籍记载与传说中关于炎帝的栖息地、获嘉谷处、开发种植地、尝百草中毒、不治身亡及墓葬处等，显现出其完整的一生经历与主要贡献。侯文宜在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传说、文献、碑刻等梳理归纳了以高平羊头山为中心的四个方域的遗迹，并对其一一考察，对照文献确认辨别，得出结论。她认为，以羊头山为中心，周边数百里，遍布着炎帝时代的大量遗址遗迹、民间传说和祭祀神农炎帝的陵、庙、宫、祠等古建筑，是我国目前最丰富、最显著的炎帝文化遗存群。这些遗迹遗存与当地炎帝的传说、民俗、庙宇等高度吻合，彰显出一种曾经的历史存在。我不知道这种区别于考古而对遗迹的考察可否算作第四重论证，但我想，侯文宜力图从这样的田野考察中发现更多的关于炎帝活动的踪迹，以证明太行山南部一带是炎帝神农氏的源起地、主要活动地。如果只从她的考察来看，确实是有据可证的。这也与很多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如果侯文宜教授能够更好地依托自己的考察，并从中超越出来的话，可能会有更充分的阐释论证。首先是从文明形成的层面来寻找依据。各家均承认炎帝时代是远古中国农业出现革命性转折的时代，也是农耕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那么，如果中国远古农业发生质变的时空条件能够与此得到印证，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根据考古研究，正是在太行山南部地区发现了人类最早的粟作植物耕种的遗存。最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太行山东侧的河北磁山遗址、南侧的河南裴李岗遗址、西侧的山西下川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粟作植物果实以及用来加工这些果实的石磨、磨棒等工具。这说明，这里的农业生产已经不再是以采集为主，而是以种植为主。人们不仅知道了哪些植物能够食用，而且知道了如何大规模地耕种这些作物。同时，人们也能够把这些植物果实进行加工，以供人食用。其次是从地理环境的层面来考察，为什么这些远古遗存均出现在太行山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 原因也许很简单，就是太行山南部有适宜于粟作植物生长的自然地理条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华北平原广阔平坦，应该有更好的种植优势。但在炎帝时期，这一带很可能是一片汪洋，所谓“东海”。远古神话中炎帝之女女娃就在太行山上的发鸠山化身为精卫鸟，衔木石以填东海。这一带自然不可能生长植物。尽管这片汪洋之水具体是什么时候存在的，专家们所说不一，但这些地带难以耕作却是肯定的。太行山阻挡了海水的西向漫淹，显然具有孕育文明的比较优势。由于其海拔较高，地形多样，有很多可耕作之地。如侯文宜描述的高平羊头山一带的上党盆地就是如此。再次，如果把这些现象与典籍所记对照研究，我们就难以认可那些没有出现早期耕作文化的地区是炎帝部族的原生地。不过，由于侯文宜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今高平羊头山一带，还没有涉及更广大的地区，自然也较少提及这些问题。

    这就存在一个如何看待其他地区如陕西宝鸡、湖南炎陵、湖北随州等也被视为炎帝原生地的问题。这些观点影响广泛，各有所据。单纯就学术研究言，如果我们认为侯文宜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就需要寻找其他观点的不确定之处。如刘毓庆教授就从文字学与方志的角度对“姜水”在陕西提出质疑的意见，认为姜水在太行山区。当然，一般认为炎帝一系后来迁徙至各地，亦将相关的传说、文化带入。如周运中先生在其《神农炎帝从山西走向世界》一书中就认为是炎帝之后裔从太行山迁徙至今河南、湖南、湖北，以及粤闽诸地，并走向海外。而王克林先生却认为炎帝部族是从陕西渭水流域迁往豫西、晋南。如果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进程来看，侯文宜等人的观点应该更具可信度。其核心证据就是中国远古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在侯文宜教授的考察中自然不涉及这些问题，我们也不可能苛求在一部著作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炎帝文化田野考察与阐释》是一部具有实证意义的重要著作，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著作问世，从而更清晰地揭示出中华古老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