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走的“敦煌人”

    ■刘进宝

    我是1979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到了二三年级时，敦煌学方兴未艾，我既从老师们口中听到过施萍婷老师，也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上看过施老师的文章。第一次与施老师见面，是1983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敦煌学术研讨会上。我当年7月大学毕业后，留校到新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工作。敦煌文物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学院（原甘肃师范大学）都是这次会议的承办单位，我被派在会上做服务接待工作。会议期间，我看到施老师对金宝祥和陈守忠先生都很尊重，一直称为老师，金先生和陈先生也将施老师作为学生对待，这样我与施老师就有了一点天然的亲近。

    通过与施老师的接触，才知道了施老师的经历。她于1932年8月20日出生在浙江永康县，1949年5月永康解放时，17岁的施萍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4年5月回国，转业到浙江石油公司工作。1956年，施老师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与她后来的先生贺世哲老师是同班同学。1959年教育革命时，兰州大学的文科被撤销了，历史系师生合并到了甘肃师范大学，所以施老师也从兰大到了甘肃师大，这样就成了金先生、陈先生的学生。不久，施老师的父亲有病去世，家人需要照顾，因施老师是调干生，就肄业到兰州艺术学院工作。由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也是兰州艺术学院院长，所以当1961年决定撤销兰州艺术学院时，施老师和贺老师都调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

    施老师当过兵，有着军人的干练，给人感觉很威严，再加上施老师学问很好，我们的年龄相差又大，所以早期的交往中，我还是比较胆怯。当然我一个人去施老师家里比较少，大多是与其他学者一起去的，我也陪朱雷老师去过施老师渭源路的家里。当有其他的学者时，我基本上是倾听者，从施老师和学者们的交谈中，获得了知识，得到了信息。

    贺世哲先生去世后，施老师晚年就住在杭州，我也于2013年调到浙江大学。由于敦煌与杭州联系较多，研究院的青年学者来杭州时，基本上都要去拜望施老师。而施老师虽然住在杭州，但心系敦煌和莫高窟，敦煌来人或敦煌学者到了杭州，她都尽可能见面。如武汉大学朱雷、中华书局柴剑虹、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张先堂等先生来杭州时，我都曾请施老师来吃饭、聊天。这种场面今天想起来还是很温馨。

    2015年，我在浙江大学参与主编“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时，向浙江籍的施老师约稿，施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并在王惠民君的协助下，编辑出版了《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一书。

    施老师研究的重点是敦煌文献和历史，尤其对研究院院藏文书着力较多。从1972年开始全面整理和研究所藏文献，不仅在《文物》1972年第12期发表了《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阶级压迫》（这是“文革”期间发表的有限的几篇敦煌学论文之一），而且还编写了研究所藏敦煌文献目录，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前，就在1977年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同时撰写了《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的说明》。

    由于施老师全面整理和编目过研究所所藏敦煌文献，具有编写敦煌文献目录的经验，1980年代以后，有了赴日本调研敦煌文献的机会时，就对日本所藏敦煌文献做了调查和编目，完成了三井文库、藤井有邻馆、唐招提寺、法隆寺、国会图书馆、大东急（“东京急行电车公司”的简称）纪念文库、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公私收藏的敦煌文献目录。1990年代中俄关系正常后，又赴圣彼得堡调研俄藏敦煌文献，撰写了《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

    通过长期的文献编目积累，施老师在邰惠莉的协助下，完成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于2000年藏经洞发现100年时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在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基础上，利用三十多年来国内外敦煌文献整理、编目的新成就，进行了增目、定名和增加首题、尾题等工作，出版后成了敦煌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此外，她协助段文杰先生主编的六卷本《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也是国内所藏敦煌文献最早和最好的图录本之一。

    施老师扎根敦煌，长期生活在莫高窟，面壁石窟，释读文献，不仅能够将石窟与文献有机地结合，而且在敦煌学的许多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文章，如历史方面的《敦煌与莫高窟》《建平公与莫高窟》，科技方面的《敦煌历日研究》《本所藏〈酒帐〉研究》，文献考释方面的《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跋》《俄藏敦煌文献Дх1376、1438、2170研究》，考古方面的《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遗书源自藏经洞》，石窟研究方面的《金光明经变研究》《敦煌经变画略论》《关于莫高窟第428窟的思考》《读〈翟家碑〉札记》，文学方面的《法照与敦煌文学》等，还有一些以札记名义发表的“小”文章，如《敦煌随笔》《敦煌遗书编目杂记一则——从“的无容免”谈起》等，提出或解决了一些大家似乎知道而又不清楚的问题，值得学界重视。

    按今天的评价标准来说，施老师的论著并不多，也很少发表在所谓的“权威”刊物上，但不得不承认，经过了历史的沉淀，施老师的论著仍然是无法绕开的，也是能够留给后世的。施老师他们这一代学者，做学问时没有考核的压力，也没有项目、评奖的要求，甚至也不是为了发表，即没有功利性，仅仅是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反而有真知灼见，经过大浪淘沙后，还能够留存下来。

    施老师曾写过一篇“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描写了一代“莫高人”的情怀和坚守。他们虽然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打为右派、开除公职——如段文杰先生当了“社员”，史苇湘先生成了“羊倌”，贺世哲先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回老家，孙儒僩、李其琼夫妇被“戴上帽子”，遣送回四川老家——但当“文革”后给他们落实政策，还是没有一个人要求离开敦煌，都回到了莫高窟。千真万确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敦煌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钢铁般的莫高窟人”。要知道，当年敦煌的生活条件比今天差远了，甚至孩子的上学都成问题，他们那一代“敦煌人”，将一切都献给了敦煌，真的是既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女。

    “敦煌人作为一个群体，国际国内知名，作为个人，却多半默默无闻。”“他们多半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不善于在名利场上追逐”，但“他们与敦煌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敦煌如痴如醉，忠贞不贰。要问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敦煌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地方”。这是施老师对“敦煌人”的理解和描写，也未尝不是施老师自己内心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