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与史诗的深情对话

    阅读《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有读者或许会想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所写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的确，那是一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品，以至于直到今天“光荣与梦想”依然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热词。但两者不只是书写的对象不同，而且从根本上说，作品的主题设置与价值、观照视角与取事、结构模式与叙事调性等也有着显见的差异。因此我在这里更愿意将《奋斗与辉煌》指认为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光荣与梦想》。《奋斗与辉煌》自有其历史逻辑、主题逻辑和叙事逻辑。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皇皇四卷合一百多万字，是一部超大的报告文学作品。“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具有非虚构“特性”的报告文学，由于其非虚构前置的规定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主体对于题材客体的观照与选择，奠定了作品叙事的基础性价值。《奋斗与辉煌》这部作品摄取的题材内容由其副题“广东小康叙事”给予了醒目的提示。摆脱贫困，建成小康中国，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首要而关键的一步。广东的小康叙事并不只是广东一域一隅的地方书写，而是中国小康宏大国家叙事中的一个典范样本。因此，作为国内第一部全景立体而体系化的小康建设的报告文学，在我看来，《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它是当代岭南的大史记，又是伟大中国梦的华彩篇章。作品以大量客观详备事实的生动叙述，通过广东这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典型，大写了中国小康建设的伟大成就，再现了民族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激扬起人类创造历史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从而富有说服力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其指涉的题材无疑具有宏大的史诗性，而在文本的建构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有着致力于与客体相适配的史诗模式营造的自觉。这是这部作品价值生成的支撑性置备。因此，从整体上看，作品的大构架是一种史诗与史诗的对话，即写作主体通过文本的有机组构，与对象客体之间建立起一种时空纵深开阔的述史模式，由此使客观实在的史诗转换成为具有主体性取向的非虚构叙事的史诗。

    《奋斗与辉煌》不只是高度重视作品结构整体性的史诗性设置，而且对结构的局部安排，对局部细节的设计也是十分精心。作者对作品开合所作的细部处理，具有极其重要的主题凸显和史诗性强化的作用。开篇和尾声在基调和蕴含等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叙事故事性、戏剧性和传奇性的张力，而这种反差和张力进一步制造了作品内在的史诗意义。