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走出去说起

    ■刘书芳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曾说：“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汉学诗经学》丛书（四册），在充盈学术蕴味之余，为读者带来了别样的文学之旅，并体味在以往的某些时段，那些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与《诗经》有关的事情。

    《诗经》外传，兴起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从而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中国文明最先影响到周边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并形成了以中国文明为中心、进而自我完成的汉文化圈。由是，《诗经》作为儒家文化，于5世纪外传入朝鲜和日本，也较早传到印支半岛（现中南半岛）。最早的《诗经》西传，始于欧洲来华的传教士，而得以进入英语世界，则是通过16—17世纪入华耶稣会士介绍儒学的拉丁语、法语或西班牙语著作。尤其在《诗经》西传的近两百年间，这些传教士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推动者和《诗经》的最早译介者。

    不得不说，无论东亚还是西方，《诗经》作为儒家典籍外传初始，皆偏重于哲学和政治功能，而非其文学地位。这种建立在“实用性策略基础上”，“带有较多的权宜性的功利色彩”的文化交流，伴随着人类和谐与进步的推动，才逐渐将《诗经》研究从为政治作注脚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延伸至中国的历史、道德思想、文学等领域，并由此掀开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一页。

    《诗经》外传，其间经历了诸多不止与文化有关的事。

    汉学是发展的，这一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同样深受不同时代语境的极大影响。这里所说的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的历史变化。比如《诗经》和政治——东亚各国引入《诗经》,或借鉴中国经验采取文教政治，或在《诗经》诠释中安身立命以回归正统思想，无非想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承担起构建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使命；《诗经》西传之初，则试图将中国礼仪融合于宗教信仰，以证明儒家典籍中所“保存”的对神启教义的记载；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更是一开始就和国际战略、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

    比如“礼仪之争”和“历狱案”——任何一种文化被接受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副作用”。西方在认可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中西相别的“礼仪之争”：大多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容许中国基督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还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而西方则严重置疑该举是否符合基督教义；而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激烈的中西历法冲突：这些来华传教士大多具有渊博的知识修养，通常是当地最有才华的人，他们试图以自然科学影响中国受众，却被士大夫弹劾图谋不轨，从而爆发了针对传教士的“历狱案”……这些中西文化的磨合促使这些入华传教士趋向和解，并在极力适应中国文化的同时开始大量撰写著作，以向欧洲人介绍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

    再比如鸦片战争与汉学研究——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前从未涉足中国的英美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这些写满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的商业利益和传教实践，一方面为汉学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且极大地推动了英美汉学的兴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香港、上海、广州等地成立和创办了很多从事汉学研究的学会与学报；而另一方面，商业利益所刺激的汉学研究，主要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

    《诗经》外传，其间有那么一些人，格外让人关注。

    先说韩鲜的儒者权近。朝鲜学者主要是通过对朱熹《诗集传》的再度阐释来传达诗经学观点，并呈现出独尊《诗集传》的研究态势，其开创者为权近。权近认为，《诗经》凝结了孔子感发善心、征创逸志的良苦用心，并指出《诗经》的编排与顺序包含了孔子对治世之教化、乱世之惩戒以及变乱世为治世的期待。他还着眼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统治秩序，将《诗经》作为政治教科书，宣扬其义理，强调其教化与垂戒功用。

    再说《诗经》西传的最早译者利玛窦。1540年西班牙、葡萄牙的传教士来华，开始了最早时期的耶稣会传教活动。至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则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开垦”——他不仅著书立说，还把中国文化经典译成了西文。这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并使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重要影响。至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还有英国汉学家琼斯，18世纪的英国的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并未涉足中国，但是因为受到法国人推崇儒家思想之风的影响，开始研究儒家典籍。琼斯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语言学家，特别擅长比较语言学，他曾与居住海外的中国人有实际的接触，并在这些接触中学习汉语词汇。他最迷恋中国的《诗经》，同时也迷恋《诗经》中的汉字，是第一位尝试直接阅读《诗经》原文，并计划直接从中文翻译《诗经》的英国人。而琼斯对《诗经》作品的推崇，代表了欧洲汉学史研究关注焦点从道德价值向文学价值的转移。

    顺便说一说《诗经》的奇葩译者。一个是英国汉学家金斯密。他开创了“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并根据自己所认识的不甚准确的粤语读音，试图重构他心目中的《诗经》梵语读音，甚至把《诗经》中的历史人物翻译成了天象星座和印度神话，可谓异想天开。另一个是美国汉学家庞德。他热衷于使用拆字法翻译《诗经》，不仅充满了对汉字的一知半解和美好想象，更是意向派诗人对《诗经》的一次改写和再创作。

    《诗经》外传，还产生了许多相关的著作，如《诗经名物图解》《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之研究》等。《诗经》，似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而流出的活水，在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了既葆有中国文化因子，又蕴含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诗经学”。“半亩方塘一鉴开”，不失源头活水，方能保持永久的清澈澄明。文化交流也要求异求新，才能有日新月异的进步，而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