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得间，求真订谬

    ■秦进才

    清乾嘉以来，学者信奉读书得间法，讲究读书要心领神会，在字里行间读出新意，读有心得，撰写成文，编著成书。读书得间，既是治学途径，又是思维方式，更是学者智慧的体现。

    近日，读武占江、衣抚生著《燕赵学术思想史·秦汉卷》（以下简称本书），系统论述秦汉时代的燕赵学术思想，叙述“子学时代”燕赵地区儒学的传播，分析董仲舒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考察两汉之际思想学术的演变，剖析“经学时代”的燕赵家学，探究秦汉时期燕赵方术思想与道教、佛教的兴起。思路清晰，谋篇布局自有特色，既描述秦汉燕赵学术思想史的整体面貌，又深入分析个案问题。既注重学术发展对思想的影响，也注重思想变化对学术的促进，以避免没有学术的空洞思想、没有思想的无魂学术。其中多有视角独特、看法深刻之处，这既是作者钻研的结晶，更是读书得间的新收获，笔者读后，深受启迪，试述一二。

    董仲舒——融旧铸新，开宗立派

    秦汉时代的学术思想文献，传世已经一两千年，对于其文字含义、思想内容、学术地位等，有无数学者进行过探讨，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写出自己的新意实在不易。

    本书以燕赵地域为中心，以中国学术思想史为参照，力求纵贯横通。“纵贯”，就是勾勒出秦汉学术思想史的基本线索，在此线索上给燕赵学术、思想定位。“横通”，就是在横切面上分析燕赵学术思想的贡献、地位。也就是说，在梳理秦汉燕赵学术、思想“有什么”的同时，也探讨其“怎么样”的问题。从篇章结构看，将秦汉时代燕赵学术思想史，分为子学与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又分为传经与注经时代等，昭示了纵贯的线索。在节次安排上，荀子学脉传承，河间献王的影响，《韩诗》《毛诗》的传播，崔寔《政论》的政治思想等，揭示了横通的内容。纵贯横通，经纬交织，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描述出燕赵地域学者和历史人物（包括籍贯在燕赵和活动在燕赵者）在秦汉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展现出燕赵地域作为学术思想高地的历史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学者以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来诠释古代学术，使得“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王夫之著《薑斋诗话﹒ 诗译二》）同一人同一书，学者看法千姿百态，评价千差万别。作为汉代群儒首、儒者宗的董仲舒更是如此，褒贬不一难以枚举。本书从多领域阐释了董仲舒学术思想与历史地位。从学术思想渊源看，董仲舒传承、弘扬儒家学说，汲取诸子的学术思想，是位综合性学者。从与“公羊学”关系看，以“公羊学”为出发点阐释自己的学术思想，而各种学术观点又汇聚在“公羊学”体系之中。从哲学思想看，“自然的天”是其哲学义理的基础，“伦理的天”是其核心观点，“感应的天”是其显著特点。三者分开来看，“自然的天”与阴阳气化宇宙论相联系，“伦理的天”与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相关联，“感应的天”与天人感应论相牵连，追根溯源，不是董仲舒的创造。三者合起来看，并结合其独特的论证方法，则是董仲舒的综合创新。从与黄老之学关系看，董仲舒保留了儒家与黄老思想的“公约数”，按照儒家仁义价值观指引的方向，对黄老思想做了方向性的转化。天人三策，阐释了灾异谴告、更化改制等系列问题，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法理上具有“宪法性”意义。从历史地位看，在汉代统治思想转型方面，董仲舒起到了关键作用，称为“群儒首”实至名归。他维护“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在思想意识形态定型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起到了前驱先路的示范性、表率性作用，是中国古代新型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和重要参与者。上述看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平实可靠，给人以启迪。长期以来，对董仲舒评价褒贬相异，主要是受时代政治、思潮的影响，无论是批判、贬斥，还是肯定、赞扬等，都是董仲舒深远历史影响的反映。作为思想家、经学家、教育家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并不取决于天人三策时间的早晚，也不决定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有无，而在于他融旧铸新，开宗立派，是今文经学的开拓者，留下了《春秋繁露》等著述，融入了华夏文明的宝库，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心灵；在于他学贯百家，博采诸子之长，把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融会贯通为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在于他上承孔子，下启程朱，继往开来，树起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里程碑。

    汉宣帝“霸王道杂之”的说法，为人熟知。本书认为汉宣帝知道完全凭依一家思想是不可能得到善治效果的，要参合各家长处，对国家进行综合施治，因为法家有其偏，儒家有其迂、黄老有其惰。任何一种思想，必须结合实际才能发挥其长处；胶柱鼓瑟地尊奉任何一种思想，罔顾现实，都会走向死胡同，因为理论是人创造的，人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现实是无比丰富的，是无限的，有限的理论，不可能剪裁无限的现实问题。这是对于统治思想融合会通的看法，汉宣帝“霸王道杂之”的说法，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主张，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王莽——因儒学而兴，亦因儒学而败

    学术思想史研究对象，是已凝固的历史，古人阅读过的文献，前人评价过的人物，今人熟知的事件，而只有另辟蹊径，别出心裁，才会写出新意。

    王莽，古代作为篡国窃权的符号，近代誉为社会主义者等。本书认为王莽在儒学成为主流思想的时代，积极践履儒家价值观，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比较稳固的政治基础，充分利用流行的“再受命”思潮，构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使其代汉称帝似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他前半生因儒学而兴，后半生因儒学而败，是两汉之间学术思想转型的关键人物。对谶纬迷信并非全部信以为真，但要说完全当作愚民手段，自身完全不信，也并非事实，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尚不具备否定迷信的能力，既以符瑞实现政治目的，也借祥瑞寻求心理支持，又对某些迷信深信不疑，危机时刻还当作救命的稻草。王莽利用今文经学，支持古文经学，是对经学发展的贡献。不能否认将儒学当作获取权力的工具，也不能否认对儒学的信仰，他要把儒家理想的蓝图搬到现实中。从此角度来说，他是个儒者皇帝，相信儒家典籍中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尤其是把《周礼》当作实现太平盛世的无上秘籍，要把这些制度付诸实施，忘记了所谓“周公”“安汉公”是他和群臣一手导演的，入戏太深，戏与现实浑然不分。实际上，王田、私属等政策不仅未取得预想效果，反而带来更大的纷扰而失败，根本原因是理想与现实的脱节。这是照搬经典、不切实际的必然结果，不顾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只能造成悲剧。这正如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一样，王莽失败在他所信奉、推崇、推行的经学上。

    东汉末年，张角以“太平道”组织、发动了黄巾起义。“太平道”信奉《太平经》，本书认为《太平经》以神人、真人分别象天地，也是天地的代表，仙人、道人、圣人、贤人、凡人、奴婢，分别象四时、五行、阴阳、山川、万物、草木，等级依次递减。最为关键的是把“圣人”贬低为神仙系统之下，儒家的价值系统因而被纳入道教系统之内。在董仲舒“奉天法古”的思想框架中，圣人是天意的代表，包括帝王，也包括帝王以外的精英，也就是说君统与道统既可合一，也可分开，道统是最高价值的代表。这种价值的标准，从事实上说来自民心，从知识、文化传承上说来自历史，历史的凝聚体就是儒家经典。《太平经》把最高价值源头归结为二元一体的天与神，以道家自然化的天、道直接垂示人间，以超人的神直接设计宇宙、社会秩序。所“奉”之“天”被做了重新阐释，“法古”则直接被抹掉，儒家经典、历史统绪的价值源头作用也被消解，人与天（神）直接对接，这是对汉武帝以来形成的君统、道统观的颠覆，也就是在儒家意识形态系统之外另建一套意识形态系统，这是《太平经》“革命性”的最突出体现。另外，《太平经》也有一套伦理与政治思想体系，而以“太平”一词概括，这也解释了为何《太平经》作为“太平道”的经典，组织、发动了黄巾起义的原因，给人以新的启迪。

    历史是以史料为媒介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史料的真伪，直接影响研究的结论，考证史料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功。

    《后汉书·卢植列传》作《三礼解诂》，《三国志·魏书·卢毓传》裴注引《续汉书》为《礼记解诂》。两书记载不同，孰是孰非？ 本书认为应开阔视野，对卢植礼学著作尚未失传时，各种文献对其引用的情况进行考察。为此，查阅了《南齐书》《魏书》等文献，梳理了对卢植礼学著作的引用，均为卢植的《礼记》注释。在《十三经注疏》中，也未找到卢植注释《周礼》、《仪礼》的资料。除《后汉书》之外，史志目录都记载存世的只有卢植的《礼记》注。因此，应是《礼记解诂》，而不是《三礼解诂》。这样，明确了《后汉书·卢植列传》记载的讹误。

    综上所述，历史文献中，相互矛盾、错谬之处等，难以避免，本书作者发现问题，并考证梳理，无疑有益于学术发展，可称为读书得间，求真订谬。当然本书仍有充实、提高的余地，如河间献王的学术贡献，毛公《毛诗故训传》的成就，高诱的子史注释等，深入探讨，细致钻研，内容当会更丰满，限于篇幅不再赘言。

    （《燕赵学术思想史》（1~6卷）即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