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夫的故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政治

    史谦德教授《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在1989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费正清、冉枚烁（Mary Rankin）、鲍 德 威 （David D. Buck）、贺箫（Gail Hershatter）、韩起澜（Emily Honig）和汪荣祖等著名学者先后在国际历史刊物《中国季刊》《亚洲研究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亚洲历史杂志》《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历史》《英国历史评论》的书评专栏发表文章推荐，史景迁、易劳逸、周锡瑞等大家对此书也不吝赞词。1991年该书荣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32年过去，这部享誉已久的著作的中译本终于面世，值得庆贺。

    站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可以看到从1840年到1949年宏大历史叙事的浮雕，从虎门销烟到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八幅浮雕中，与北京直接相关的只有五四运动。当我们关注历史大事件的时候，一些地方性的中小历史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延续往往是被忽略的。中小历史事件的研究，往往需要解剖某个特殊历史空间和时间的横剖面，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我们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看起来乱七八糟、杂乱无序的小事件乃至鸡零狗碎的事情，常常会令历史学家难以入手。史谦德先生的大著为历史工作者处理历史叙事过程中这些诸多难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一、明确核心故事的主线索。毫无疑问，本书的主线索是讲北京人力车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1929年10月的人力车夫风潮。如果单纯谈北京人力车夫的历史，那么，人力车的起源，人力车夫的来源、构成、收入，人力车市场的资本、劳动关系和顾客，北京人力车夫队伍的扩大以及思想观念和1929年10月风潮的原因、经过，风潮过后北京人力车夫的情况以及逐渐消失的过程等等，都是需要作者在书中给予叙述的。这种直接以主线索叙述北京人力车夫历史的方法，操作相对比较简单。但史谦德先生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通过人力车夫风潮这一事件的产生过程，展示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的市民和社会政治生活，这样单线索叙述显然是不行的。

    二、围绕着核心故事讲好分故事。粗看本书章节目录，涉及到北京的警察、商会、有轨电车、劳资纠纷、市民与市政、军阀战争、工会与国民党派系等等，内容有些庞杂，讲了许多与北京人力车夫表面上并无直接关联的分故事。但如果我们看完全书，就不难发现，这些分故事很好地揭示了20年代北京城市政治生活变化的大背景，把读者的视野引入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从而充分地说明了人力车夫逐步参与和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的过程，并且最终以暴力行动进行抗争的原因。在叙述分故事时，作者跳出了单纯的人力车夫的视角，而从分故事本身的角度切入，将每个分故事讲得栩栩如生，羽翼丰满，充分展现了历史叙事的张力，也恰当地表达了这场人力车夫风潮在20年代北京市民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位置。人力车夫不过只是昙花一现的政治主角而已。

    三、历史叙事过程中历史观念、范畴的应用。历史叙事，离不开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以及相关范畴的应用。史谦德将1920年前的北京基本定位在前工业化时代，20年代以后，这个前工业化的城市面临着工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工会、商会、城市交通、市政管理、公民权利、民主政治、现代政党等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变迁和冲突。他还借助了“公共领域”的范畴，透视了北京大杂院、马路以及广场、公园等各种新旧公共领域。并以西方学者特殊的敏感，观察了传统道德观念、传统组织、北京市民乃至警察的行为举止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延续。作者十分娴熟地运用各种历史观念和范畴，在叙述市井街头的吵架、权力争斗的诡计、游行示威的争风等的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画龙点睛，灵气十足。

    四、历史叙事的语言风格。历史叙事与艺术创作不同，历史叙事要求历史学家严格依据史料叙述历史事件的进程，但就叙事本身而言，历史学家同样要有材料的剪裁、情节的取舍和语言的运用，从而产生其相应的艺术效果。史谦德先生虽不乏同情，却是以喜剧的语言，叙述了一幕大悲剧。这样的叙事语言，颇有“北京风味”，也是1929年10月人力车夫风潮本身具有讽刺意味使然。由失业市民、农闲村夫、八旗子弟甚至落魄贵族汇聚而成的数万人力车夫，被马车夫、牛车夫和骡车夫们讥笑干着“牲口”的活，在大街小巷奔跑，支撑起数万家庭的生计，拉动了上百万北京市民的出行。他们在现代民主意识和新式党团如工会、政党的影响下，逐步组织起来，在街头与警察抗争，在城市新兴的公共领域争取权利，却在电车公司威胁到他们生计的时候，被国民党政客利用，采取了反机器的卢德运动形式掀起风潮，砸毁电车。他们刚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便遭到了代表正统和权威的各种现代政治机器的无情镇压，摆脱不了当牛做马的命运。这种文明与愚昧、进步与反动、觉醒与懵懂、现代与传统交错碰撞在一起的历史场面，本身就是对单线条的历史进步观的一种否定。史谦德总结这场风潮说：“混合在这次风潮中的返祖性与现代性，表现了现代社会变革的自相矛盾的本质：越是抵制进步，就越会被卷入现代资本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发展中去。”“现代社会变革的自相矛盾”，决定了作者行文的表达方式，也是本书所述事件自然会产生的艺术效果。

    五、历史叙事的史料和史实剪裁。历史叙事，不同于一般历史体裁，如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而是以核心故事为主线，呈现其广阔而深厚的历史背景，核心故事只是各种历史线索汇集缠绕的一个节点。因此，历史学家需要理清在这个节点上汇聚的各种历史线索，既要分清主次，也要省略、剔除许多未进入该节点或与该节点关系不大的其他历史线索。有些专家批评该书没有叙述当时北京的妓女，或者没有涉及共产党在人力车夫中的活动，我想，这可能与作者的剪裁有一定关系。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国民党的二次北伐，无疑是20年代北京发生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史谦德切换了视角，京师治安维持会成了北京当地的政治主角，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反而成了背景舞台，也是由于这些大事件与这个叙事节点关系并不十分重要有关。从工人运动史、城市社会史、商会史乃至更高层面上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政党史等不同角度，或许都可以指陈本书各章节的得失，但就各种历史线索在叙事主线上汇集的节点而言，史谦德对于各种历史素材的剪裁取舍，是可以自洽的。

    最后，历史叙事的意义升华。历史叙事，作为一种学术性历史文本，是需要通过总结加以升华的。一般读者在看完历史叙事文本主体之后，会产生许多想法。历史学家在完成历史叙事之后，同样会用专业的眼光对所叙的历史发表意见和感想。史谦德先生在第十二章中，以“城市政治中的秩序与趋势”为题，谈了北京这座城市在传统向现代变迁压力下所表现的张力或弹性，从城市紧急状态下建立的“维持会”，到市级层面的总商会、总工会，以及各行各口的行帮等等，形成了一整套复杂城市防御机制的迷宫。城市精英们则利用各自掌握的城市资源与上层的军阀、官僚周旋、交易。民国的招牌、军阀的轮替、国民党的统治只是滑行在这个迷宫冰层的表面。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如果试图突破这个冰层，不仅会耗尽自己的干部资源，也不利于其政治机动性的最大化。国民党二次北伐胜利后，对北平市党部进行了清理。北平市党部负责人李乐三被召回南京，张寅卿则加入了国民党改组派，依靠人力车夫、工程队、清道夫和沟工队等工会与南京支持的“改正派”相抗衡，最终上演了人力车夫风潮的一幕。史谦德写道：“如果国民党人像农村的共产党人，打破坚冰，深入到社会下层，或许符合其长远利益。但1927年之后，像李乐三、张寅卿这样勇敢的跳水者和泅渡者，在国民党阵营已是凤毛麟角，而在1929年之后，这样的人事实上不存在了。”与所有传统城市在现代化的进程下，因“城防”机制松动、破损出现混乱的情况一样，20年代的北京同样如此，但既有各种组织、机构会在新形势下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团结”以重建防御机制。对此史谦德又说：“中国的城市既无法孕育一场大革命，也不能产生一个有能力阻止其在农村崛起的国家。”但北京城市各种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和城市保障机制，又为1949年前后的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汪荣祖先生认为，此章结论精辟，评析深刻，其意义已远远突破了北京城市的范围。当然，读者在享用作者提供的历史叙事大餐之后，也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历史思考，赋予其更多的意义。

    历史叙事的魅力，不仅在于叙事大餐的烹饪是否丰盛精美，还在于享用之后能给读者多少启迪或回味，包括对作者回味的回味。作为一个读者，我此刻的回味是：当各种现代经济的、社会的机制变迁召唤着下层劳动民众的政治激情的同时，如果不能顾及、平衡甚或摧毁他们政治诉求中的实际经济利益，这种政治激情极易祭出传统的武库，演变成攻击和毁灭现代化设施的力量。造成这种毁灭力量的正是现代化发韧时与生俱来的社会和政治机制的自身弊病。从义和团的扒铁路、挖电杆到北京人力车夫们的砸电车，这种对于摧毁“物化”的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失败，同时也催生着中国革命者诉诸更加激进的现代化话语、动员民众以更加暴力的方式来摧毁这种弊病丛生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并对其“复辟”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也由此不能不走上一条探索独特的、充分兼顾“民生”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传统、地方社会的“迷宫”乃至其弊病，依然会在新的现代化道路上不断重构，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千奇百态的地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