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曾为家，三顾在南阳

    ■张立敏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结束躬耕生活不仅是诸葛亮人生经历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也是刘备蜀汉政权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同时还是引发东汉末年到三国魏晋时局演变的重要事件，历来受到关注。然而刘备三顾茅庐事件的发生地即诸葛亮当时的躬耕地在哪里，是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阳，这个难解之谜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教材处理和人们日常讨论中，常常见到意见相左的论争。在经济繁荣发展与市场强劲推动下，多地出现争夺名人出生地现象，诸葛亮躬耕地争议问题是否也属于这样性质？ 既然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为何又会出现襄阳的说法？ 如何看待历来南阳和襄阳两地盛行的三顾茅庐故事和既有的相关历史文化遗迹？

    一、争议的出现绝非经济与市场的推动

    1978年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是当时现实矛盾引发的史学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三国演义》纪念邮票的发行，出现了《“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丁宝斋撰，《集邮》1989年第4期）、《“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张晓刚、王玉君撰，《集邮》1989年第10期）以及《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一桩在邮票孕育中引发的历史悬案》（杨林、孙丽丽撰，《集邮》1990年第4期）争论文章。鉴于历史问题引发现实问题，“史学界有责任加以澄清”，因而武汉、成都、北京史学界召开讨论会。讨论中，出现一种后来一度盛行的说法，认为躬耕地问题的出现是从《三国演义》纪念邮票开始的，即：“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还是襄阳的问题，有人说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好像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悬案没解决。我认为这是向来没有疑义的问题。”（1990年3月15 日，谭其骧在上海史学界举行的“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金泰整理《谭其骧论南阳躬耕地》，高士楚、龚强华、丁宝斋、李克勤编《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其中，一些人认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出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搭台”有关（高巍：《“故里”打架，诸葛亮不急》，《中国文化报》2016年9月6日第3版）。这种说法是有待修正。关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争论绝不是因当前社会现实问题引发、在经济与市场作用下出现的现象，而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历史现象。

    关于刘备三顾茅庐与自己躬耕地，诸葛亮虽然明言躬耕地、三顾茅庐的地点在南阳，然而未点明具体地点。东晋时期，在王隐《蜀记》、习凿齿《汉晋春秋》中出现了诸葛亮故居的记载，随后郦道元《水经注》明确指出三顾茅庐的所在地为今襄阳隆中。不过，直至唐代，南阳三顾茅庐所在地的说法仍然占主导地位，李白在《南都行》叙述：“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李白撰，安旗、薛天纬、阎琦、房日晰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卷三《南都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99页）杜甫在《武侯庙》中说：“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六《武侯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28页）汪遵《南阳》有“陆困泥蟠未适从。岂妨耕稼隐高踪。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百二汪遵《南阳》，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955页）的抒怀。现存成都武侯祠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为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所立，碑文由曾任监察御史、宰相的裴度所撰，柳公权之兄柳公绰所书。碑文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未从虎，时称卧龙。”（青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成都市西城区志》，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元代，仁宗皇庆元年(1312)秋，程钜夫《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记述：“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有观点如刘庞生《诸葛亮草庐故居地望综观》（《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以为争论源于元代，是错误的）据《敕建南阳诸葛书院碑记》，武宗至大二年（1309），河南平章政事何玮到南阳谒诸葛亮祠，令南阳地方官扩建，仁宗延祐二年（1315）经中书平章政事与翰林院集议，赐南阳诸葛亮祠为“武侯祠”。儒学教授王谦在《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庙碑》中称：“距南阳治城西七里，有岗曰卧龙，俗以为武侯隐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区，起屋四楹，绘像而祠焉。”（张鹏翮：《忠武志》卷六，康熙冰雪堂刻本，第20a页）

    明代杨应奎在《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中说：“南阳郡城西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岗，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之地也。”（柳玉东：《卧龙岗武侯祠碑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李东阳在《重修诸葛武侯祠记》中称：“南阳城西五里卧龙岗，为草庐旧址，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柳玉东：《卧龙岗武侯祠碑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朱瓘在《重修诸葛武侯祠记》中称：“南阳县治之西，去城六七里许，有岗曰卧龙，旧有诸葛武侯祠，岁久就圮。”（柳玉东：《卧龙岗武侯祠碑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叶桂章在《助修武侯祠宇记》中称：“嘉靖乙酉岁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阳。暇日，得晋拜武侯祠于卧龙岗。岗在郡城西南可十里许，丛竹萧萧，古树森映……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柳玉东：《卧龙岗武侯祠碑刻》，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清代顾炎武《肇域志》“河南·南阳府·南阳县”条记载：“卧龙岗，在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诸葛孔明草庐在其内。今即其地为祠。”（顾炎武：《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0页）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南阳县”条记载：“卧龙岗在城西南七里……相传孔明草庐在其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04页）明、清两朝官修统志，除载有襄阳故居外，同时又载南阳故居，两说并存，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

    由于历史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经济文化关联日益密切，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些不同地域争夺文化名人的现象。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简单地归结于经济利益主导下的文化竞争是不合适的。尤其是，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历史上早已存在。当前该论辩不免有经济利益因素在内，但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历史事件真伪与诸葛亮精神文化地域化，涉及当地文化认同与归属问题。

    二、今襄阳隆中不属于当时的南阳

    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躬耕地的记载，权威的材料莫过于诸葛亮本人的陈述，即：“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出师表》）。躬耕地、三顾草庐的所在地，虽然无法确指何处，但一定归属于当时的南阳郡，因而是否属于当时的南阳就成为最基本而重要的准则。

    诸葛亮躬耕南阳之时，三国割据局面尚未形成，因而行政区划依旧是遵循东汉的旧貌未做改变。当时国家行政划分上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南阳是郡级行政区，治所宛县，即今河南南阳市，辖境相当今河南熊耳山以南叶县、鲁山、内乡间和湖北大洪山以北应山、随县、襄阳间地以及陕西山阳等县地。南阳郡南邻南郡，二者同属于荆州。南郡原为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及其周围地区，辖境相当今湖北武汉以西，监利以北，四川巫山以东，湖北襄阳以南地区。

    通过汉朝到唐朝的历史文献阅读不难看出，东汉末年，南阳郡与南郡的分界线是汉水（今汉江）。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后汉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平荆州，置襄阳郡。自赤壁之败，魏失江陵，而荆州都督理无常处。吴将诸葛瑾、陆逊皆数入其境，自羊公镇襄阳，吴不复入。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水之侧，立南雍州。”（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二十一《山南道》二《襄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7页）南阳郡、南郡都是秦代所置，以汉江为界，东汉张衡在大赋中说南阳位于“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南都赋》）；东晋时期习凿齿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襄阳记》）（郦道元撰，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李南晖、徐桂秋点校：《京都大学藏钞本水经注疏》卷三十四江水二注引，辽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0页）因而南阳郡位于汉江之北，南郡在南。

    就行政区划来说，今湖北襄阳隆中位于汉水以南，在诸葛亮时代属于南郡，不属于南阳郡。

    三、习凿齿说的故居不是襄阳隆中

    实际上，今襄阳附近也有诸葛亮故居。最早的文献为西晋永兴元年（304），诸葛亮去世70年，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前往诸葛亮故居，立碑，并让李兴写祭文，“（李）兴之在（刘）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词理。”（《晋书》《李密传》附子兴传，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晋书》卷八十八《孝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6页）王隐《蜀记》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陈寿撰，裴松之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6页）从记述中可以看出，刘弘立碑的诸葛亮故居汉江北岸，故而说在“沔之阳”，因而这个故居在当时属于南阳郡，具体是当时的邓县，稍后习凿齿在《汉晋春秋》的记述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即：“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陈寿撰，裴松之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1页）据《水经注》，“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漹水注》）。《水经注》这一年号记载有误，一般认为是太和五年（370），此时上距永兴元年为66年。刘弘为荆州刺史，习凿齿为襄阳人，二人长期居住襄阳，因而对附近的诸葛亮故居了然于胸，他们所拜祭的是一个地方，这个故居与今天汉江南的襄阳隆中不是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距离今天的襄阳隆中非常近，距离当时的襄阳城二十里。

    从二人的记载来看，诸葛亮曾经在汉江以北距离今襄阳隆中不远的地方居住过，并且一度有房屋存留，这个住所东汉三国时期属于南阳郡邓县，今天属于湖北襄阳，然而它并不是今天的襄阳隆中。王隐和习凿齿的记述中，该地的确是诸葛亮故居，但没有在他们的记载中看到三顾茅庐的相关性叙述。北魏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时候，将三顾茅庐坐实，他说：

    “沔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八《沔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2页）

    从文字叙述上看，表面上看来郦道元所记述的是刘弘和习凿齿所祭拜过的诸葛亮故居，并且以诸葛亮与刘禅对话的形式宣示该地即为三顾茅庐处；“即此宅也”，现场感强烈，似乎是二人在诸葛亮旧斋对谈。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之后，会以这种方式和刘禅在故居话旧？ 这是可疑的。细审文意，竟然发现此处的故居并非是汉江以北的故居，既然汉江“历孔明旧宅北”，那么它就位于汉水之南，与“天子命我于沔之阳”的地理位置叙述不一致。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诸葛亮故居，已经不是王隐和习凿齿所记述的地点，虽然文字材料上他汲取了前两位的材料。这表明，从晋朝到北魏时期，人们观念中的襄阳附近诸葛亮故居，经历了一个变化，由汉江以北转移到汉江南，即今天的襄阳隆中。虽然两地离得很近，但是在魏晋时期却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前者属于南阳郡，后者属于南郡。虽然今天两地都属襄阳。

    四、湖北曾为家，三顾在南阳

    从已有文献分析可知，今襄阳隆中武侯祠作为诸葛亮躬耕和三顾茅庐纪念地，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它不是刘备三顾茅庐的所在地，它的出现与相距不远的一处诸葛亮故居有关。在三国和两晋时期，没有文献将它与三顾茅庐联系起来。严格地说，它之所以被视作三顾茅庐的地点，是因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不严谨记载。

    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卷五所述：“侯（诸葛亮）初亡，所在求为立庙，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道陌上……蜀亡，故将如黄权等先已在宛，其他族人当多相依，故南阳有侯祠所谓诸葛庵者，意亦道陌私祭之类。”（杨应奎修、张嘉谋校注《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卷五《祀典》，南阳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翻印民国本，第9页）宛即南阳郡治所今南阳市，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出现于诸葛亮病故不久，与黄权有关，最初属于私人祭祀性质。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刘备为汉中王时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讨伐东吴，他竭力反对，后来被迫投魏，拜镇南将军。获得诸葛亮凶信后，他便在南阳诸葛亮躬耕地建了诸葛庵，岁时祭祀。蜀国灭亡后，其他一些蜀国将领也携带族人搬迁到诸葛庵附近，寄托哀思。诸葛庵又被称为诸葛庐，一度久负盛名，有所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刘禹锡《陋室铭》）的说法。

    就历史事件来说，刘备三顾茅庐是历史真实，事件发生地点具有唯一性；但是三顾茅庐的传说与诸葛亮的躬耕生活已经超越了单纯历史事件的真伪层面，作为文化与精神财富，印在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两地的历史深处，成为当地人民群众历史文化认同、归属感乃至地域文化构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无论如何，以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真假唯一性来衡量、判断就显得苍白无力。诸葛亮幼年随叔父诸葛玄投奔刘表，不久叔父去世，开始游学与躬耕生活，因而他的故居也就不止一处。任何坚信一处故居而否认他处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诸葛亮襄阳住过，南阳也住过，两地都有家，两处都同样重要。虽然三顾茅庐发生在南阳，但诸葛亮的躬耕故事、刘备三顾茅庐的传说、二者所蕴含的文化认同、精神传承，属于两家所有。

    当顾嘉衡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写下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的时候，这位襄阳人、五任南阳知府内心一定感受到南阳、襄阳之间文化认同之间冲突。这副对联，不仅是一种文化认同与归属冲突之下矛盾调和与折中的策略，也蕴含着一种超越历史事件真伪唯一性的卓识，暗示着精神文化的传承，有其独特的规律性。正如流行南阳各地的关于王莽追刘秀的扳倒井传说，虽然这些地方刘备未必都去过，各地之间故事情节之间不乏冲突，但它们蕴含的文化内涵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