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的故事

    2021年3月27日，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公布了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目录，其中有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鲁迅送给毛主席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第九十五本）。这本画册的背后有一段传奇故事。

    一、鲁迅为纪念柔石并声援柯勒惠支而自费编印了《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

    1931年2月7日夜，柔石（1902年9月28日-1931年2月7日）等24位共产党员在龙华监狱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鲁迅得到柔石的死讯后非常悲痛，和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一起冒着风险编印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4月25日出版）。鲁迅不仅撰写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悼念文章，而且撰写了《柔石小传》。鲁迅在悼念文章中指出：“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7月30日，丁玲随同冯雪峰为筹备“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拜访鲁迅，鲁迅提供了德国版画家柯 勒 惠 支 (Kathe Kollwitz，1867-1945)的木刻作品《牺牲》（刻画了一个母亲悲哀地闭上眼睛，双手交出自己孩子的情景）和墨西哥画家理惠拉（Diego Rivera，通译“里维拉”，1886-1957）的壁画《贫人之夜》等美术作品作为《北斗》杂志的插图。9月20日出版的《北斗》杂志创刊号在扉页刊登了柯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牺牲》，并刊登了鲁迅撰写的《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这也是国内报刊首次介绍柯勒惠支的木刻作品。鲁迅后来在1936年4月7日撰写的《写于深夜里》一文中特地说明了在《北斗》杂志刊登柯勒惠支木刻作品《牺牲》的原因：柔石牺牲后，“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1933年2月7日至8日是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日，鲁迅特地在这两天撰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表达对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逝世的怀念：“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在“左联”五烈士中，鲁迅只和柔石比较熟悉，并在这篇文章中评价柔石是“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因此，这篇文章在《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4月1日出版）发表时，不仅刊登了柔石的一张照片和一幅手稿，而且也同时刊登了柯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牺牲》。很显然，鲁迅感到柯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牺牲》能表达出他对柔石的纪念之情。

    从鲁迅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在1930年7月15日收到了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寄来的柯勒惠支的版画集，由此对柯勒惠支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请徐诗荃继续搜集柯勒惠支的版画，而且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情报人员）的关系直接购买柯勒惠支签名的版画作品原拓本。1935年9月，鲁迅决定将自己搜集的柯勒惠支版画作品编辑成《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鲁迅不仅为这本版画集的出版投入了较多的金钱，而且也为这本版画集的出版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鲁迅日记可以看出，鲁迅不仅花费大量的经费从德国购买柯勒惠支的版画的原拓本，而且决定将这些原拓本寄送到北平的故宫印刷厂用柯罗版的形式按照拓本的原大尺寸印刷，从而确保印本能最大程度体现原作的艺术特色。鲁迅收到印刷好的版画散张之后，又抱病亲自整理排序、添加衬纸、设计封面、书写广告，然后委托友人吴郎西帮助找印刷厂装订成册，以假托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鲁迅在1936年7月23日收到了吴郎西送来的103本装订好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并在7月27日签名将一本《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赠送给来访的老友许寿裳（季巿）：“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巿一册，以为记念耳。”《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可以说是鲁迅编辑出版的版画集中印刷最为精美的版画集了，鲁迅之所以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自费出版《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是为了纪念柔石逝世五周年并声援正处于纳粹暴政统治之下的柯勒惠支。

    虽然柔石旁听过鲁迅在北京大学的讲课，但是两人的交往开始于1928年9月。当时柔石在同学王方仁、崔真吾（这两位也是鲁迅在厦门大学执教时指导过的学生文学社团“泱泱社”的成员）的带领下拜访鲁迅，后来这三位青年与鲁迅、许广平共同组建了朝华社，并出版《朝华》周刊。在鲁迅的指导下，朝华社在1921年1月到4月陆续编辑出版了“艺苑朝华”丛刊来介绍外国的版画作品，包括《近代木刻选集》（1，2）和《蕗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鲁迅为这四本画册撰写了序言，其中鲁迅在1929年1月20日撰写的《〈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中指出木刻虽然起源于中国，但是中国木刻性质上属于复制木刻。中国木刻在传到欧洲之后，欧洲在十九世纪中叶逐渐从复制木刻转变为“创作木刻”。鲁迅希望通过输入欧洲的“创作木刻”作品来提倡“木刻的回国”，在中国形成“创作木刻”的潮流。可以说，中国三十年代逐渐兴起的新兴木刻运动即“创作木刻”就是开始于鲁迅在这篇序言中发出的倡议。

    但是因为受到不良商人的欺骗，这四本画册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较差，因此导致朝华社因经营不善而停办。后来柔石把已经编好的《新俄画选》交给光华书局在1930年5月出版，不过这本画册的印刷质量也不太好。柔石为这几次印刷画册都失败的事情而闷闷不乐。1931年1月17日，柔石在参加党组织的一个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并在2月7日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但是他订购的一批欧洲版画作品，包括柯勒惠支的版画作品还没有寄到中国。鲁迅为了完成柔石的遗愿，继续搜集柯勒惠支的版画作品，并在1935年9月开始编印《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并决定用最精美的宣纸和最好的印刷方式柯罗版来出版这本画册，以此来纪念并告慰亡友柔石。

    鲁迅不仅欣赏柯勒惠支的版画作品，而且高度评价柯勒惠支对中国“左联”文艺运动的支持，他在1936年1月28日撰写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一文中指出：

    而且她（柯勒惠支）不但为周围的悲惨生活抗争，对于中国也没有像中国对于她那样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间，六个青年作家遇害之后，全世界的进步的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的时候，她也是署名的一个人。现在，用中国法计算作者的年龄，她已届七十岁了，这一本书的出版，虽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为她作一个小小的记念的罢。

    后来，鲁迅又在1936年4月7日撰写的《写于深夜里》（《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6年5月 出版）一文中用“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的小标题介绍柯勒惠支及其版画作品。鲁迅不仅指出了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对于中国青年艺术学徒和广大读者的参考价值，而且也点明了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是为了纪念柔石逝世五周年，同时也是以纪念柯勒惠支七十诞辰的方式来声援柯勒惠支：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开始执政，柯勒惠支在德国遭到了希特勒纳粹政权的迫害，不仅丧失了各种荣誉头衔和工作职位，而且也无法创作和发表美术作品，只能以沉默来应对恶劣的社会环境。鲁迅了解柯勒惠支的处境，认为“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所以通过在中国出版柯勒惠支的版画选集的方式来声援、支持远在德国的柯勒惠支。为了推动柯勒惠支版画作品在中国的传播，鲁迅不仅多次向木刻青年介绍柯勒惠支的版画作品，而且在《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注明“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在鲁迅的推动下，李桦、江丰等一批进步的木刻青年受到柯勒惠支的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风格的影响，创作出一批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木刻作品。

    二、中共地下交通员将鲁迅送给毛泽东主席的书送到陕北

    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陕北经西安抵达上海，不久就建立了从上海经中共在西安的秘密交通站再转到陕北的地下交通线，由此打通了中断已久的上海地下党与在陕北的党中央之间的联系。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冯雪峰从上海发给陕北党中央的报告，鲁迅曾经两次委托冯雪峰代办火腿等物品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转送给在陕北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那么，鲁迅在1936年7月23日才收到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是如何通过中共地下党的交通线从上海送到陕北的呢？

    1976年9月14日，时任西安市委书记的王林接受了鲁迅研究学者阎庆生等人的访问，回忆了他在1936年8月把鲁迅赠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书籍、食物等送到陕北的经过。据王林回忆，他在1936年6月作为中共北方局的交通员从天津经西安到达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之后，看到王林所拿的几份国统区出版的报纸，因此提出希望他能帮助买些书送到陕北。王林从陕北返回途径西安时遇到上海地下党到西安的交通员徐汉光：

    徐谈到他通过上海文联等关系和鲁迅先生有联系。我提出买书的事，他说他回到上海可以想办法。我和他约定买到了书请寄到西安，我当时住在东北军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的公馆，请看门人代我收。同时，我在北平通过西单商场等书铺关系买了一大批书，其中有《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大纲》一类书。又从天津和西安搜罗了一些旧小说。徐汉光在上海通过鲁迅的关系买的书（其中有很多古书），和鲁迅先生送给毛主席的火腿、肉松和巧克力糖等，装在一个大网篮里。大约在八月间，由徐汉光亲自或托人径送到了黄公馆。后来我在延安碰上徐汉光，他告诉我，这些书都是鲁迅先生亲自开的书目和选购的。由上海、北平、天津、西安四个地方买的全部书放在一起，共装了六麻袋，七、八百斤，由我通过东北军关系乘军用大卡车，经洛川运往延安（当时延安仍由东北军占领）。第二天，苏区派人来，带来了三个骡子驮书。晚上由延安出发，到安塞，再到保安，走了两天多，直接送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一看到送来的书，高兴得很，叫陆定一同志马上抄书单。哪些他留，哪些让大家看，让大家知道他那里留有什么书。毛主席郑重地告诉在场的同志，一点也不自私。当时，毛主席自己选书，确定哪些自己留下。他拿起这本翻翻，拿起那本也翻翻，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这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搞到手的！’鲁迅先生送的书，其中有好多本自己的书，有邹韬奋著的一本书，《大众生活》杂志一套，《世界知识》二、三十本，还有几本反动刊物《论语》《社会新闻》。鲁迅的书有《呐喊》《彷徨》等。还有几大本木刻集，可以折叠起来。还有不少《隋唐演义》一类的书。鲁迅先生送来的书和食物（火腿、肉松和巧克力糖等）一起放着，装了一麻袋。毛主席看见鲁迅送来的食物，沉思了一阵，大笑起来，风趣地说：‘可以大嚼一顿了’。”（王林《关于鲁迅给毛主席买书送食物的回忆》，阎庆生记录整理。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陕西人民出版1979年出版，第78-79页。）

    虽然有一些鲁迅研究学者认为王林的上述回忆内容存在多处失真之处，但是王林在上述回忆内容中特别提到了鲁迅这次送的书中“还有几大本木刻集，可以折叠起来”。而鲁迅编印过的版画集中开本较大的只有《梅菲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1931年月2出版）和《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1936年7月出版）这两种，很显然，鲁迅送给毛泽东的“可以折叠起来”的版画集很可能是《梅菲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和《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这两种。

    三、胡一川保存了《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并在1981年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1926年11月，胡一川（1910-2000）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时就聆听过鲁迅的演讲。1929年，胡一川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并在1930年加入“左翼”美术社团“一八艺社”。1930年夏，胡一川受到鲁迅的影响开始创作木刻，并成为有记录可查的国内最早创作木刻作品的人。（按：李允经先生在1989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在1930年7月开始创作木刻作品，而胡一川在1930年9月开始创作木刻作品，因此徐诗荃是创作中国新兴版画的第一人。但是笔者认为，徐诗荃的确早于胡一川开始创作木刻作品，不过徐诗荃在1930年7月寄给鲁迅的4幅木刻作品在1989年才被考证出来是他创作的，此外，徐诗荃后来也没有继续从事木刻创作，因此他在中国现代木刻史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从对于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的贡献的角度来说，胡一川应当被视为从事中国现代木刻创作的第一人。）1991年，胡一川在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60周年而撰写的《怀念》一文中说：

    我在木刻历程上的起步，就是鲁迅先生教导的结果。193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举办的暑期文艺讲习班，看到鲁迅编选、出版的外国木刻画册后，开始认识到，搞木刻创作，工具简单，便于复制、流传，是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我回到当时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后，就自己学着动手刻起木刻来了。

    1931年6月11日，胡一川携带“一八艺社”成员创作的美术作品来到上海，在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帮助下举办展览。这次展览展出了胡一川创作的《流离》《饥民》《征轮》等木刻作品，汪占非创作的一幅木刻作品《五死者》（亦名《纪念柔石等》），这也是国内艺术展览会首次展出木刻作品。鲁迅不仅捐款十五元资助“一八艺社”举办这次展览，而且为展览撰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胡一川在展览现场曾经见到已经看完展览正准备离开的鲁迅，但是因为太激动没有能够向鲁迅请教艺术创作问题。6月15日出版的“左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新闻》刊登了鲁迅撰写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配图是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胡一川创作的木刻作品《征轮》，这也是国内报刊首次发表中国木刻家创作的新兴木刻作品。

    胡一川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入狱，1936年出狱后回到厦门担任《星光日报》的木刻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胡一川从厦门出发辗转多地，在9月16日到达延安参加抗战工作，用木刻作品来宣传抗战。鲁迅在1930年2月25日撰写的《〈新俄画选〉小引》一文中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在延安艰苦的环境下，胡一川牢记鲁迅的教诲，充分发挥出木刻的宣传作用，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传单和街头海报，而且在1938年担任延安鲁艺美术部木刻课教员时在7月24日组建了鲁艺木刻研究班培养新生的木刻创作队伍，又在11月24日率领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赴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宣传抗日。胡一川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曾经多次作报告介绍木刻创作，每次都会特别介绍鲁迅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贡献。

    另外，据胡一川在1979年撰写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一文中的记载，在他于1937年到达延安不久，时任中央宣传部干部的朱光将鲁迅送给毛泽东的一本《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交给他保存：

    1937年，我到延安不久，在儿童剧团搞木刻，还把作品结合剧团的标语和海报贴到延安街头。有一天，在中宣部工作的朱光同志拿了一本《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给我说：“这是鲁迅先生寄给毛主席的，放在宣传部没人保管，现转送给你，由你保存吧。”1938年，我因组织鲁艺木刻工作团去敌后，就把这本画册交给马达代为保存。1941年，我回到延安后他又还给我。画集的后面印有这样一段文字（略）。

    其中的“九五”两字是鲁迅先生的亲笔。每当我捧读这本画集时，总是感到特别亲切和感动。我要好好地把这本珍贵的文物保存在身边以留纪念。（胡一川《回忆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载吴步乃、王观泉编《“一八艺社”纪念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7页）

    不过，查阅胡一川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日记，没有发现朱光将《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交给胡一川保存的相关内容。而胡一川在延安时期的日记中只有在194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有关于《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的记载：“我和S（按：胡一川的妻子黄君珊）已经把一些比较笨重的东西送到新市场卖掉了，因为已经规定每人只能带八斤重的行装。……我已经把珂罗[勒]惠支画从文协那里取回来了，它虽然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我还是喜爱着它。”（胡一川《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92页）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胡一川和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妻子黄君珊接到上级命令，在8月19日离开鲁迅艺术学院到中管局招待所集中，准备随鲁艺工作队途经国民党统治区到东北参加工作。在每人只能携带八斤重的行装的情况下，胡一川在8月21日到延安“文协”取回《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并在8月24日随鲁艺工作队出发。由此不仅可以看出胡一川非常珍惜这本鲁迅送给毛泽东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而且也可以证明鲁迅的确将新出版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送给在陕北的毛泽东。

    因为战争阻断了到东北的通道，胡一川按照上级的安排在张家口参加华北联大三部（文艺学院）的工作。1949年，胡一川作为军代表参加了接收天津艺术馆的工作，并率领华北联大三部（文艺学院）与徐悲鸿领导的北平艺专合并组建了中央美术学院，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党组书记兼教授。1953年，胡一川受命到武汉筹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1958年，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南迁到广州并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文革”期间，胡一川也遭到迫害，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并重新担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幸运的是，虽然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以及“文革”的冲击，胡一川辗转多地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这本《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并在1981年10月21日在广州的家中将这本鲁迅送给毛泽东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以及毛泽东签名发给胡一川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邀请函，胡一川等木刻家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木刻作品等共20件物品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这19件物品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其中有多件物品后来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进而在2021年3月27日被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列入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目录，成为国家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

    处于纳粹暴政统治下的德国版画家柯勒惠支的版画经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帮助从德国寄给中国文学家鲁迅，由此在中国上海出版了《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这充分体现了“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而这本《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在出版之后又经历了从上海到陕北，从陕北到张家口、天津、北京、武汉、广州、北京的曲折旅程：1936年7月，这本《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在上海出版时，不仅寄托了鲁迅对柔石的纪念之情，也表达了鲁迅声援德国版画家柯勒惠支的友情；1936年8月，这本版画集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从上海送到陕北时，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尊敬；1937年底，这本版画集转交到刚到延安不久的木刻家胡一川的手中，体现了中央领导人对青年木刻家的关怀；1945年8月，青年木刻家胡一川携带这本版画集从延安奔赴东北，体现出青年木刻家对鲁迅的尊敬和热爱；1981年10月，这本版画集被胡一川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体现出以胡一川为代表的延安木刻家对祖国的热爱对鲁迅的崇敬。这就是这本革命文物《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背后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