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的“隐德”

    周道振先生尘封三十年书稿，以诗、文、书、画为线索，完整记录文徵明卓绝风雅的一生。    

    三不应

    徵明返吴后，不问世事，以翰墨为乐。来求他诗、文、书、画的络绎不绝，门庭没有空闲的时候。有些邻居里人，拿了自己做的饼团之类的食品作为礼物，上门请徵明书画的，徵明总是欣然接受，乐于为之写画。

    但徵明也不是来者不拒。他早年就给自己定了个“书画三不应”的规矩。所谓三不应：一是宗室藩王不应，二是中贵官宦不应，三是外夷诸国不应。所以当刘瑾和宁王得势的时候，徵明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在两人失败后，查抄家产时，没有发现徵明的片纸只字。

    据说藩王中的周王备了古鼎古镜，徽王备了金宝瓶和其他礼物约值百金作为贽礼，差人送到徵明家里，说：“我们大王对先生没有什么请求，这些礼物只是表示我们大王敬慕先生的意思而已。请先生启封一看。”徵明说：“大王送的重礼，我是决不能受的。如果启封后再辞谢不受，那就不恭敬了。”坚持不肯打开一看，原封退还，连谢启也不必写了。这样就避免了和藩王通讯的嫌疑。

    另有一个唐王，他备了几锭金子，派了个承奉官捧到苏州，要求徵明画画。徵明坚决拒绝，不见承奉官，也不启看唐王的来信。这个承奉官在苏州流连了两天，没有办法，只好回去了。

    其实，还不止于“三不应”。翰林院里有一些官员，不是真正与徵明相知，而随便来要他写字绘画，他就不加理睬。就是有些来往的朋友，如果不是郑重提出要求，徵明也往往不肯轻易下笔。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到聂豹求画的事。

    何良俊是松江华亭人，字元朗，与弟良傅都是早有才名，和徵明都有交往。何良俊少时读书，二十年不下楼。他经过苏州，总要谒见文徵明。有时早晨到文家，徵明问他：“你吃过早饭没有？”何良俊回答说：“已经吃过了。如果老先生还没有吃，我陪老先生再吃一些。”何良俊想看徵明所藏书画，徵明总是亲到藏书室里捧四卷出来，展阅后，捧进去，再换四卷出来。如此往返三四次，都不厌倦。

    何良俊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谒选得南京翰林院孔目。从北京回南京时，聂豹官兵部尚书，做了一篇《赠翰林孔目何元朗至南都序》，序末说：“元朗素推衡山文先生，予老友也。归过吴门，为予道起居，并问兹所云者何如？”聂豹又写了两封信，托何良俊带到苏州，一封给文徵明，一封给王庭，并对何良俊说：“你替我求衡山画一幅画，你题首诗在上面，然后把画寄给我。”

    聂豹，字文蔚，吉安永丰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华亭知县，有善政。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在京师时，曾以所藏颜真卿《祭侄文稿》请徵明题跋。徵明曾将此稿摹了副本，后来刻入《停云馆帖》。聂豹于嘉靖九年自福建巡按出为苏州知府，因丁忧回家。

    何良俊到苏州后，带了聂豹的信去见文徵明，又把聂豹的赠序给他看。叙谈很融洽，但当何良俊提到聂豹求画之事，徵明顿时变色不乐，说：“这个人没有道理，过去他从来没有讲到要我的画，现在一做兵部尚书，就来讨画。”

    王庭是五十六岁从江西参议致仕回来的，这时候与文徵明、钱同爱等结了乡社，时时一起徜徉在湖山之间。何良俊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庭，恳求王庭从中斡旋。王庭听了后，连忙摇手说：“此老，我不惹他。”所以这幅画，何良俊始终没有求得。

    也就在这一年，陈鎏拿了祝允明应鄢茂卿所请为欧阳凤林写的手卷求徵明题跋。陈鎏，字子兼，号雨泉，吴人。他的父亲陈冕与徵明也有交往。陈冕比文徵明小一岁，没有做官。死后，徵明写了墓表。陈鎏为嘉靖十七年进士，授工部主事，仕终四川右布政使，有政声。善行草书，尤善写署书，即题写匾额之类。他为人大度豁达，很真率，在北京时，与欧阳凤林也要好。欧阳凤林是否是《明史》中《严嵩传》里所说的“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的欧阳必进，尚不可考。但与严嵩父子的心腹鄢懋卿交好，人品怎样，也已可知。所以徵明借口去昆山，由儿子文彭题了几句，敷衍过去。后六年，欧阳凤林又到苏州，仍想请徵明写题跋，徵明还是没有下笔。黄省曾跋云：

    后六年而欧翁复恳文夫子，遂淹匿斋头。忆昔欧翁两过吴，而不得文夫子一笔，此卷不能全二美也。

    达官贵人，文徵明是否都不肯为之作书画呢？ 那又不然。从明清人的一些记载里，可以知道他早年为礼部尚书吴宽画过《海月庵图》。吴宽是老师，也可算例外。他又为大学士李东阳画了《西涯图》，为南京礼部尚书乔宇画了《白岩图》。致仕后，徵明也曾为大学士徐阶画了《永锡难老图》，又为句容王玮画了《句曲山房图》。王玮，字克明，号克斋。当徵明在北京做官时，王玮官大理寺左寺副，曾请徵明画这幅图。不久徵明致仕返吴，王玮也升江西按察佥事离京。他历官有清操，到徵明七十二岁时，二人分别将近二十年，这时王玮官户部侍郎出督漕运。王玮寄信给徵明，重提旧事，徵明画了图并题了长诗寄他。这说明只要是正派人物，能以礼相求，徵明不会不肯的。

    此外，若是贫穷的读书人、老朋友的后人、亲戚中家境有困难的那些人求书画，徵明总是不加考虑就答应了。有时要求他多画一些或多写一些时，即使花一整天也没有厌倦的辞色。一些富商大贾或高官崇爵，他们虽富有金银珠宝，却没有办法求得徵明的一纸半幅。他们就用高价从穷书生、贫亲戚那里收买徵明的字画。所以家境比较窘寒的人，靠了这个办法来维持生活的，也大有人在。

    不拜客

    除了“书画三不应”之外，在人事应酬上，徵明又有不拜客和不受礼的原则。

    当时大小官员到苏州或经过苏州的，总要到文家拜访。有的人有所请教，也有些人以得到接见为荣。徵明就在厅堂接见来客，郑重拜谢，并讲明不去答拜。也就是说对那些到苏州上任的官员，就不再到官衙里去答拜，对那些过路的官员，就不到他的驿馆里或舟船上去答拜。所送的礼物，即使是抚按诸公的，也都辞谢不受。

    礼部尚书严嵩因事经过苏州，特地到曹家巷拜访文徵明。他在徵明家里逗留的时间很长，在分别时，徵明仍旧是在自家厅堂上向严嵩致谢，并说明不再到严嵩的官船去回拜。

    严嵩，字惟中，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进编修，因病告假，先后在钤山读书十年。所做的诗和古文辞，颇有清誉。他为人心性狭隘，治家纤啬，所以多数人不大看重他。他在南京官礼部尚书，五年没有升迁。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因贺万寿节到了北京。当时朝廷商议要重修《宋史》，所以就留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

    严嵩以为文徵明接待寻常过客，藉口向例，不肯到河下拜客，倒也罢了，像他这样的身份、名望，至少应该回谒一下。岂知他停留了两天，也不见徵明，心里着实生气。到了京里，和工部尚书顾璘谈起，就说：“文衡山为人极好，只是他与人没往来，自己说‘从来不到河下拜客’。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经过苏州，特地去看他，他却也不肯破例。”顾璘对严嵩说：“此其所以为文衡山，他如果不回拜别人，却特别来回拜你，还能算是文衡山吗？”

    其实文徵明也不是一概不拜客，就是在苏州的现任官员，徵明也曾去回拜过。南充王廷来苏州官知府时，就有这样的情况。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御史。因弹劾吏部尚书汪，谪官。嘉靖二十一年以工部侍郎任苏州知府。办事认真廉明，很得老百姓赞扬，把他比作宋朝的赵抃。后来官至左都御史，直节劲气，始终不变。

    王廷每月要到文徵明家里去三四次。去时，到曹家巷口，跟班的人留在巷口。王廷到文家门口，下轿子，到门房间换了便衣巾帽，径直去徵明的书房。既不待看门人进去通报，也不待主人出来迎接。王廷每次来访，常常盘桓到很晚。徵明与他谈文论艺，从来不谈俗事。也有人想求徵明在王廷面前请托些什么，徵明一概拒绝。说：“我与王公谈讲的，不涉及世务。如果稍涉干请，不但把自己看轻了，也看轻王公了。”每次留饭，也只是徵明家常吃的几个便菜，有时连荤菜也没有，王廷却也尽饱而去。

    王廷曾以二本册页请文徵明写《四体千字文》，虽是六月炎暑，徵明也动笔替他写了。《千字文》写好后，还有多余纸页，徵明就用行书写了他自己所做的诗。这两本册页，写了二十多天才写完。现在传世有徵明写给王廷十封短札，其中有几封是关于薛蕙墓碑的事。薛蕙死于嘉靖二十年正月，十月葬。王廷在二十一年到任，就请徵明做了《吏部郎中西原薛君墓碑铭》，并用古隶书写，在苏州刻石后，运到亳州去。其中有两札云：

    向辱车马临贶，仓卒不能为礼；顾劳称谢，寔深惭悚。承惠墓碑，领次多感。小字《千字文》四册漫往，或可副人事之乏耳，容易容易。徵明顿首上覆，郡尊相公南岷先生侍史。

    即刻敬叩钤阶报谒。王贰守先生却至庙中奉候。徵明顿首奉复祖父母大人南岷先生执事。谨空后。

    按，第二札中“报谒”即回拜；信尾“祖父母”是对本地长官的尊称。从此札中可知，就是在任的地方官员，文徵明也有报谒的例子。他的不拜客，仅是为某一些人，特别像严嵩这种官高而品卑的人物所设。《式古堂书画汇考》载姚绶《李商隐诗卷》后面有文徵明题辞：“嘉靖癸卯五月十又一日，徵明与魏君维翰同观于金阊舟中。”徵明去魏维翰舟中，是否为报谒，不得而知。但他确是到了来访者魏维翰停在金阊门外的舟中，同观了姚绶书卷并题了名。

    致王廷其他数札，是徵明因王廷赠他《旧唐书》《韦集》、凉席等而“领次知感”，是道谢的信札。

    文嘉《先君行略》说：“公平生最严于义利之辨，居家三十年，凡抚按诸公馈遗，悉却不受；虽违众不恤。”则也是非其人，就“悉却不受”了。

    拒撰寿诗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戊午，徵明已经八十九岁。这一年，上柱国华盖殿大学士严嵩七十九岁，天下大小官员，都在勾心斗角地准备明年为严阁老祝寿。

    苏州知府温景葵特地到文徵明家里，请他做寿诗。

    温景葵，山西大同人。举人，嘉靖三十五年以福建道监察御史升任。大概没有什么好的政迹，所以《苏州府志》没有把他写入《名宦传》，只在《历代郡守知府》中记录他于嘉靖三十八年升霸州副使去任。温景葵在嘉靖三十六年撰《苏州府学义田记》，由徵明行书，梁元寿镌石。

    严嵩自进京官礼部尚书后，专以柔媚、“恭谨”“朴诚”来事奉刚愎独断、猜忌好杀的世宗皇帝，并取得了世宗的信任。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进武英殿大学士后，君宠日固，凶焰日炽。在嘉靖二十七年杀都御史曾铣、大学士夏言；二十九年杀兵部尚书丁汝夔；三十四年杀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三十六年杀锦衣卫经历沈炼。文徵明在严嵩初进京官礼部尚书时，已借例不拜客而不到河下报谒，此时又怎肯为之撰寿诗呢？

    要文徵明为严嵩做寿诗这件事，前人并没有记录。但有文徵明给王庭的一件手札，虽然直到三百五十年后即清宣统元年（1909）才为李葆恂《三邕翠墨簃题跋》所著录，看来倒不是赝作。全文如下：

    昨蒙府公垂顾，命为介翁寿诗。徵明鄙劣之词，固不足为时轻重。老退林下三十余年，未尝敢以贱姓名通于卿相之门。今犬马之齿，逾八望九，去死不远，岂能强颜冒面，更为此事？ 昨承面命，不得控辞。终夕思之，中心耿耿。欲望阳湖转达此情，必望准免，以全鄙志。倘以唐突为罪，亦不得辞也。伏纸恳恳，徵明顿首恳告阳湖先生执事。前石川之事，执事所知，此亦可监。

    阳湖是王庭的号，冯时可《王参议小传》云：“温景葵来守苏，公（王庭）于温守，座主也，温执弟子礼甚谨，朔望岁有馈，皆不受。”温景葵上门来请徵明做寿诗，大概一时不能坚辞，心里却着实不愿意。于是要王庭利用“座主”这一层情面，代为转圜。徵明辞意虽宛转，却也很坚定，说即使温知府不痛快，也只好告罪了。信末附三句中，石川是昆山张寰的号，他曾请徵明做他父亲墓志，拿家藏书画请徵明鉴定题跋，陪友好来谒见，可能也有类似的请求，遭到徵明的拒绝。

    关于文徵明和严氏的关系，近人缪荃孙说：“严氏钤山堂所藏书画，是文氏父子替他鉴定的。”不清楚是什么根据。《钤山堂书画记》是文嘉编写的。不过这是严嵩父子家产被罚没以后，嘉靖四十四年，提学何宾涯叫文嘉去检查严氏书画时所作的记录。这时徵明已死了六年。当严氏声势熏灼，四方历年投献，以至巧取豪夺的书画必多。徵明既没有和严氏在京城往还的踪迹，严氏也断没有将所得书画拿到苏州来请他们鉴定的道理。

    从流传下来的《永锡难老图》看，可知文徵明也不是绝对不向时宰祝寿，这幅图就是向东阁大学士徐阶祝贺诞辰的。

    徐阶，字子升，号存斋。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廷试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那时徵明刚应贡进京，因荐授了翰林院待诏。论官阶，待诏是从九品，编修正七品。论科举，徵明是不第的老诸生，徐阶是探花及第。但徐阶并不因徵明是荐举或官卑职小而有所轻视，敬重徵明像同官和前辈一样。因为徐阶还没有结婚，所以朝廷准他归娶。又因父丧守制，服除，补故官。此时徵明已致仕归里了。嘉靖九年，徐阶对张璁建议撤去孔子被封的王号和以木主代替塑像，上表提了“三不必”“五不可”的理由，张璁怒责徐阶“背叛他”。徐阶说：“我没有依附你，谈不到背叛。”谪延平府推官。

    嘉靖二十一年王廷官苏州知府时，徐阶以江西提学副使进京，路过吴门，王廷特在竹堂寺设席相款，独请文徵明同席相陪。徐阶有信札提到此日情况：

    别后以初二日至姑苏。次日，与衡山、南岷饮竹堂寺。有僧颇能诗，出示沈石田、王守溪所题梅花卷，展诵数四。僧又摘花瀹茗，作诸清供。因留至暮，得衡山赠行诗一首而归。

    徵明所做赠行诗已失传。

    徐阶后自国子祭酒迁礼部右侍郎，改吏部。按照惯例，吏部官员一般接见其他官员时，不多讲话。而徐阶则是谦恭折节，在接见时，详问边害、吏治、民瘼等，因而得到各方面的好感。此后，嘉靖二十八年任礼部尚书起，十年中加太子太保，晋少保，兼东阁大学士，进柱国，晋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进吏部尚书。嘉靖三十六年，徵明应徐阶侄儿徐瑚的请求，画了《永锡难老图》，而且题诗云：

    经纶黄阁履忧端，五十才临鬓已斑。早际风云裨衮职，久依日月近龙颜。天教昌炽应难老，身系安危未许闲。白发野人何所颂？短章聊赋信南山。

    后面又题小识云：“大学士存斋先生，九月实维降诞之辰。从子瑚，索诗称庆。徵明于公，固有不能已于言者，既为制图，复赘短什。时嘉靖三十六年丁巳，长洲文徵明顿首上。”

    从徵明款识中，知徐瑚仅是“索诗称庆”，而徵明非但做诗，而且有图。次年温景葵为严嵩求寿诗而坚不可得，徵明的爱憎是很清楚的。

    此后徐阶支持邹应龙上表劾除了严嵩父子。他立朝有宰相风度，保全善类也多。在世宗死后，徐阶草遗诏，对斋醮、土木、珠宝、织作等事完全停止或罢除，因议“大礼”时得罪的人悉数复官。遗诏发表后，大家认为是一件盛事。

    涵养

    背后议论别人的长短，是一般人通病，但文徵明不这样，因此受到大家的推崇。他自己不背后说人是非，别人在他面前说旁人的好歹，他也不爱听，总是随即把话题转移开了，别人也就说不下去了。反正使人难堪的事，他总是不肯做。有一次，有人请他吃酒，随后又来了一位客人。主人问客人：“怎么来得这样晚？”这位客人说：“文衡山邀我去吃酒，留连很久，因此迟到了。”原来这位客人不认识文徵明，当面扯了个谎。在座的客人都暗中觉得好笑。文徵明惟恐有人说穿，随即起身，若无其事地自称“老张”，对主人说道：“有点不舒服，不能多坐，只好先走一步了。”主客会意，送出门外，徵明还暗暗叮嘱说：“诸君千万不要说明，否则人家日后面子上下不去。”

    又有人记录了一件故事，说是文徵明向一位往来较多的贵公子借过一百两银子，后来已经还清了。这位公子死后，他的父亲接连来看文徵明。徵明心想，他一定只知道这一次借款，但却不知道已还款。虽然他没有说出口，用意不问可知。不过，“死无对证”，别人不相信，难免是个话柄，还是不计较的好。因此，文徵明又设法借了一百两奉还。后来，公子的父亲在儿子书里意外看到写着收到文徵明还债的话，连忙退还了多要的银子。不用说，这人是又惊又愧。

    这件事，自然流传开了。在清人李果的笔下，是这样写的：

    儒生某，积馆谷五十金，强留先生所，权子母利，月请给之。后儒生年老，尽收其资。殁，而其子不知也，请于先生，先生如数应之。其夕，子梦父怒责曰：“文先生长者，吾往以失馆，尽归其资矣。麓中某书卷末，有次第笔记可稽也。亟以还，否，吾不祐汝。”其子乃以银归先生。先生曰：“若翁所存，固偿之矣。此五十金，以吾子窘，敬为故人助丧耳，勿辞。他日尔翁见梦，幸告以吾意。”

    以上轶事，有一些神怪气味。反正基本情况看来是一样的。

    李果在《书文衡山遗事》里还提到另一件文徵明隐瞒别人过失的事。

    郡有富室者，慕先生名，迎至家。方秋暑，酒罢，留先生宿。尽以席上银杯陈榻前，将以贻先生。先生端坐罗帏。一人突入，攫二杯去，盖坐客也。先生曰：“言之，其人绝交矣！”诘旦，留一简与阍者，绐曰：“杯，吾暂假去。”归而访知某工所制，经营半月，制以偿焉。

    在《长洲县志·人物》（乾隆十八年）的徵明本传里记下了情节相仿的事。说是徵明到一位大人物的家里去吃酒，吃了一半，在静室里休息。静室桌上放满了金、玉制的酒杯。有一个在筵席上唱曲的老艺人跟了进去，偷偷地拿了一只酒杯跑了。徵明看在眼里，没有作声。不过自己身处嫌疑之地，他回家后就写了封信给主人说：“昨日尊府的酒具模样很好，想仿做一个，因此随手拿了一个，叫我仆人带走了，一时忘了向你说明，务请原谅。”

    类似的“隐德”，文徵明一定不少，当时社会上流传也很多。他平生大节高尚，是人人所推崇的。有些事未免琐屑，在正式传记里就不一定都一一写进去了。

    徵明这些好事，当时就被人看作模范。王世贞《文先生传》说：“虽儒子亦习知先生名，至市井间强勉为善者，其曹戏之曰：‘汝岂文某耶？’”

    著名的唐寅会试科场案，牵涉都穆在内。据说都穆是暗中检举的人。唐和都均是文徵明的老朋友。后来唐寅终身不愿和都穆见面。此案经过，沈德潜《敝帚轩剩语》云：“此说得之吴中故老云。”秦酉岩《游石湖记事》说：“戊寅（万历六年）春初，看梅于吴中诸山，于楞伽山麓会雅宜先生子龙冈。龙冈，故六如唐先生子婿，为说唐先生事，漫识于左：……按此事绝无知者。少尝闻之陆蕙田先生，先生陆海观南之子，性迂怪，好谈吴中故实，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衡翁长者，口不谈人过。方语之时，词色俱厉，且言：人但知穆为文人，不知媢嫉反覆若此！ 此事盖实录也。”两书均说由“吴中故老”“口不谈人过”的文徵明嘴中传出。

    王龙冈，名子阳，徵明《王履吉墓志铭》云：“（王宠）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享年四十。子男一人子阳，太学生，娶唐氏，解元伯虎女。”

    唐寅的科场案，在当时是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以后到清朝纂修《明史》时，在《选举志》里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并说：“寅江左才士，戊午南闱第一，论者惜之。”但内中曲折情况，徵明没有去北京，当然不是目睹而是耳闻。王宠与唐寅间的交谊也很深，更何况又是儿女亲家。文徵明能耳闻到的，王宠也能听到。王子阳能从父亲王宠和妻子唐氏那里听到，不必从徵明的友人陆南的儿子陆蕙田那里知道事情经过。

    就在科场案发生后四年，阎起山撰《吴郡二科志》，在唐寅传中虽未详谈此事经过，但把唐寅在科场案结束后写给文徵明的长信全文附在传后。所以唐、都间这一段事实，实在不是“绝无知者”，而是早已流传人口。但是否是从文徵明嘴里传出，则是一个疑问。

    （本文摘自《文徵明传》，周道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第一版，定价：12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