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学研究的“井上范式”及其意义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号巽轩，是日本近代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宗教史，乃至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他的思想活动几乎对整个近代日本的学术生态都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巨大影响。我们编译的《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四卷本，包括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即标志着日本儒学研究“井上范式”生成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和编者新辑的集中反映井上中日儒学研究特色、思想倾向及其生平行履的《儒教中国与日本》，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选集的出版，也宣告了“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库”的问世，是编者十几年来执着追求和不断呼吁“回归原典，与史料肉搏”的学术理念与诺言的初步落实和兑现。

    编者为该选集所写的《编者的话》是这样结尾的：

    期待这套“选集”的出版，不仅能够为推进和反思日本儒学研究提供一份“原典”参考，更期待我们能够在充分消化、理解、批评“原典”的基础上，即经过一番与史料的“肉搏”之后，化“井上之学”为方法，为我们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思考与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时提供一些经验与教训。

    出版社将这段话印在了选集每一册的封底，足见其对编者学术理念的认同和对读书界的冀望。这里对其中提到的“井上之学”的特征与方法论意义，以其儒学研究为例略作说明，并将其置于近代日本思想的大脉络中审视其历史意义，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首先，从学术视野来看，井上之学可以说是“世界之学”。明治维新之初发布的五条誓文中就有“求知识于世界”的誓言。井上是首届东京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长期留学欧洲，回国之后任东京大学哲学科教授，长期讲授东西洋哲学。井上的日本儒学研究三部曲，是首次系统地以西方哲学观念和学术方法研究整理日本儒学的最初成果，奠定了近代学术史上日本儒学研究的“井上范式”，堪称日本儒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以世界的眼光看中日儒学，结合当时日本的现实需要，力图对儒学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评价和判断。比如对孔子的评价，一方面尊崇其为“世界圣人”，一方面也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对其进行再评价，比如对孔子的崇古主义、孝亲的不平等、宿命及迷信思想等进行了批判，而对传统儒学中的道义经济、伦理经济思想则进行大力宣传和弘扬（参见《儒教中国与日本》一书中所收录相关论文）。井上儒学研究的世界性，还体现在他运用西方的学术概念来分析传统儒学思想上，比如他分析日本阳明学之祖中江藤树的宇宙论，就用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概念来分析，指出：“藤树试图通过理气来解释世界，此乃二元论，即与朱子的世界观无异，然而，藤树论说理气之妙合，进而主张理气共为上帝具有的两种属性，几乎与斯宾诺莎氏主张的心意与物质为万有本体之属性相近，与一元世界观不谋而合。”（《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译本第31-32页）再如对中江藤树的、也是中日阳明学的重要概念“良知”，他从宗教的层面来理解，指出“藤树所谓的良知即为绝对，如基督教的神，婆罗门教的梵天，佛教的如来。要而言之，藤树思考上帝的内在，使之与良知合一，因此，他时常使良知超越经验性的范畴，赋予良知神秘的意义。”（同上，第47页）可看出，井上重视寻找儒学观念与东西方世界哲学与宗教观念的共通之处，以便论证其普遍意义。

    其次，从方法上看，井上之学可以说是“融合之学”。这种方法论的自觉他专门写进了自己的学术总结《明治哲学界的回顾》中，他说：“我在专攻西洋哲学的同时，也不懈怠东洋哲学的研究，企图两者融合统一，努力以此为己任。这一方法论是我在思想界最着力主张的观点。”（《儒教中国与日本》，第430页）“融合”不仅是他强调的方法，也是他的理论核心。熟悉井上之学的读者都知道他为理解世界的真相所提出的“现象即实在论”的哲学命题。简而言之，他认为现象与实在不是割裂的，两者的统一不是“混同”，而是“融合”，是超越二元对立的“圆融相即”，是“融合的实在论”（同上，参见第420-423页）这种理论既有西方哲学的背景，也有佛教哲学的背景。这种实在，不只是作为解释世界的原理，而是作为人类的终极理想，亦如他在《东洋哲学的异同及融合》一文中所言，也就如同康德的“绝对命令”，在儒学里他认为就是《中庸》里“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人格。（同上，第308-309页）这样看，井上的这种“融合”之学，既是方法，也是理论，更是实践。“普遍妥当的道德律”的理念，他认为在儒学、佛教和基督教都是相通的，“是贯穿古今东西，亘古不变的”。（《日本朱子学派哲学之研究》序）在他看来，人类文明，包括未来伦理与宗教的发展，是伦理不断宗教化、宗教不断伦理化，直至达到“理想的伦理的宗教”的境界。（《儒教中国与日本》，第425-426页）

    再者，从目的上看，井上之学也是实用之学。一方面如阳明学一样，井上哲次郎也重视实践和事功，他推崇阳明学的“重实际，贵实践”，努力阐发王阳明思想中“实用主义的性质”（同上，第202、203页），指出：“阳明学是一种融合儒、佛二教优点形成的实践性的道德，体现在现实的事业中。我认为，要开拓孔子之后的文明，阳明学参与其中必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同上，第214页）同时，井上反对功利主义，以儒家的经济思想为例，他将主张功利主义的子夏、荀子、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排除出儒家的正统体系，贬为旁系。而盛赞曾子、子思、孟子，朱子、王阳明等正统体系的儒家都是如孔子那样，以道德为第一，以经济、功利为第二的。井上所要弘扬的儒家经济思想是将功利主义排除在外的。他相信“可以凭此儒教经济之思想，大幅修正以后的经济学，取得一番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不能只学习西洋的经济学，一味地行功利主义之一途。而必须要将儒教经济考虑进去，或者毋宁将之作为基础根本，努力组织起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同上，第287、294-295页）。井上在《明治哲学界的回顾》中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为“理想主义者”（同上，第418-420页），道德理想主义也是他的追求。

    井上哲次郎1890年留学回国，正值《教育敕语》颁布，被政府委以重任，为《教育敕语》做官方的解说，第二年所著《敕语衍义》出版，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学者”。“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成为其“衍义”的两大核心。他的儒学研究从目的上说，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要发掘日本传统的思想资源用以强化“敕语体系”并对其进行理论粉饰，这种工作在当时美其名曰“国民道德论”——井上是这种论调的积极鼓吹者和实际推进者。他的理想主义被绑上了国家主义的战车。

    从学问的最终归趣而言，井上之学也是皇国之学。上述明治维新五条誓文最后一条，“求知识于世界”还只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大振皇基”。前后联系起来，包括学术思想在内的近代日本精神生态的全貌可以说都涵盖在这一句话中了。井上哲次郎等人的世界视野、贯通东西的学养和满腹经纶，最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化成了为“振起皇基”或做铺垫或做粉饰的背景与道具。比如对“孝”的理解，井上哲次郎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借分析中江藤树思想之机，将“孝”的思想与“祖先教”联系起来，说“藤树在建设一种深远的祖先教”（第69页），其实是井上哲次郎们自己在建设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即家族制的皇国史观。“孝”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井上认为“孝乃祖先教（Ahnenkul⁃tus）之纲常”，强调日本民族“具有古今一贯的血统，现在的国民继承祖先，子孙又继承现在的国民，越来越发达，因此，孝之教对日本民族的命运关系重大”。（同上，第93页）后来井上哲次郎在《释明教育敕语衍义》一书中就明确承认“国民道德的研究即是《教育敕语》的解释”，“是从日本的国体、家族制度、祖先崇拜、武士道这样的立场出发，对可以称得上《教育敕语》背景的方面进行研究、解释”。（《儒教中国与日本》第76页）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战事的扩大，他也马不停蹄地追赶着时代的步伐，他的日本精神论、武士道论、国体论的著作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为了维护日本“国体的尊严”，他早年不惜向基督教“开炮”，酿成著名的“内村鉴三不敬事件”（1891年），未料到晚年他自己也深陷“笔祸事件”（1926年），被视为“不敬汉”。尽管遭此打击，他不仅没有消沉，反而更加勇猛精进。为此，我十年前曾经在拙著《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评价他“活现了近代日本思想史发展的一个侧面”（第115页）。现在四卷本的《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出版了，我相信即便仅仅从他的儒学研究方面的“业绩”看，也可以说井上之学是研究近代日本学术生态的典型的活样本。

    井上哲次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前一年去世了。他或许是幸运的，能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识形态的美梦里。他一生尽职尽责、勤勤恳恳、无怨无悔，甚至是自信豪迈地维护着他的时代和自己的美梦，留下了大量的打上鲜明时代烙印的著作。当然，我们更幸运，不仅可以通过研读他的著作了解他和他的时代，而且可以从他的迷梦里走出，思考和反省新的时代。

    （作者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