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神的探险者

    ■曾艳兵

    前几年听闻叶廷芳先生生病住院，当时并不很以为意，凭着叶先生硬朗的体质，加上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开朗的性格，那些小灾小病都是可以扛过去的。内心祈愿不多时就能听到叶先生病愈出院的消息，然后又有机会听到他宽厚的嗓音和爽朗的笑声，听叶先生谈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各种人生价值、社会现象与问题，然而，这一次叶先生真的走了。2021年9月27日6时，叶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一时间有关叶先生去世的消息扑面而来，让人感到震惊、悲痛、哀伤。在沉默中，我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抬头凝望窗外秋日里纹丝不动的阳光，心中浮想起与叶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一

    我最初知道叶廷芳先生当然是从阅读先生的著作和论文开始的。1987年我从湘潭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随即开了一门“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课程。对于现代主义而言，卡夫卡无疑是无法绕过去的重要作家，甚至他就是现代主义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卡夫卡的解读和认识也就意味着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和把握。而此时叶廷芳先生已经是国内著名的卡夫卡作品的译者和卡夫卡研究专家，因此，认真研读叶先生的著作便是我备课和授课的前提与基础。1986年叶廷芳出版了《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一书，该书集中论述两位德语作家：卡夫卡与布莱希特。

    叶先生认为，卡夫卡与布莱希特的美学思想中有着共同的因素，即现代特征。“不管文学史家将对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何评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是人类审美意识向新的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和表达者，他们在艺术探索上的努力和业绩影响着一个时代。”而在这两位作家中，卡夫卡无疑又是重中之重。1988年叶廷芳编辑了《论卡夫卡》一书，该书“汇集了七十年来外国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参考资料”，它对于中国的卡夫卡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此期间叶廷芳先生已经发表了大量研究卡夫卡的论文。沿着叶先生著述的导引，在认真研读卡夫卡的作品、用心揣摩卡夫卡的用意的基础上，我开始讲授卡夫卡，并琢磨着研究卡夫卡。1993年我在《湘潭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卡夫卡的论文《卡住了吗？ ——论卡夫卡》。这也算是我的卡夫卡研究的一个开端。

    不过，当时我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集中研究卡夫卡。但是，卡夫卡无疑是一旦相遇便让我怦然心动、念念不忘的作家。叶廷芳先生的著作自然便是我一直关注和研读的范文。1993年叶先生出版《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1995年又出版了《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叶先生还主编了多种卡夫卡作品集，1996年主编的《卡夫卡全集》是我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志。这期间我与叶先生有过多次见面，但那应该都是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匆匆相遇，并没有很深的交往。

    二

    在北方一个海滨城市度过了十多年平静安逸的生活，并在已评上教授多年后，我于2000年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随后跟随著名学者刘象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在博士论文选题方面我变得踌躇忧虑，犹豫不决，在几个选题之间来回推敲、举棋不定：是艾略特，乔伊斯，还是卡夫卡？因为自己并非学德语出身，而卡夫卡是一位德语作家——虽然卡夫卡并不属于德国作家，所以我本有心回避卡夫卡，但卡夫卡并不回避我。一个声音说：选择一个英文作家吧，或者一个纯粹的比较文学题目。另一个声音则在高呼：还是根据自己的内心呼唤来选题吧。那个时候我处在艰难抉择的焦虑之中，几度差点决定逃离卡夫卡，但最终卡夫卡还是让我放不下，于是，只好去求助叶廷芳先生了。

    记不清第一次去叶廷芳家是2001年的哪一天了，但那天见面的情形即便过去了20年，今天仍依稀在眼前。那天对我来说可谓意义非凡，叶先生充分肯定了我的有关卡夫卡研究的选题，并认为我完全可以完成这一选题。从此，我就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卡夫卡研究。如果没有叶先生当初的肯定，我可能就放弃了有关卡夫卡的选题，转而选择其他选题，那么，我的学术之路，乃至人生之路，恐怕就是另一番风景了。在叶廷芳先生看来，卡夫卡属于那种改变了世界，至少是改变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世界的伟大作家。他当然也应该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世界所有喜爱卡夫卡的读者。任何人，只要愿意、乐意，都可以研究卡夫卡。他们既可以通过德语文献研究卡夫卡，也可以通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当然还有中文研究卡夫卡。不同的卡夫卡研究丰富了卡夫卡的多样性，拓展了卡夫卡的深刻性，证实了卡夫卡的普遍性，而不是将卡夫卡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成为少数一些人自言自语的对象。作为国内研究卡夫卡的首屈一指的专家，叶先生并没有将卡夫卡及其研究据为己有，为他人研究卡夫卡设置障碍，而是欢迎并鼓励所有卡夫卡研究者，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提醒他们研究的局限，并愿意与所有的卡夫卡研究者做朋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 这种开阔的胸怀必定像大海一样辽阔浩荡。记得叶先生当年的那本《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被编入“开放文丛”，丛书编委会在《总序》中写道：“我们处在开放的时代。文学艺术对已知世界的把握和对未知世界的突进，将在开放的文化氛围中转换成恒久的美学现实。”开放的时代，开放的心胸，这应该就是叶先生的内心境界和人格写照。

    叶先生家住劲松西口社科院的宿舍楼。我前一晚与叶先生联系好，第二天下午三点以后过去拜见叶先生。叶先生的作息时间与常人不一样，反倒与卡夫卡非常相似。当然，叶先生并非刻意模仿卡夫卡，而主要是由于当年居住条件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叶先生早年结婚时分得一间宿舍，由于叶先生入睡后鼾声巨大，他夫人难以入眠。于是叶先生索性通宵工作，凌晨时夫人起床上班，他方安然入睡。久而久之，叶先生便形成习惯，总是在夜间工作，直到东方破晓。因此，早晨是不便打扰叶先生的。叶先生中午有小憩的习惯，也是不能打扰的。下午三四点以后，可以去拜见叶先生。在他家那间小小客厅，先将准备好的问题一一提出来，叶先生总是非常耐心地解答，而且常常是滔滔不绝，有所发挥。有时也有讨论，当然也可以表达不同意见。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过去，夜幕渐渐降临。大约五六点我们便下楼去宿舍外面的小酒店，小酒店的服务员都与叶先生熟识，几声问候，感觉很亲切。我们点上几个可口的小菜，印象中叶先生非常喜欢的一道菜是干烧鲳鱼。在他看来，清蒸太淡，红烧太腻，干烧最妙。叶先生是喝酒的，喜欢喝啤酒，但很克制，微微有点感觉便罢，酒量通常是两瓶啤酒。这期间就可以畅所欲言，无所不谈了。叶先生总是精神饱满，谈兴很浓，分别时我们总是依依不舍。

    2004年我在《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后记中写道：

    叶廷芳先生是我国研究卡夫卡的著名学者，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与叶先生有过许多次的长时间交谈，请教了叶先生许多问题。叶先生家在劲松西口的那间小小的客厅，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叶先生的不幸的童年、坎坷的经历，他的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思维，以及他对德国语言文学的精通，使他接触卡夫卡、认识卡夫卡、研究卡夫卡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他成为卡夫卡研究专家似乎应当是顺乎自然的事情。叶先生的著述，以及生平经历都成了我理解、认识和接近卡夫卡的巨大财富。叶先生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研究卡夫卡，这对我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信任，并成了我研究卡夫卡的动力和决心。叶廷芳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撰写了同行专家评议书，若不是由于“后非典”时期的诸多不便，叶先生便会参加我的论文答辩。

    三

    叶廷芳，1936年生于浙江衢县（现衢州市衢江区）。1945年他的左臂不慎摔坏，由于乡间郎中误诊，永远失去了左臂。没有了一只胳膊的叶先生在农村还能做什么呢？ 如果要改变命运，便只有拼命读书了。在与父亲奋力抗争之后，他的父亲也只好让他读书了。于是，命运的阴差阳错反倒成全了叶廷芳：因为缺一只胳膊，他反正当不好农民了，只好安心读书、拼命学习了，而这其实正是他内心所深深向往的；如果他胳膊健全，或者他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早早地当上农民，养家糊口了，或者在学习中也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了。那样的话，叶先生自嘲地说：“在家乡当个乡长或者县长还是有可能的。”叶廷芳先生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永远“不服输”的意志，那种与命运抗争到底的意志，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形成的。用叶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命运这东西是个祸与福的悖论：它打击你，又成全你。条件是：你不服输！”命运的乖戾和悖谬使叶廷芳日后很快就可以从卡夫卡那里得到共鸣，而不服输的意志又使叶廷芳深切地体会到卡夫卡内心深处的那种“不可摧毁之物”的精神。

    叶先生研究卡夫卡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然而又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甚至可以说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叶先生关注卡夫卡，翻译卡夫卡，研究卡夫卡，成为中国卡夫卡研究的开路之人。叶先生的研究之路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卡夫卡研究的萌生、发展并走向成熟之路。可以说，没有叶先生的开创性劳动，中国的卡夫卡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多年来，叶先生“从民族心理学、历史文化学、现代伦理学、生命哲学和悲剧美学等多种角度，窥察了构成卡夫卡人格整体的各个部分”。他还对卡夫卡的艺术表现的总体风貌作了概括和归纳：“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图像式象征与寓言、譬喻；梦境记录式的奇幻；石破天惊的怪异；啼笑皆非的悖谬；不尚浮华的简朴……”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卡夫卡在中国”是从叶廷芳对卡夫卡的翻译、评价和研究开始的。

    2003年6月8日，叶先生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撰写了评议书。他写道：“卡夫卡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确实很感兴趣，故引起中国的卡夫卡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虽然已经有中国人以这一论题用德语写过博士论文，但迄今尚未见过用中文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故曾艳兵的这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卡夫卡研究的一个空白。论文作者具有较强的掌握资料的能力，并表现了积极的进取精神。”当然，叶先生对我的论文也提出了一些质疑，指出了一些不足，譬如：“卡夫卡写中国长城等事物，是为了拿它们作题材，借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还是为了‘描述’中国？ 如回答是前者，那么他想表达的是什么观点？ 残雪、格非、余华等人与卡夫卡的精神沟通，其契机是‘中国文化’，还是卡氏作品中的现代观念和崭新的‘写法’？ 他们对卡夫卡感兴趣与千千万万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对他感兴趣有什么区别？”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乃至日后成为我继续探究这一课题的导向和目标。

    当然，叶先生不仅是翻译家、文学家、学者，还是民生关切者，他兴趣广泛、朋友众多。他对建筑、音乐、戏剧都有浓郁的兴致，并具有很高的造诣。大概是2006年，我邀请叶先生来到天津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叶先生给我的题目让我有点吃惊，因为他要讲的是“中西建筑之异同研究”。我问过叶先生：“为什么不讲卡夫卡？”他对我说：“你在这里已经讲了许多卡夫卡了，所以我来这里就讲点别的吧。”众所周知，国家大剧院在设计建设之初就引发了许多争议。2003年国家大剧院的主体工程建成封顶。叶先生竟然是参与争议的最重要学者之一，他的讲座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在叶先生的其他著述中查找到了相关资料。

    叶廷芳先生在《建筑门外谈》之《序言》中回忆了当年有关国家大剧院造型设计的论争。他说：“针对当时业主委员会提出的‘三个一看’的原则（即新设计的这个大剧院必须‘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建在天安门旁边的’），我抢在大剧院设计评审委员会第一轮评审以前，一连写了三篇文学，分别发表在《建筑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用悉尼歌剧院、朗香教堂等实例反驳了‘三个一看’的观点，目的是阻止又一个‘大屋顶’建筑的产生。”叶廷芳提出，歌剧院的设计应该“采用反差的审美原理”，“这样她与周围的传统建筑形成新旧时代的对话态势。评审委员会是否顾及我这个建议不得而知，最后大剧院设计方案落槌的时候，新闻媒体引用的是我的这个观点的原话”。

    叶廷芳将自己对国家大剧院的美学期盼也概括成了“三个一看”：“一看是美的，不愧是一座建筑艺术的杰作；一看是现代的，能与世界建筑新潮流衔接，因而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态势是合拍的；一看与天安门周围的群体建筑不争不挤，单门独户，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叶廷芳说：运用“反差原理”来处理天安门建筑群附近国家大剧院的空间难题，符合“后现代”建筑的“对话意识”理念：我尊重你的既定存在，我也不掩盖我的时代特征。叶廷芳相信自己的观点对评审有影响。最终中标的方案，是来自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颇具现代艺术气息的“巨蛋”，基本符合了叶廷芳对国家大剧院的期许。最后，安德鲁还与叶廷芳见了面，一起吃饭、观剧。

    总之，叶廷芳先生的一生是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一生，也是多姿多彩、硕果累累的一生。他开放的心胸、坚韧的意志、敏锐的思维将成为一面旗帜，指引后来人不断奋起前进。叶先生在评价卡夫卡时如此说：“任何时代都有这样两类人，一类是跟着时代走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类是以自己的实践改变时代的，卡夫卡就属于后者。前面说过，卡夫卡不是掌握了现成的理论才开始写作的，而是写出他的‘不规范’的作品后而导致其改变时代的。这就是说，他的作品不仅改变了现代人的话语方式，而且改变了现代人的书写艺术。”叶廷芳无疑也属于后者，他对于卡夫卡的翻译和研究，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卡夫卡，乃至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的看法，甚至帮助许多中国读者和作家改变了对文学和世界的看法。除此之外，叶先生还改变了人们对于建筑的既定看法，改变了人们的某些戏剧观念，他甚至参与改变了中国今天的人口生育政策。最后，我还是借用叶先生那本研究卡夫卡与布莱希特的著作《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的书名来作最后的结语：叶先生探险的重点虽然在于文学和艺术，但又远远不止文学和艺术，因此我们说，叶廷芳先生其实就是现代精神的探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